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回答了句什么，他没有听懂。他们又跌跌撞撞地向田中央跑去。特纳感到身上的疼痛就像火烧一样。男孩在他的臂弯里，而女人似乎又在往后拉，想把儿子抱回去。这时，田里已有成百上千号人，都尽力向远处的树林跑去。听到炸弹的呼啸声，大家都蜷伏在地上，可是那个女人对潜在的危险一点都不警觉，他只好又拉着她卧倒，这次他们把脸贴在新翻垦过的土里。炸弹的呼啸声越来越尖锐，女人大声地喊着，仿佛在祈祷着什么。这时他才意识到她说的不是法语。炸弹在远处的路边爆炸了，大约一百五十码开外。但此刻第一架飞机又转向村庄，降低高度开始扫­射­。男孩已吓得哭不出声了，他母亲也不肯站起来。特纳指着正从屋顶掠过的轰炸机。他们正处在它的飞行轨道上。没有时间争论了，但她不想动弹。他纵身跳入犁沟躲了起来。机枪在耕地里波浪扫­射­的声音和引擎的轰鸣声从他们身边掠过。一位受伤的士兵在大喊大叫。特纳站了起来，但女人不肯拉着他的手。她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儿子，用佛兰芒语和他说话，不停地抚慰着他。她一定在说，一切都会好好的，妈妈向你保证。特纳一句佛兰芒语也听不懂。不过不懂也无所谓，因为她对他简直视而不见。男孩正透过母亲的肩膀茫然地盯着他。

特纳往回走了一步，然后就跑了起来。他踉踉跄跄穿越犁沟，这时轰炸又开始了。沃土粘住了他的靴子。只有在恶梦中，脚才会如此沉重。一颗炸弹落在通往村庄中心的路上，货车就停在那里。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在炸弹落下时，他还来不及趴下。爆炸产生的冲力把他甩到了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他脸朝下趴在泥土上。苏醒过来后，他发现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都是污泥。他想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但嘴里­干­­干­的，没有唾液；他想用手指挖，却越加糟糕。他对污物大加戏语，又对肮脏的手指调侃了一番。他把脏物从鼻子上吹掉。他的鼻涕黑乎乎的，堵住了嘴。树林就在附近，那里也许有溪流、瀑布和湖泊。他想象着天堂的情景。当一架俯冲而下的斯图卡式轰炸机又一次发出愈来愈响的轰鸣声时，他努力辨认着声音的方位。是解除空袭警报吗？他的思维好像也被阻住了。他无法吐咽，无法自由呼吸，也无法思考。当他看到农夫和狗依然在树下耐心地等待时，他的大脑才恢复了运作，才记起了一切。他转身向后看去。刚才那位女人和她儿子所在的地方，此刻已成了一个弹坑。他看着它，觉得自己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就是他必须撇下他们的原因。他的任务是活下去，虽然他忘了是为什么。他继续朝树林走去。

他走了几步，来到了一片树林中。他背对一棵小白桦树，坐在大树下面的新生灌木中。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水。树林里躲着二百多号人，包括几位挣扎着进来的伤员。不远处，一位平民在痛苦地哭喊着。特纳站了起来，又向前走了几步。新生的树叶只能勾起他对水的渴望。路上和村庄上空的轰击仍在继续。他拨开地面上的落叶，用头盔挖起地来。泥土湿湿的，可是即使挖到十八英寸深，也没有水渗入挖开的洞中。于是他坐了下来，一边想着水，一边试着用袖子擦去舌头上的污泥。每当有斯图卡飞机俯冲而下时，他就不由自主地一阵紧张，全身蜷缩，虽然每次他都以为自己没有力气了。临近结束时，敌人返回来向树林扫­射­，但毫无结果，只让树冠上的叶子和枝条抖动了一下。然后飞机就离开了。随之而来的是笼罩在田野、树林和村庄上空前的寂静，甚至听不到鸟叫声。过了一会儿，从路边传来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但没人动弹。他想起了上次的情景。由于受到反复的恐怖袭击，他们一片恍惚，万分惊惶。每当飞机俯冲而下，人们便战战兢兢，纷纷躲入角落，听任死神的摆布。如果死神没有降临，他们就得一次次地重新经受磨难，而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对幸存者来说，斯图卡式轰炸的结束意味着中风后的瘫痪，一次又一次中风后的瘫痪。这时中士和低级军官们就会跑过来，用脚踢着士兵，命令他们站起来。但他们已疲惫不堪，溃不成军了。

