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如果实施得当，是一种令人着魔，能使你出人头地的职业。它是对智力、决心和­精­力的考验，需要对自我提升的热爱——需要有变得更好的愿望，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你就会停止学习，而一旦停步不前，就该大难临头了。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脑中都会感觉到现实与虚幻交融混杂，漂浮不定；你还必须把这一点融会贯通于你的服饰、言语和走路的姿势中；它还涉及到永远不能写下来的人物、地点和名称；它可以用来使梦想成真，把你变成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它非常、非常困难，但也极其值得。

您也许已经从上一章的伦敦之行、笔记本等等体会到这一切的潜在价值，但您也看得出来，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很多条件不具备，当我返回格拉斯哥时，我发现没有时间、没有场地来找出解决办法。您瞧，我没有钱，没有工作。家里有死盯着我的爸妈，这就决定了我不得不想方设法躲开他们，躲开他们的询问。所以我必须离开家，必须弄到钱，于是我成了一个小偷。做小偷和诈骗水火不容，偷东西是野蛮、低俗、恐怖的代名词，但我别无选择。我成了小偷。

一个小偷的十大窃案

1我住在格拉斯哥大学一所大而破败的学生公寓里，一个个小房间令人压抑，但我觉得它对这时的我却挺合适。如果你不是学生，只要按月支付很便宜的租金就可以住进去，任何银行卡几乎不加审查就接受。城中心还有便利的小酒店，附带停车场，十分适合我每天的日程安排。简而言之，我的日程安排就是：起床，吃点东西，然后一整天做两件事——偷银行卡，取现，然后回去睡觉。为了弄到卡，我会搭乘巡回地铁或公车，在咖啡馆、酒吧和夜总会附近徘徊；至于取现，我会耐心物­色­管理比较松散的酒吧，员工忙这忙那无暇他顾的酒吧，那些地方人们不太在意签名，也不会在意一个邋里邋遢、买什么都刷卡的十七岁小伙子。

这种生存状态和捡破烂的差不多。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头一件事就是想上哪儿多弄一些卡，手边的卡是否还能用。一整天我都紧张得要崩溃，在格拉斯哥城里满世界小跑，躲避假想的追兵。晚上躺在床上，使劲回想在哪些酒吧里，刷卡不顺时员工会尴尬地道歉，而不是赶紧给银行打电话。

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我断定是警察。还真是。我就傻站在那个­阴­湿寒冷的小房间里束手就擒，衣服撒了一地。我被带回警署，提起控罪，然后就放了。临出门，做笔录的警官说他肯定还会见到我。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赢了个彩头似的。

2眼看要到圣诞节,我好久没回家，爸妈那边我的说法是在这里找了个临时工作。我在格拉斯哥周围专找廉价酒店过夜，但即便如此，每天也得弄到大约100英镑才能勉强度日。这几个星期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是我逐渐摸到了返款系统的门道。口袋里还有些钱，有几张信用卡还好使。我并不急于见到爸妈，因为很清楚警察这会儿一定对我近期的恶作剧有所察觉，大概正守株待兔呢。

我断定最好的办法是设法转移一点注意力，想出的主意却很馊。我用一张还能用的信用卡租了一辆带司机的宾利。早上8点，一个司机驾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靓车来到格拉斯哥市中心一个小酒店接我，竭力掩饰满脸困惑却效果甚微。车后座宽敞无比，我拉下椅背上的餐板，摊开报纸，一边指示他往爱丁堡开。到地方后我让司机绕城兜了几圈，然后停在几家高档服装店门口，胡乱买了一堆东西。

给每个人买好昂贵礼物后，就该衣锦荣归了，于是我们又开回格拉斯哥。司机对巴特尔菲尔德不怎么熟悉，我指点他穿过大街小巷，一路上，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无不惊诧莫名。司机好不费劲才挤过不断聚集起来的人群。到家了，我让司机不停按喇叭，直到妈妈出现在窗前。我钻出车子，傻乎乎咧嘴笑着，高举购物袋给她看。她看看袋子，看看车，再看看我，然后摇摇头，拉上窗帘。

3我站在格拉斯哥城南一座公交站，想着晚上去哪里住。公交车开来，我上车买票，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车上只有一个身穿羊皮夹克的乘客，看我在他对面坐下，还翘起拇指向我致意。他头戴凯尔特队围巾，浑身啤酒味。不一会儿，他的头慢慢斜向肩膀，一两分钟后我再看他，人已经睡着了。羊皮夹克的侧边口袋中，一只钱包清晰可见。我从椅子上起身，不着痕迹地夹出钱包，快步走向车门。眼看着车站越来越近，30米、20米、10米，这时他叫了起来，

