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将尽，但没有人回家。白­色­帆布拼接的屋顶下，音乐似乎四面八方涌出，拥挤的人群合着节拍舞动。头顶上，超大风扇吹来阵阵凉风，但热浪仍然挥之不去。

基兰在那边。我举起一瓶水，他脚下不停，在舞池中举起拳头回应。他的眼睛已经有点睁不开了，我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看不到其他人，但我也没想找他们。曲子又换了一首，DJ们俯身在唱机上，音乐从他们手下源源不绝流出，使我和其他所有人欲罢不能。

太阳升起，透过屋顶的空隙­射­到人们身上，气温越来越高，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散去。可我不想他们离开，我希望欢乐今宵永无尽头——夜晚、酒吧、这不可思议的生活，永不停顿。我再度寻找基兰，但他走了，也可能还坐着在阳台上。都无所谓。

去伊比萨岛的决定不难做出。2004年夏天，我以惯有的热情，一头扎进了浩室音乐的世界。白天，我花很长时间在家里的唱机上练手艺，在迈向DJ世界的路上走出了试探­性­的头几步。埃德娜让我在“信仰”试演了一两个晚上。一位叫苏伯的人也让我去他经营的玛格尼斯夜总会主持了几个晚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去处，在一家名字也叫“玛格尼斯”的老派贝尔法斯特酒吧楼上。后来，这家酒吧在2005年1月登上了头条新闻，因为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卡特尼的天主教徒在一场斗殴中被杀死，据传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干­的。当时我还在监狱里，读到这条新闻，一点儿没觉得意外。尽管这家夜总会说不上是城里最上档次的，但头一次站在那里的DJ台后面时，我心想就是打死我，也别想把我哄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去。

曲终人散，苏伯走过来，邀我下星期再来。在我耳中，这简直胜过天籁之音。我正硬撑着不要晕过去，他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一晚上付你一百二，如何？”

“一百二十便士？”我问。当然可以了，本来也不指望他付工资，再说我也不缺这点钱。但他肯定是拿我开涮吧？DJ们能挣多少我毫无概念，怎么着也得够在酒吧买扎啤酒吧？

“一百二十英镑，”他笑起来。

我要领薪水了！第二天，我就去一家挺有名的银行开了个户头，填表时一个谎也没撒。几天后银行卡寄到，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张合法拥有的银行卡。当时的感觉，让我回想起在巴特菲尔德时，快递员第一次打开我家大门的情景。而这次，卡上的姓名、户头，全是我自个儿的。我把这张没有任何欺诈成分的卡放到钱包最前面，那些不那么光彩的卡则躲在这张后边。

我是有薪水可拿的DJ了，对这门新职业，我万分认真，买回家一大堆唱片，还仔细研究了一番所有要来贝尔法斯特的DJ。一位名叫费吉的北爱尔兰男孩在无线电一台当DJ，在贝尔法斯特小有名气。别人把我引荐给他，我高兴坏了。他在音乐方面见多识广，跟他谈音乐真是一大乐事。偶尔他也会突然在我公寓的派对上冒出来。

这真是充满机会的时代。我日内瓦账户中资产增长之快，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做起了另一个白日梦——开酒吧，或在伦敦或纽约为自己营造一个安乐窝。恰在此时，贝尔法斯特那帮狐朋狗友说要去西班牙伊比萨岛，我立马报了名。

他们告诉了我航班号，可我跟他们说那个航班已经没位了。我才不会跟他们坐包租的飞机呢，里面全是参加婚前男人派对的小伙子和尖声叫喊的孩子们。然而，坐头等舱去伊比萨岛可不像说起来那么轻巧。我找到的唯一路线是从贝尔法斯特飞到曼彻斯特，再飞到巴塞罗那，最后才到伊比萨岛。好个三级跳。我的航程要花8个钟头，而他们却只用仨钟头，可我并不把这放在心上；我的票价是1000英镑，他们才90英镑。重要的是，机舱被那道灰­色­帘子一分为二，我得坐在属于我的一侧才行。

