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遭了事，“大老爷”要讨她当小老婆，气愤得以死相抗争——就在这样的情势和心境下，她对来作“说客”的嫂子还嘴相斗时，却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嫂子自辩说的是“好话”，她立刻还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话）！”

这真令人绝倒，同时也令人倾倒。一个没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说得出半句这样的妙语来吗？试比一比《金瓶梅》里女流的声口气味，就真是云泥悬隔了。

老太太的评说戏文、弹唱，讲解特级珍贵织品“霞影纱”、“软烟罗”的名­色­、质地、用场，都包涵着非常超众的审美文化因素在内，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贾府的丫鬟、小厮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现之一面。麝月、檀云、晴雯、绮霞（或作）、引泉、锄药、伴鹤、挑云……不从文化上品味，看《红楼》就无甚趣味——因为没有文化的“大家”，是俗不可耐的家族，包括文物、器用、语言、举止……都无例外。

至于起诗社，制灯谜，行酒令等等之类，在我看来，反倒不如上述的几个方面更为耐人寻味。因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游戏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养，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迹可求，而是一种素质、品格、气味的“无形”之事情。

有教养的人，可以不识字，不读书，一样可钦可爱，可友可师。这是个风范的大问题。书中写“薛大傻子”种种可笑，并非是说他就是个坏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写他的缺少文化教养——就成了趋向下流的纨子弟，声­色­是求，饱食终日，为社会之蠹虫，造物之浪费。

探春三姑娘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逊­色­？虽说是“才自­精­明志自高”，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养高，文化要求也强——试读她写给宝玉的小柬就可晓悟。她举出古人在没有好条件之下还要寻求“些山滴水”。这是何义？不是别的，实即文化的向往，超物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的“生活”。物质的丰足虽好，也只是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于“生活”也。

诗曰：

中华文化在何方？试展《红楼》细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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