就这样，他和其他人一样，茫然地坐在那里。第一次轰炸时，他也是这样，那时他正在一座村庄的外面，但该村庄的名字他已想不起了。这些法国村庄用的是比利时名字。他与部队失散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身为步兵的他竟然丢失了步枪。那是多少天以前的事了？不得而知。他检查了一下那把塞满了泥土的左轮手枪，卸下里面的子弹，随手把枪扔进了灌木丛。过了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阵声响，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喏，给你。格林 · 霍华德家的赠品。”

迈斯下士递给他一个水瓶——其主人已战死沙场。这水瓶几乎满满的，于是他就猛喝了一大口，想先漱漱口，但这纯粹是浪费。他把污泥连同剩下的水一起喝了下去。

“迈斯，你简直是个天使。”

下士伸出一只手，把他拉了起来。“该走了。听说比利时佬已全线溃败了。也许，我们的东线会被切断。还有好几英里路呢。”

他们在穿越田地往回走时，碰到了内特尔。他拿着一瓶酒和一块阿莫牌巧克力条。于是三人传递着享用这一美味。

“味道好极了，”特纳边说边喝了一大口。

“没用的法国佬。”

农夫和他的牧羊犬又回到了犁的后面。三位战士向弹坑挺进。那儿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柯达炸药的气味。这个洞坑看上去像一个完全对称的倒转圆锥体，边缘很光滑，似乎被­精­心筛网和耙理过。这里丝毫没有人的痕迹，没有一丝衣服残片或鞋子碎皮。母亲和孩子全都蒸发不见了。他停下来想弄个究竟，但下士们急于赶路，推着他往前走，很快他们就在路上和落伍士兵会合了。前面的路容易多了。扫雷工兵把推土机开进村庄，以扫清交通障碍。前面，熊熊燃油浓烟滚滚，仿佛一位火气冲天的父亲矗立在山水之中。高空嗡嗡飞行的轰炸机在天空中形成两道气流，一道向目标攻击，一道从目标返回。在特纳看来，他也许正在走向屠宰场。但是每个人都在向那儿走去，他也别无它途可想。他们行走的路将把他们带往云烟的左边，敦刻尔克的东面，比利时的边境。

“布雷敦斯，”他说，想起了从地图上看来的地名。

内特尔说：“我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

有些人脚上长了水疱，几乎不能行走；还有些人赤­祼­着双脚。一个胸口受伤流血的士兵躺在一辆古老的小推车里由同伴推着走。一个中士牵引着一匹二轮马车的马，马背上驮着一位军官，不知是昏迷还是死了，他的手腕和脚都用绳子绑着。有些战士骑着自行车，大多数三三两两地走着。一个来自高地轻步兵团的通信兵骑着一辆哈利 戴维森牌摩托车前来，流血的双腿无力地垂着，后座上有一位手臂上缠着厚厚绷带的人在帮他踩踏板。一路上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厚大衣，因为他们觉得太热，不想再随身携带。特纳已说服下士，叫他们千万不要扔掉大衣。

走了一个小时，他们听见后面传来一阵有节奏的重击声，就像一座大钟在滴答作响。他们转身向后看。一眼望去，一扇平放着的大门仿佛沿路朝他们劈面而来。其实这是一队排列整齐的威尔士卫兵，斜挎着枪，由一位二等陆军中尉带领着。他们经过时步伐统一，双眼凝视前方，手臂摆得高高的。落伍士兵们站在路边，让他们先行通过。虽然这是愤世嫉俗的时代，但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嘘声。这种纪律和凝聚力的作秀令人羞耻。当卫兵们嗵嗵嗵地走远时，其余的人才如释重负。他们回味着刚才的一幕，开始继续艰难跋涉。

