但我的如意算盘立刻就不灵了。到达家庭旅馆时，才发现这是个徒有虚名、供人中途歇脚的简陋小客栈。出于不知什么理由，旅馆不让我进门，只有几个酒鬼挤到窗口冲我莫名其妙瞎嚷一气。没办法，我只好逛回市区，一边寻思下一步怎么办。金钱来源突然枯竭，可供选择的手段不免大受影响。

那天在都柏林，除了几张纸、一支笔、家庭旅馆的地址、30欧元和迪克兰•法雷尔的电话号码之外，我简直一无所有。作为逃跑工具，这点东西可远远不够。唉，绝望中我想着，要是能有一张银行卡该多好！我脑中勾画着什么卡最好，最万无一失。突然，一张卡的样子跳入我脑海之中。

我停下脚步，坐到一张长凳上往深里想。手握纸笔，我等待更多灵感涌现。慢慢地，号码、日期、名字，逐一浮现出来。我一直忽略了自己过目不忘的神力，几乎忘记还有这本事。它的重现太是时候了，我简直欣喜若狂。

我草草记下所有信息，再次冲到一个互联网咖啡馆，通过Ｅxpedia网站迅速订了一家酒店。一切都在向好。我住进酒店，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点了送餐服务，满心期待明天的下一步行程。

钻进被窝睡觉时，我几乎感到有点对不住迪克兰•法雷尔，但他一定会很佩服我如此机灵地闯开一条生路。那晚过得可真舒服，一觉睡到凌晨五点左右。外面吵吵嚷嚷，夹杂着脚步声，然后周围的灯好像全亮了，我一睁眼，面前这人不是迪克兰•法雷尔是谁？

他站在那里一脸笑容打量着我，又打量客房。

“你好像待错地方了，卡斯特罗先生，”他说。我躺在床上，眯着眼看回去。

除了让我再次保释，他们无计可施，但这回却附加了诸多条件，我一时无法满足，只好乖乖让人给送到都柏林的克拉佛山监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保释只是早晚的事。我被关在外籍囚犯管理区，这是个相对宽松的监狱，刚建成不久。

官方的繁文缛节使我迟迟无法得到保释。我满心失望，反倒顾不上多想被囚的苦处了，再说有几个犯人和我还处得不错。但监狱毕竟是监狱。自由了五个月就再给抓进来，这可不在我为蒸蒸日上的欺诈事业筹划的前景之中。

2002年11月10号，我在克拉佛山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岁生日。监狱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份布丁，还允许我和家里通了一次电话，虽然电话本身说不上振奋人心。我不得不把被拘的事告诉爸妈，因为作为保释的一个条件，母亲需要在都柏林给我找个住处。自打上次从都柏林机场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就没跟我说过话，这回他接过电话，­干­巴巴说了声生日快乐。我知道他是强忍怒火没开骂，心里暗暗感激。

11月下旬，我接到通知，两周后保释。母亲在一个家庭旅馆给我订了五个晚上的房间，等候过堂。在都柏林分派给我的辩护律师断定，我这次几乎肯定要蹲一段时间。他这么一说反而使我拿定了主意，这回可没什么能拦住我逃跑了。

从克拉佛山出来，我乖乖去到那家家庭旅馆住了进去，因为还没从监狱迫害症中缓过来，担心迪克兰•法雷尔会盯梢。确定没人跟踪后，我就进了城。虽然身无分文，但我不想连累母亲，找她要钱帮我出逃。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是不得不再当一回小偷。

正是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都柏林一派冬日景象，到处都是圣诞装饰。我身上只有一件薄夹克，寒风刺骨，了无遮挡。走在大街上，我四处窥探机会下手，但连试几个酒吧都一无所获。后来我瞄准了一个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

一伙乘大巴的游客正准备离开。到处是人，吆喝服务员帮这帮那。接待前台一时空无一人，我经过时瞟了一眼，看到电脑键盘旁有一小叠单子。转身往回走时，我顺手抄起这叠东西塞到胳臂下，走出酒店。

转过街角，我找到一个电话亭，开始检视战利品。实在太漂亮了，就差直接拎来一袋钞票。一张张入住登记表格上，有各个银行卡持有人的详细信息，甚至还有家庭住址。这些纸头为我揭示的机会远远超乎意料之外。我立即拿起电话，把所剩无几的硬币投了一枚进去，请接线员帮我接通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

半小时后，我走进那家酒店，前台冷冷清清。看台子的男人似乎平易近人。我尽量不露声­色­。

“打扰了，”我小心翼翼，“我想我父亲给您打过电话了。对不起，也许我弄错了……”

“汤姆孙先生？”他问，眉毛抬了抬。

“是的，是的，我就是，”我回答说，故意使我支支吾吾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希望。

“别担心，汤姆孙先生。”他好像要拥抱我。“令尊为您订了一个房间，并授权我们预先付给你一些现金。不介意的话，您可否回答一下令尊设置的安全­性­问题？”