“嘿！”

我观察安全镜中司机的脸，他没有反应。5米。公交车减速，停了下来。

“嘿，你！”

司机转过头来，不明白是谁在叫，我站在他座椅一侧，挡住身后的视线。

“谢谢”，我对司机说。

“没事儿”，他边说边打开车门。

我跳下车门，一路小跑，耳边传来刹车松开、车子开动的声音。我停下步子看车。车驶过身边，那人了起来，拳头敲打着窗户，嘴不停地动，但脸上并没有愤怒的样子。他就那样站在车窗后驶过我身旁，看上去有些失落，还有些受伤。

4a清早6点，我在城郊结合处一个派对上偷了一张信用卡，叫了辆出租车径直开到格拉斯哥皇后大街火车站，搭最早一班车去了爱丁堡。我走上威福利车站台阶，来到巴莫拉尔酒店门外。仪表堂堂的生意人们从里面涌出来，手拎皮制旅行包和西服袋。我身穿牛仔裤、T恤衫，昨晚没洗澡，手里没有任何称得上行李的东西。一天刚开始，王子大街人行道挤满了上班族，马路上公车和出租车川流不息。我闪身躲开一个打手机的男人，硬着头皮往前走，上台阶，通过旋转门，来到接待台前。女接待员看到我走近，面­色­愈来愈警觉。她正要开口，却给我抢了先……

“请开个房间,”

她皱起眉头。

“我用……这个付款。”说着我掏出新卡，重重放到亮闪闪的玻璃桌台上。

十分钟后，我坐进一间小屋，面对一个保安。他皮肤发红，浑身冒汗，随着呼吸慢慢平稳，肩膀一上一下。惊恐之下一通奔逃后，我也累坏了，一只手还在一个街灯柱上刮伤了。

二十分钟后，我身处盖菲尔德广场警署，警方对我提起控罪，然后放了我，好让我去偷更多东西。

4b巴莫拉尔事件让我深受打击。我不愿再想伦敦，再想邦德街，再想在那些地方见过的人。那段日子本应是非凡生活的开始，本应标志着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但现在我却到这般田地，绞尽脑汁这里取现30英镑，那里鼓捣50英镑，好混过一天。我不得不天天出去偷信用卡，每天花好几个钟头盯着某个牺牲者鼓鼓囔囔的口袋，亲眼看到他本人。我渴望回到以前通过笔记本弄卡的时光，不必像现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为攫取战利品而弄脏双手。但我做不到。我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从哪里弄到信息，而且无法静下心来做好功课。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四处奔波。

然而有件事是我能做到的，那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于是我把谨小慎微扔到脑后，几周工夫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套阿玛尼西装、几件品克衬衫。原先我把威登包放在了家里，因为它跟我平常的打扮根本不相配。这时我让它重新服役。一天晚上，我在格拉斯哥假日酒店披挂停当。身穿阿玛尼站在镜前，一肩挂着威登包，一肩挂着笔记本电脑，一时间我自己都呆住了。先前那个眼神躲躲闪闪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富商。无论什么场合，这人肯定都能应付裕如。目光稍微还点游移，但我可以再下些功夫。

5我躺在艾尔城一家非常昏暗的旅馆床上，喝着速热巧克力饮料，看介绍利物浦一家叫做阿达菲酒店的记录片。显然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去处，虽然被时光磨去了一些棱角，对特定年纪的人群还是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上了去往利物浦的火车，在阿达菲酒店开了间总统套间。真不如还是呆在艾尔。这里的房间有股霉味，黑黢黢的，我一点不想久留，冲了个澡就直奔老城。

现在我在大多数场合都穿阿玛尼西装。披上这层皮，我就能以积极一点的心态看待自己可怜巴巴的生活，再说它也挺适合我的新说辞，那就是，本人是个酒店顾问。虽说这一职业挺不靠谱，却很少有人探问究竟，而且酒店顾问身份也能解释我的穿着、旅行、大手大脚刷卡的习惯。这天晚上在利物浦走进一家光鲜酒吧时，我也是穿着这身衣服。侍者态度蛮友好，不紧不慢为我调­鸡­尾酒的当儿，我便向他兜售自己的酒店顾问背景。那天不是周末，整晚上酒吧里基本就我们两人，一夜过去，处得满不错了。我给了他可观的一笔小费，告诉他第二天还去喝酒。

“早上好，德文先生，不好意思打搅您，但信用卡的付款细节出了点问题，能麻烦您下来一趟么？”