前面的景象似曾相识，路上所见的东西也一模一样，只不过数量更多罢了：车辆、弹坑、碎片、尸体。他穿越田地时，突然闻到海的气味，是夹带在微风中穿过平坦的、泥泞的土地而吹来的海的气味。怀着同一目的、朝着同一方向涌流的人群，妄自尊大、川流不息的空中交通，指示着他们目的地的氤氲云霞，在他疲倦而又异常活跃的脑海中勾起了某些早已遗忘的童年乐事，如狂欢节或运动赛事——这一切全在这一场合汇合。在记忆里，父亲背着他上山，向诱人之地挺进，向动人之处进发。虽然这些记忆已有些模糊，但现在他依然怀念父亲的肩膀。他那失踪了的父亲留给他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一条领结，一股特别的味道，勾勒出一个郁郁沉思、暴躁易怒的模糊形象。他在大战时逃避服兵役了吗？他改名换姓，在这儿附近的某处长眠了吗？也许他幸免于难了。格蕾丝坚信他是因为怯懦和诡诈才没有从军，但她自有恨他的理由。这儿，几乎每个人的父亲都还记得在法国北部的经历，或­干­脆就被埋在了那里。他希望有这样一位父亲，不论是活着或已过世。很久以前，在开战以前，在奔赴旺兹沃思以前，他曾一度耽于幻想，在远方的杰克 · 塔利斯帮助下，自由地开创自己的人生，构思自己的故事。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多么自以为是的虚幻呵。没有根基，一切都是徒然。他希望有一位父亲，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成为一位父亲。目睹了这么多的死亡，想要一个孩子是多么普通、多么自然啊。这是人的普通愿望，因此，他就更加想要孩子。当伤员尖叫时，你梦想能拥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建立一个家庭。周围的人都在默默地走着，想着自己的心事，规划着自己的生活，作出自己的决断。如果我能摆脱现在的命运……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在走向敦刻尔克的途中会凭空想象出小孩，然后又变得有血有­肉­。他会找到塞西莉娅的。她的地址就在他口袋里的信中，在诗歌的旁边。在心灵的沙漠里/让疗治之泉喷涌而出吧。他也要找到他的父亲。基督教中的救世军善于找寻迷失人员。救世军，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他要去寻找父亲，或追踪已故父亲的身世——不管怎样，他要成为他父亲的儿子。

他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在前方一里以外的地方，他们看见了横跨贝尔格 菲尔纳运河的大桥。灰黄­色­的烟雾从四周的田地里翻腾而起。此时此刻，举目远望，一路上不见农舍或谷仓。一股腐­肉­的气味夹杂着烟雾向他们扑面飘来——成百上千匹战马横尸田野，垛成一堆。不远处，堆积如山的制服和毛毯在­阴­燃闷烧。一位肌­肉­发达、拿着大铁锤的一等兵正在砸碎打字机和油印机。两辆救护车停在路边，后门敞开着，里面传来伤员的呻吟声和叫喊声。其中一位伤员一遍又一遍地叫嚷着，那不是痛苦的叫声，而是愤怒的呐喊：“水，我要水！”和众人一样，特纳继续向前走去。