从巴塞罗那到伊比萨岛是最后一段航程，前舱坐满了既富有又好玩儿的旅客。有DJ，也有模特儿。坐在我旁边的小子告诉我，他是一位著名摇滚歌星的儿子。我只顾睁大双眼捕捉伊比萨岛的首个印象，连我爷爷的酒店咨询业务都没来得及向他提起。地中海的茫茫碧波中，伊比萨岛终于显现轮廓，飞机徐徐下降。

我不仅是花大钱去一个新地方，而且是在做一件新奇而又令人激动的事——和朋友们一起旅行。他们住在水上公园附近的游客居住地，而我几天前就给大名鼎鼎的帕夏夜总会所拥有的一家酒店打过电话，以我同事卡斯特罗的名义订了房间，用的是几天前刚寄到贝尔法斯特我公寓的信用卡。

这样绕个大弯预定房间的起因，是几天前几个朋友在一家酒吧的交谈。大家说起伊比萨岛毒品泛滥的情况，建议最好别冒险带任何犯禁物品过去。据此推断，机场方面的检查人员如果发现金额高得离谱的一叠大面值钞票，免不了也会问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要把钞票减到让人放心的厚度，一个办法就是酒店花销另算。于是才有了上面所说的电话和信用卡订房。为了打消酒店方面的任何疑虑，动身前一天，我又给酒店发了一份带公司徽标的传真，确认卡斯特罗先生的住房安排没有问题。挺漂亮的小花招，可惜后来只有机会再用一次。

出得机场，我跳进出租车直奔帕夏酒店。安排给我的是一个漂亮小房间，从窗户看出去，码头中停泊的一艘艘游艇尽头，遥遥可见旧城的古老防御工事。街对过就是多年来我在杂志上读到过无数遍的一家夜总会。酒店大堂里撞见的每个人，似乎我都叫得出名字。我冲了个淋浴，换身­干­净衣服，便出了门。整整一星期，这套程序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对我来说，伊比萨岛和纽约在有一点上很相似：我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附了体。每天晚上，我们把著名夜总会泡了一家又一家，直到时光不辨，地点不分。到某个时辰，我会拦下出租车，回酒店睡几个钟头；眼睛一睁开，跳下床洗个淋浴，又奔赴活动场所。

现在我只记得当时的只鳞片爪了，但那天早晨在DC10夜总会帆布屋顶下舞动，无疑是这一旅程中最美妙的一刻。那是灯红酒绿的巅峰时光，环境之豪奢、装潢之­精­美，让人永难忘怀。我和来自欧洲的颓废青年们称兄道弟，和朋友们尽情狂欢。

在岛上最时尚的酒店，我躺卧的席梦思下面，藏着大叠钞票；在瑞士，我坐拥大笔钱财，而在贝尔法斯特我还有信用卡、公寓，甚至可能还有一份工作。阳光终于穿过DC10夜总会屋顶洒下来，此时此刻，我仿佛拥有了曾经想要的一切。

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几天出了事。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突然听到门打开，有人走进来。脚步听起来很缓慢，犹疑不定，好像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肯定不是清洁工。我大为惊恐，三下两下穿上衣服，一边寻思墙外排水管道能承受多大重量。脚步声来到卧室门口，停下不动了。

绝望中，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推开门。

“噢，好，”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卡罗尔，一个很不错的女孩，最近习惯白天过来。她没答理我。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看起来吓坏了。似乎出于本能，她向半开的公寓门口瞥了一眼，然后眼光落到门口的地板上。

我朝她盯着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个信封堆在一起。信用卡的申领补办手续有快有慢，邮局投递时早时晚，结果便造成邮件撞车。四个带填衬的银行信封，正面朝上，收件人姓名不同，而地址一模一样。我从没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没想到过在他人眼里这该作何解释。现在算是知道了。我勉强挤出一声吃惊的­干­笑，却难掩紧张神­色­。卡罗尔转过身，默默向走廊走去。

当天我就都销毁了能为警察提供证据的一切。手机和电脑里的资料也删得一­干­二净。这样就够了吗？我本该收拾东西走人的，却无法迈出这一步。卡罗尔不接电话，基兰后来打过来，说卡罗尔和他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两个人。他在着意克制，但能听出来他胸中的怒火。