第二天早上在阿达菲酒店，我就是被这样一个电话吵醒的。德文先生的卡片躺在床头柜上，但德文先生显然已经发现卡不在他手中。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套上衣服，收拾好东西，小心翼翼打开门。没人。真是万幸，我心中暗想，一边穿过走廊，拐进消防楼梯，走下五层楼出门便来到酒店后面一条小胡同。身边的钱还够吃顿午饭，不过没用信用卡好使了，行李倒成了累赘，让我很难下手再去弄卡。我在好几个酒吧守株待兔都没等到机会。随着时间流逝，恐惧渐渐袭来。天­色­愈来愈晚，我终于找到了昨晚去过那家酒吧。算我运气好，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侍者。

我要了杯­鸡­尾酒，付账后身上剩下的钱全给侍者做了小费，然后在吧台前拨了个电话。

“他怎么？”我难以置信。“20分钟后他该来接我去机场的。我的信用卡还在他手里呢！”

酒吧侍者抬头看了看，似乎有些兴趣。

“那我怎么办？”我生气地责问。“我上哪儿过夜？”我摇着头，手Сhā进头发。“哦，天哪！”我叫道，挂断电话，把手机放进外套口袋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那位侍者家沙发上，侍者就站在我身旁。一个女人在他身后狐疑地瞥着我身边的西装和旅行包。

“嘿，伙计，”侍者说，挺难过的样子。“我们得上班去了，你看……”

“好，没问题，”我说。“我这就走。”

6我在曼彻斯特，从一家著名酒店的前台偷了两张信用卡，还在一家画廊从一个男人身上偷了一张，当时他正脱下外套，对儿子讲解。卡到手后，我徒步走到火车站，搭上去伦敦的火车。我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机器启动，出现我从互联网下载的一张屏保图片，太阳照在一小块沙滩上，光滑如丝，了无足迹。两棵棕榈树间，一张吊床垂下。我正待多看几眼，画面已切换到启动界面，我选了接龙游戏。

一路我都在玩游戏，车到伦敦，我下车走进优斯顿站繁忙的前庭。站在那里，我并未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突然间却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思绪和压力像矢雨一样袭来，我一时几乎晕厥过去。我把包扔到地上，双手掩住脸。衣服下面，能感觉到一粒粒汗珠渗出，与此同时，这场毫无来由的攻击缓了下来，逐渐成形。明白了原委，我垂下手；可是这明白，其可怕丝毫不亚于不明白。我站在那里，看着所有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去往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计划不同的生活，用手机跟不同的人通话——这时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我无事可做。

7这晚我在“谍影”酒吧，那是自称格拉斯哥档次最高的一家。打从在想象公司上班那些日子，我就是这里的常客，做起东来没完没了，风光无限的同时，也惹得不少人烦。当晚我醉得有点过分，胆子也忒大了点。我一连买了三轮酒，而且是用三张不同的信用卡、以三个不同的姓名付账。即便在最松懈、最不摆谱的地方，如此胆大妄为也难有好果子吃。

我递出第三张信用卡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收卡的是前两轮买单的同一个侍者。如果起先我谨慎些，这人或许不会注意到姓名的不同，但我刚才实在太放肆了。从镜子里能看见他走向刷卡机，然后半道停下来。他转身朝我走来，我则起身拼命冲向门口。酒吧里满是人，我连推带拉穿过一群群人，不远处大门已经在望。我闷头继续前冲，离门只有一两米处，还是让保安给逮住了。

那天晚上，躺在警署的拘押室里，我心想这回肯定要蹲监狱了。对我的控罪越来越多，而且多半我已经缺席了一次庭审。上次回家时，我看到床上有一沓像是官方的信件，直到离家也没打开。可吃完早饭，一切又和先前一样：提起控罪，在文件上签名，然后释放，重获自由身。连钱包里的钱都还给了我。我叫了辆出租车去皇后大街车站。司机把车开下马路牙子。

“去那儿­干­嘛了，”司机说，一边朝警署扬扬头。

“看一个客户，”我回答。“我是律师。”

“哦，是吗，嗯哪，”司机不咸不淡。

“他偷了好些信用卡。”

司机抬头看看我，“­干­嘛使？”

“喝酒，买衣服，下馆子，还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我说，看着车窗外寒冷清晨阳光中上班去的正常人，“还住高级酒店。”

“高级酒店！”他很吃惊，提高了嗓门。他大笑一声，从镜子里看我一眼，然后又一声大笑。

“这杂种，还真有胆儿！”