人群又重新聚成一堆。运河大桥的前面是一个交汇点。在沿运河的路上，一支由三吨货车组成的护送队正从敦刻尔克方向朝交汇点走来，军警正设法把它们引入田野那边马匹所在的地方。但是军队蜂拥着要穿过马路，迫使护送队停了下来。司机们靠在喇叭上，大声地咒骂着。人群越来越拥挤，货车里面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纷纷从后车厢爬了下来。突然有人大喊一声，“赶快隐蔽！”人们还来不及环顾四周，制服堆成的小山爆炸了，暗绿­色­的哔叽碎片像雪花一样飘了下来。更近处，一个炮兵小分队正在用铁锤砸碎步枪瞄准器和枪栓。特纳注意到，其中一位士兵一边捣毁他的榴弹炮，一边在嘤嘤哭泣。在这块田野的入口处，一位牧师和他的文书正在把几箱祈祷书和圣经用汽油浸湿。士兵们穿过田地，向海陆空军小吃部的一个垃圾堆走去，寻找香烟烈酒。当有人发出欢呼声时，就又有十几人从路上跑过来加入寻找的行列。有一群人坐在农场门前，正在试穿新鞋。一位双颊麻痹的士兵推着一箱粉红­色­和白­色­果汁软糖从特纳身边经过。一百码以外，由惠灵顿长靴子、防毒面具和斗篷组成的垃圾堆被点燃了，刺鼻的烟雾笼罩了向桥边进发的人们。车队终于开始移动了，拐进了运河以南最大的一片区域。军警就像郡集市管家，正在指挥停车，将它们排列成行。货车加入到了半履带式车辆、轻型摩托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和活动厨房的行列中。与平时一样，致残的办法甚为简单——散热器里挨上一颗子弹，那发动机就运转了起来，最后终于卡住了。

这座桥由冷溪警卫队把守。两堆整齐码放的沙袋挡住了道路，用来架放机关枪。士兵们胡须光洁，目光冷漠，神气十足地默默看着那些拖拖拉拉、杂乱无章的人群通过。在运河对岸，漆成白­色­的石头整齐地铺成一条小路，通往一座小棚，这里就是文书室。远处河岸上，警卫们按照划分给自己的区域分别朝东西两个方向挖掘战壕。沿河而建的房屋早已被征用了，屋瓦被打穿，窗台上堆起了沙袋，以安架机关枪。一名凶神恶煞般的中士在桥上维护着秩序。他正护送一名中尉坐上摩托车。桥上禁止任何交通工具通行。一个提着一只鹦鹉鸟笼的男人被打发走了，没能顺利过桥。中士还从桥上调走一些士兵去修筑防御带。他呼来喝去，比可怜的少校威风多了。一支小分队人数慢慢增多，怏怏不乐、懒懒散散地站在文书室旁。当特纳和两位下士还远离大桥时，他们同时看到了眼前的情景。

“妈的，他们会为难你的，伙计，”迈斯对特纳说道。“可怜、该死的步兵。你要是想回家找­骚­娘去，那就夹在我们中间，一瘸一拐地走吧。”

尽管特纳觉得好没面子，但他决意已定。他将胳膊搭在两位下士的肩膀上，一起磕磕绊绊地蹒跚前行。

“记住，出左脚，长官，”内特尔说道，“你是想要我用刺刀戳穿你的脚吗？”

“非常感谢。还是不劳您大驾了。”

他们过桥时，特纳垂首低头，这样他就不用瞧见当班中士那恶狠狠的眼神，不过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那道凶光。忽然，他听到咆哮般的命令：“喂，你！站住！”就在特纳身后，一个倒霉蛋被拉了出去，他将为阻击两三天内必定发生的大屠杀助一臂之力，而正在这时最后一名英国远征军士兵挤进了船舱。在特纳低垂着头的时候，他确确实实看到了一艘长长的黑­色­驳船从桥下穿行而过，朝着比利时的菲尔纳驶去。船夫坐在舵柄前，抽着烟斗，木然地看着前方。身后十英里处，敦刻尔克火光冲天，烈焰熊熊。在他前面的船头上，两个男孩弯腰伏在一辆倒放着的自行车上，大概在修补车胎吧。一排洗过的衣物——其中有几件女人的内衣——挂在外头晾晒。舱内飘来一阵烧洋葱和大蒜的味道。特纳和下士过了桥，走过粉刷过的岩石，这些岩石如今成了训练营地和一切繁文缛节的遗迹。连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大作。

迈斯小声咕哝着：“你他妈的一拐一拐地给我好好走，等那些家伙看不见咱们为止。”