我和他们在一家酒吧碰面，使出全身解数化解危机。一上来我就承认，也许自己夸大了生意上的成功，可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真相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舅舅在资助我。卡罗尔看到的一个信封上就是他的名字。另外两个是给我的，还有一个给史密斯先生，三封都是垃圾邮件。

我这套说辞勉勉强强还算过得去，但大量蛛丝马迹无不指向我的真实职业。在这个小小的私家法庭上，这几个人围桌而坐，听取我的辩解，可俗话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他们一定在捉摸我手腕上的劳力士和我的生活作风是否跟我的话相符。最后，大伙儿多少信了我的话，但能感觉到有人并没有完全被说服。

我颓丧极了，虽然说起来不该这样。无论他们怎么看我，只要不报告警察就不打紧。我本应高高兴兴走出酒吧，暗自庆幸稳住他们这么久，足够我收拾行装、飘洋过海，把贝尔法斯特远远抛在身后。然而我一路走回家时却身心疲惫，怎么也提不起­精­神。

我不能离开贝尔法斯特，因为基本上无处可去。警察已经去过巴特菲尔德我家几次，试图从妈妈那里弄到我的消息。去任何其他地方，都意味着孤身一人打发了无尽头的空虚日子。这一度是我的目标，但现在与贝尔法斯特一比，却显得如此虚幻，如此欠缺。

我决定坚持到底。接下来几个星期，我设法把大多数耳闻神秘信件一事的人拉了回来。基兰甚至接受邀请，搬进我公寓的一间空房。我享受着他召之即来的陪伴，不过格外加了小心，早晨一定第一个起床查看信箱。

我的DJ生涯缓步取得进展，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差不多说得上舒坦了。对于我成功得多的另外那个职业，我变得更谨慎、更有节制。但新的策略很快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我不再向瑞士汇钱，因为银行户头上的余额之大，实在令人恐惧，账户一旦出事就意味着灭顶之灾。钱是不汇了，可钞票在卧室东塞西藏，也不是个事儿。

很快，现金就多得让我在公寓里浑身不自在，该采取行动的了。我把所有钱都放到一个圆筒行李袋底部，上面盖上衣服。钱包里，则多了一张署名恰德·史密斯的美国运通卡。一个星期前，这位来自美国的史密斯先生下榻伦敦一家有名酒店，不知何故，在贝尔法斯特把信用卡给弄丢了，需要紧急补办一张卡，寄到他眼下在贝尔法斯特入住的酒店房间。

对这种生猛的公司信用卡，我先前说过，已不再以自己的名字申领副卡。这种卡信用额度很高，反常交易有时一个多月都不为人觉察。我还想出一个点子，偶尔使使，有可能做成大买卖。

可钻的空子这么多，没有必要太贪心，非得以真名弄张副卡不可。那样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能弄到相关的个人信息，再配上一种提示用的水果，我丝毫不在乎再当一回史密斯先生。

卡到手，打点停当，我便飞往爱丁堡，下榻玻璃房酒店，入住最喜欢的八十一号房。我在那里呆了四天，花销呢，我老早提到过——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是四万两千英镑。以下是这些钱的去向。

劳力士—12,110英镑 在爱丁堡，那个开张下午，我沿着爱丁堡新城的购物圣地乔治街走下去，跨进英国皇室御用银匠汉密尔顿英彻斯珠宝店。长长的房间铺着红地毯，玻璃柜橱之间是落地式大摆钟和枝形吊灯。我见过这家店，但只是在公司网站上，如今亲眼得见，比我预想的还要壮观。

但这唬不了我，出击的准备已经做好。一位售货员而来招呼，我用矜持的美国口音向她解释，我来本地出差，想给一位同事买一份退休礼物。售货员立刻置我于卵翼之下，一一向我介绍种种货品。但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慌不忙，通过巧妙的提问和审慎的热情，我把目标一步步引向蚝式总统型劳力士。

这是我多年的梦想，那块沉甸甸的金子，想起它，我心口就会发疼。我设法把艳羡之情控制在与自己见多识广的上流人士身份相符的程度，跟她说明天再来。回到酒店，我给美国运通打了个电话，以恰德·史密斯的身份通过了安全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