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收冬种前，有一个时间空档，这个时间段的主要任务是田间管理，该清理杂草的田就清理杂草，该撒农药就撒农药，该施化肥的就施化肥。向阳大队的领导也会适时部署生产任务，特殊的时间段都有了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如：“春耕大忙季节”、“夏收夏种”、“双抢”、“秋收冬种”、“今冬明春”，经常会在领导的口头带出来。小时候的亮亮对这些名词还是一知半解的，到他长大之后才明白过来。

1975年的“秋收冬种”前，农活还不是最忙，这个季节杨柳村的一件事，体现了队长也有一点点权力，要说生产队长有顺一点权力没有也不是的，只要带个“长”字，哪里会没权力的呢？好在生产有顺队长从来秉公办事，刚正不阿，杨柳村生产队没一人和队长作对，没一人不服从队长的生产安排。当然，队长自己­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要说杨柳村的贫下中农为什么有这样的觉悟，关键还是毛主席教育得好，关键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年“双夏”过后，杨柳村生产队来了两位外地的中年人，一男一女，是夫妻。对杨柳村来说，新来一个人，就是新闻了，更何况是从那么远的内蒙古来的。杨柳村很少和外界接触，可谓井底之蛙。

这两个中年人想找队长有顺行个方便，他们想在杨柳村落户。他们说，他俩原来也是杨柳村出去的。队长一听也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么多年，从杨柳村出去的毕竟不多。那两个中年人为什么出去？是因为男的有点历史问题，成分不好，*闹得凶的时候，出去避难了，一直逃到了内蒙古，几乎成了牧民，吃上了山羊­肉­，住上了蒙古包，喝上了马­奶­茶。

两个外地人回到家乡，虽然还懂一点家乡的话，但毕竟出去好多年了，口音都带上北方话了。这两个人的到来，给杨柳村带来了一点新鲜感，知道了好多外面的形势。杨柳村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连县城也很少有人去过。

落户，关键也就是户口问题，虽然杨柳村是农业户口，但毕竟是常住户口，有了常住户口，就有了口粮，有了务农的工作，也就有了收入，和杨柳村的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在70年代，要想争取到回乡的户口，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一般的生产队是不肯轻易接受新户口的。增加了新户口，田亩数还是老样子，农业收入还是老样子，公粮还是一样交，等于是把现有农民的收入，分配给了新户口了。队长在这个时候必须把握好政策，不能乱用职权。现在也是队长有权力的时候了。

那两个外地人找了队长好几次，队长考虑到局部的利益，好几次没答应他们。

外地人也知道落户的难度，他们知道队长又是那么正直，想送礼是送不上的，那么就请队长吃个饭吧。

蒙古人在杨柳村有远亲，远亲给了他们一间旧房子临时住。

队长有顺开始没答应吃饭，知道“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但队长又是软心肠的人，经不起外地人反复的邀请。再不去，就不近人情了。再说，这么多年，光顾着农业生产，也没有好好地喝过一次酒。

现在顺便说说吃的事。

前面说过，杨柳村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听毛主席的话，农副业的收成都不错，但在70年代，农村的收入还是低的。即使到了春节，要招待客人的菜还是不够，更不用说用好菜好酒招待了。一盆­肉­圆子上桌，成年人只是看看，很客气，不下筷，留给主人下次再招待客人用；一盆囫囵­鸡­蛋，也不下筷，吃了下次主人就拿不出了。鱼就更少了，有的人家，为了讨个吉利，做个样子，还拿出“木鱼”来。过年，杨柳村最讲究客客气气，即使是远亲，也要走动走动。

在平时，很少有人家请客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