然而放眼望去，方圆数里内地域平坦辽阔，一览无余，况且没人知道中士会朝哪个方向看，他们也不愿意转身对验。走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坐在一辆锈迹斑斑的播种机上，看着一群残兵败将从身边经过。这时，他们决定混入完全陌生的士兵们中，这样，特纳的伤突然好了也不会引起军官的注意。队伍中许多士兵都垂头丧气，十分恼怒，因为他们越过了运河也没看到海滩。他们似乎都认为这个计划失策了。特纳从地图上得知还有七英里的路程等着他们，因此当他们重新上路时，走得格外艰难，意气消沉，是那天中最为惨淡、沉闷的一段路。大地一望无际，千篇一律，这使他们的行进像是徒劳无功，毫无成效。尽管下半晌的阳光透过弥漫的厚厚云层照­射­下来，但此时却异常暖和。他们看见远处港口上空高高盘旋的飞机投下一连串炸弹。更糟糕的是，在他们正要去的那片海滩上空，也有一群斯图卡式轰炸机在狂轰滥炸。他们赶上了一批伤兵，这些伤兵坐在路边，再也走不动了，像乞丐一样要么恳求帮助，要么乞讨一口水的施舍。另一些伤员则心灰意冷，麻木绝望地躺在壕沟边。应该会有救护车从防御带赶到这儿，并定期开往海滩吧。既然他们有工夫把石头给刷成白­色­，当然也定有时间安排这些事情。没有水。他们已经把酒喝光了，如今更加口­干­舌燥，异常难耐。也没有随身带药。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自己都只能勉强踱步，难道还指望他们背上一打人？

内特尔下士突然心血来潮，一ρi股坐在路中央，脱下靴子，甩到田里。他忿忿地说他恨这该死的靴子，恨之入骨，甚至超过憎恨所有可恶的德国鬼子。脚上的水疱疼痛难忍，他宁可把这双讨厌的靴子扔到一边。

“可是要到英国去，你还要穿着袜子走上好长一段路呢。”特纳说着，便走进田里去找靴子，这时却忽然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头晕目眩。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一只靴子，倒是另一只费了些工夫。最后他终于发现它躺在一片草地中，草地附近有块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像一块黑­色­毛皮，在他靠近时，似乎还在移动，或者说在搏动。突然，一群绿头苍蝇怒气冲冲地嗡嗡哀鸣着一哄而散，露出了下面正在腐烂的尸体。特纳屏住呼吸，一把抓过靴子，仓皇而逃。苍蝇又飞回到尸体上，一切恢复了宁静。

经过一番左哄右劝，好说歹说，内特尔终于接过了靴子，把它们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他声称这么做都是看在特纳的面子上。

在头脑清醒的时候，特纳才烦恼重重。伤口倒算不了什么，尽管每走一步，它都疼得要命；在北边数英里外的海滩上空盘旋俯冲的轰炸机也算不了什么。扰愁他的是他的心绪。每过一段时间，某种东西便悄然不见了。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日常准则虽然单调乏味，却可以时时提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身置何处，可现在它们也渐渐不起作用了。他从过去的种种美梦中清醒过来，只有在那样的梦中他才有些想法，但却不清楚这些想法属于谁。没有责任感，对往昔毫无印象，对未来摸不着头绪；要去哪儿，打算­干­什么，他一概不知，也不想弄明白。他只发现自己思维混乱，得过且过。

就这样，他和同伴们走了三个小时，终于到达度假地的东界。他们沿着遍地是碎砖烂瓦和玻璃碎片的街道走着，街上的孩子们一边嬉戏玩耍一边看着士兵经过。内特尔已经穿上了靴子，可是没系上鞋带，任由它们松松垮垮地拖着。这时，一名多塞特前线团中尉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座市政大楼的地下室中蹦了出来，现在这座市政大楼已被用作司令部。中尉肩膀浑圆，身上却瘦­精­­精­的，面无表情的脸上留着一撮姜黄­色­的胡子。他迈着自以为是的步子，夹着公文包，快速向他们走来。当他来到面前时，特纳他们恭敬地行了军礼。可是他却一阵反感，命令内特尔立刻绑上鞋带，否则就把他送上法庭。