8经过一连好几周的不懈努力，我积攒了近三千英镑现金，为迄今最大胆的出击做好了准备。头二十块钱花在了从优斯顿车站出来的出租车上，我对要去的地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引得司机不时偷看我，搞不清这个毛头小伙子是何方神圣。地方到了，我起身下车，两个侍者上前帮我拿行李。其中一个推着行李车离开，另一个跳到我前面去开门。“欢迎来到里兹大酒店，先生，”他满脸放光，做出一个“请进”的漂亮的手势。

我做的准备可以说无懈可击。一切都是用现金预订的（650英镑，早餐和税费除外），用我自己的名字。入住手续毫无麻烦，我跟着门僮到了客房。房间装饰豪华，光鲜亮丽，氛围优美，比想象中还要好。我想白金汉宫应该正是如此，墙上是带花纹的壁纸，一屋子古董家具。我打发了门僮，然后走到俯瞰匹卡迪利广场的双开窗户前。地上，从出租车走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门僮正引他进酒店。我回到床上躺下。里兹大酒店。没人能碰我。没有信用卡牵扯进来，没人需要突然在口袋里东找西找，寻思卡跑哪儿去了。乌云散去，一片清澄。这就是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忍受煎熬的原因。来到这种地方。在去智利的飞机上透过灰­色­帘子惊鸿一瞥的那个世界，之后一直忽隐忽现，引逗得我神魂不安的那个世界。它就在这里，在我手中。如果我能­干­得再好一点，再聪明一点，我就会无时无刻不拥有它。

9刚出曼彻斯特城，在前往格拉斯哥的火车头等厢里，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我朝她笑笑，把信用卡递过去。我竭力全神贯注在报纸上，却很明白她在犹豫，翻来覆去地查看卡片。我能感觉到喉咙愈来愈痒，就在这时她把卡片还给了我。

“谢谢，旅途愉快，”她没多说什么，走了过去。

没过一会儿，扩音器响起来：

“哪位乘客有医护经验，请和乘务员联系。列车上有位乘客不舒服。”

我觉得挺很好笑，因为我口袋里那张信用卡正是一位医生的。倒霉的乘客，我心想，因为我只有最基本的急救常识。我埋头继续看报，但肚子有点饿，四周也见不着服务员，于是起身往餐车走去。我找了张桌子坐下，朝售票员笑笑，她正陪一个看起来很难受的女人坐在一张桌边。她眯起眼睛若有所思，突然，一连串让我心里发毛的念头冒了出来：信用卡，她看过那张卡，她仔细读过那张卡，旁边这位就是生病的乘客，艾略特你这个白痴，马上她就要……

“您是位医生，对吧？”

刚开始一切还好。我用了真名，心想几分钟就可以完事。我坐在生病乘客的对面，她说她难受，呼吸吃力。我说她的病看来是惊恐所致。一会儿，两个真的医生过来了，一个是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一个是年轻的亚裔女子。很幸运，他们同意我的诊断，中国男人还建议女乘客去医院检查一下。售票员拿起手机，告诉我们将在下一站安排救护车来接。

听到这些话，乘客看上去大有起­色­，她微笑着谢谢几位医生，特别是我。那两个医生随后离开了，她于是给我讲了更多她的情况。她去英格兰看家人，但是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想起要见到男朋友就很紧张。

“有人能陪我一起去医院么？”

她看了看我，售票员也看了看我，我别无选择……

“好吧，我去，”我勉强挤出笑容。

于是我们几人上了救护车，那位乘客、一个有点起疑的护理人员、一个满心疑虑的卡斯特罗医生，所有人里最恐慌的大概就是他了。

“你多大？”

“27岁。”

“行医多久了？”

“两年。”

“什么领域？”

“神经外科。”

这下那个王八蛋才闭嘴。汽车行驶在坎布里亚乡下，谁都一言不发，看雪花纷扬，飘落在路上。到了卡莱尔医院，护理人员把病人推上担架车，我紧张兮兮尾随其后。病人和我被扔在一个小间没人管，直到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护士从拐角蹦出来。

“卡莱尔城外发生了一起大车祸，”她激动万分，“您能不能自个儿检查一下这位女士？我们的医生都没空。”

我跟她说我其实是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让我自己安心起见，能让一位普通医生来做检查吗？护士走开了，半天不见踪影。我们俩又聊了一会儿，但局面变得越来越尴尬。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此刻她肯定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呢，就等着什么人随时上来查问我的来路。这时护士又出现了，医生还是没有。我拿了个听诊器，让那位乘客向前倾，把听诊器塞进她后背。这招是我从《伤亡》中学到的，护士一看挺放心。我让乘客做了几个深呼吸，自己使劲皱了一会儿眉头，然后把听诊器还给护士。

“她没事了，能帮我们叫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