“噢，谢天谢地，”我眼睛往上翻了翻。

“行了，孩子，”他一只手从柜台上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爱尔兰警察一定会逮住那些杂种的。”

我直起腰板，顶住他的凝视。

“我也这么想，先生，但愿如此。”

那晚真开心，但我还是决定不离开客房。用的是假名，口袋里的钞票足以维持下一站行程，心里很踏实，再不怕又一位迪克兰•法雷尔来叫早。但我想还是别冒险为妙。第二天早晨我退了房，买了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一来御寒，二来简单伪装一下。

我向车站走去，跳上一列去贝尔法斯特的火车，沿途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也没碰到。我原以为车上多少会有护照检查之类的措施，还为此准备了一个复杂的悲惨故事，但一路上平安无事。火车驶出边境，抵达第一个车站，我知道自己成功逃脱了。

重新回到自由世界真令人愉快啊，在克拉佛山监狱逗留的短暂日子，我曾被迫与世隔离。与再次踏上全球冒险之旅相比，暂时不能回到爱尔兰，只能算一个小小的代价。

我飞到格拉斯哥，赶在圣诞节前几天回到家中，节日气氛正好暂时消解家里惯常的紧张空气。我先去护照办公室，解释说护照在爱尔兰被偷了（事实也差不了太多），申请到一本紧急替补护照。假日邮件意味着新卡一周多后才会寄到我手中，但是卡斯特罗家过得和和气气，一家四口不是吃吃喝喝，就是访亲拜友，再跟更多人凑在一起吃吃喝喝。

一天晚上，我从一个派对回家，很晚才上床，一觉睡得死死的，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信步走到前屋，父亲在看电视。我面对他坐下，他紧绷着脸，冷冷地看着我。我刚看清他手上拿了个信封，他已扬起手臂把它扔到我膝盖上。

“是给你的，”他咆哮着。

信封上印着银行的徽章，快递单上父亲签了字。该活动活动了。

看来有点奇怪，我又选择了加拿大。我想这恰恰说明我那时有多么自信。爱尔兰确实弄得我挺难受，但那是因为我一时糊涂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使得迪克兰•法雷尔顺藤摸瓜，挖到了更多信息。

在加拿大，不管是谁当时在那家酒店客房里等着抓我，都差点到手几千英镑。不过这实在说不上是什么“重金悬赏”的惊天大案。除此之外，我还是满喜欢多伦多的。在巴特尔菲尔德，从Expedia上看到光彩照人的爱德华国王酒店时，我就拿定了主意。去多伦多，而且当然，乘头等舱。

旅途很舒适。一到机场我就订了一辆豪华轿车，直奔酒店而去。坐在后座上品着香槟酒，想到上次在加拿大冒充情报局特工，头上脚下逃回机场的种种情形，我不禁笑出声来。而当时我本该打几个电话，查查手头上那些卡是否还可以用的。

甫到酒店，我抽出一张卡办理入住手续。刷卡器一阵乱响。服务员一头雾水，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转头想找人帮忙。

“等等，”我飞快地说，然后掏出钱夹，“我付现金得了。”

小小的波折，有惊无险，我把行李往房间一放，去了二楼贵宾俱乐部，这是专为酒店的知名客人准备的。我顺着挂满住店客人相片和签名的过道走下去，心里好不得意。艾尔维斯和披头士的品味准错不了。能跻身这样一个俱乐部，夫复何求？我朝商店走去，脚下如履春风。

刚开始，我还漫无目的，这件衣服试试，那双鞋子穿穿，但没过一会儿情形就有点失控了。口袋中揣满现金和银行卡，我非花掉不可。神经质般的­干­咳又开始了，虽然很不雅观而且引人注目，但我还是咳个不停。导购员们一脸迷茫，看我两手堆满了衣服还在东指西点，根本不听她们就样式和尺寸彬彬有礼给出的建议。

商店开始打烊，我的血拼之行也得暂时告一段落了。穿过街道往回走时，我被一大堆购物袋压弯了腰，心嘭嘭直跳。我心里主要是快乐和成就感，但也夹杂着一点近乎疯狂的绝望和不安——这是我第一次有此体味，而且完全出其不意。我自我安慰说，不过是饥荒之后的盛宴，购物消化不良而已，很快就会好的。

我一门心思企望酒店的奢华能让我好好放松一下。大堂金碧辉煌，高贵华丽。电梯里充满古龙香水和雪茄的芬芳。走廊上铺的地毯，是我从未见过的厚重，走在上面，短毛向两边倒去，好像草地上一双鞋把青草分开。沉重的购物袋缠绕在一起，到得客房门口，我从口袋里掏出房卡，Сhā进卡槽。

您还记得吗？

安全提示(2)：在酒店里，绝不直接进客房，而是敲敲门说“打扫房间”。也许里面正有警察或保安守株待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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