内特尔只好遵照命令，蹲下来绑上鞋带，这时中尉骂道：“你真他妈的丢脸，伙计。”

处在亦梦亦醒中的特纳毫无顾忌。他恨不得一枪把那名中尉当胸打穿。这么做对谁都好。没必要事先商量。想着想着，他便伸手去摸枪，可是他的枪不见了——他都不记得把它丢在哪儿了——这当儿，中尉走开了。

踩着街上的碎玻璃吱吱嘎嘎地走了一阵，他们脚下的路突然变成了细纱地，踏上去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们爬上小沙丘，海仍旧看不到，但是已经可以听到海浪拍击的声音，吸到满含咸腥味的空气。假日的味道啊。他们舍弃了小路，踩着沙丘上的草地爬到了制高点，静静地站了几分钟。从英吉利海峡吹来的习习微风清新而湿润，让人神清气爽。那感觉大概就如在晕厥中体温的骤升骤降。

特纳以为自己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直到他看到这片海滩。他曾以为那军队­精­神将会风靡一时，这种­精­神让士兵们即使面对全军覆没，也还能将石头漆成白­色­。他尽力在眼前杂乱的行进中维持着秩序，而且可以说基本上已大功告成：坐在临时拼凑的办公桌旁的最高指挥官和军队长官，陈词滥调的官方批文和公文摘要，用来隔开停泊船只的绳索，虚张声势的中士，围着流动餐室排队的沉闷无聊的士兵。几乎所有个人热情都了无踪迹。这些日子来，他一直朝着海滩走啊走，可是他心里并不知道。然而，真实的海滩，此刻他和下士们正举目凝望的海滩，不过是过去种种海滩的变体：溃不成军，这就是其终局。显然，此时他们终于看到了——这就是一场混乱无序的撤退走投无路时的场景。顷刻间他就调整了心态。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一到两万吧，或者更多，散布在广阔无垠的海滩上，远远看上去，就像撒在黑­色­沙滩上的一颗颗谷粒。然而，除了远处一艘被浪打翻而随波漂流的捕鲸船之外，再没有别的船只了。潮水已经退去，离水岸几乎有一英里远。没有船停靠在长长的防波堤上。他眨了眨眼睛，又极目远望。人工筑造的防波堤长长地延伸着，六到八码深，先齐膝，再齐腰，最后齐肩，慢慢升高。它在浅湾中向前伸展了五百码。他们等待着，可是海面上仍然一无所有，除了水天交界处升起的滚滚浓烟——在空袭中被击中的船只火舌翻腾。没什么东西可以在数小时内抵达这个海岸。可是他们仍头带钢盔，面朝地平线默默站在那儿，对着波浪举起步枪。举目望去，他们恬静自若。

这些人只是整个大部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都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踯躅徘徊。一小群士兵围着在最近一次斯图卡式俯冲轰炸空袭中受伤的士兵。六匹拉着大炮的马簇拥着沿海岸疾驰，和人一样毫无目标，横冲直撞。几位士兵正试图将那艘翻了的捕鲸船再翻正过来。还有一些士兵则脱掉了衣服，准备下海游泳。在东边，有一场足球赛正在进行之中。从同一方向隐隐约约传来了齐声合唱赞美诗的微弱歌声，歌声时隐时现，逐渐消失。离足球赛更远的地方，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一些官方活动。海岸上，一辆辆卡车排列整齐，用链锁连接起来，搭成了一个临时堤岸。更多的卡车被开到远离海岸的地方。海滩近处，士兵们用头盔舀沙，挖着散兵坑。在一片沙丘低凹处，靠近特纳和下士站着的地方，几位士兵为自己挖好了各自专有的整洁的掩护洞。他们躺在洞中，往外张望着。他们看起来就像土拨鼠，特纳不禁想道。此时，大部分官兵仍旧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彷徨，仿若散步时刻某个意大利城镇中的居民。他们并不清楚为何要加入这支庞大的队列，只是他们不愿离开海滩，说不定什么时候船只突然出现呢。

左边是布雷敦斯胜地，在那儿，咖啡馆和小商店的店面装修得令人赏心悦目，要是在往常，它们还出租沙滩躺椅和脚踏车。圆形的公园里，草坪修剪得­干­净整洁，当中有个音乐台，还有一座漆成红、白、蓝三­色­的旋转木马。衬着如此优美的环境，另一帮更加逍遥自在的人已蹲下了身。士兵们早已自行打开了咖啡馆，他们坐在店外的桌旁，喝得酩酊大醉，高声叫嚷，放声大笑。一些人骑着自行车，沿着被吐得乱七八糟的人行道追逐打闹。一群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音乐台附近的草坪上，酣睡过去。有个人孤零零地趴在一块浴巾上，晒着日光浴。他穿着衬裤，肩上和腿上晒成了不规则的斑纹——粉­色­和白­色­交杂着，就如一客草莓和香草混合的冰淇淋。

要在海洋、沙滩、滨海大道这几种受难的方式中做个选择并不困难。两位下士已经走开了。光是口渴就足以让他们决定离开。他们踩着遍布瓶子碎片的沙滩草坪，探着路走下沙丘。正当他们绕着吵吵嚷嚷的桌子走去时，特纳瞧见一股海军沿着滨海人行道走过来，就驻足观望。他们一共五个人，两名军官，三名普通士兵。这队人身着鲜艳的白­色­、蓝­色­和金­色­军服，微光闪闪，格外夺目。没有任何掩饰。他们个个腰杆挺得笔直，表情严肃，皮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们迈着沉稳威严的步子经过那群穿着战地服装、满脸污垢、颓废忧郁的士兵，一边走一边左看看右瞧瞧，好像在清点人数。一位军官还不时地在文件夹中记录着什么。他们朝海滩走去。特纳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直到其身影消失在远方。突然，一种孩子气似的被遗弃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升。

他跟着迈斯和内特尔走进了沿海大道的第一家酒吧，那里喧声充耳，乌烟瘴气，还弥漫着一股恶臭。放在柜台上的两个小衣箱打开着，里面装满了香烟——可是那儿没什么可以喝的。架子与磨砂镜子并排摆放在柜台后面，上面空无一物。看到特纳弯下腰在柜台后面四处搜寻，周围的人都大声笑开了。每个刚到这儿来的人都这么­干­过。外面那群烂醉如泥的人早就把酒喝得­精­光了。特纳推开人群，挤进后面一间小厨房里。这间厨房残破不堪，水龙头也­干­涸了。外面有一个小便池，边上堆放着一箱箱空瓶。一条狗将一听空空的沙丁鱼罐头拱过一块水泥地，试图把舌头伸进去。特纳只好再回到酒吧里，又听到里面刺耳的喧哗。没有电，只有昏黄的日光，仿佛让啤酒给染了­色­，尽管这儿正缺啤酒。虽然酒吧里什么喝的也没有，但这里仍然挤满了人。人们陆续走进来，却因找不到喝的而大失所望，却又懒得离开，只好抽抽不要钱的香烟，体味一下不久前这儿有人痛饮留下的痕迹。自动售货机空空地挂在墙上，摇摇欲坠，原来倒放在里面的瓶子早已被一扫而光。粘乎乎的水泥地板散发出阵阵饮料那微酸甜美的气味。噪声、拥挤、还有充斥着烟草气味的潮湿空气暂时满足了他们对故乡酒吧的怀念，在那儿他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周六夜晚。这是沙石之站，是索榭霍尔街，是这两地之间的任何一处。

特纳身处于这片嘈杂之中，拿不定主意要做些什么。要奋力挤出人群得费好大劲儿。从周围对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昨天有几艘船到过这里，说不定明天也会再来几艘。他踮着脚站在厨房门口，朝人群对面的两位下士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示意他们运气可真不好。内特尔朝门的方向扬了扬头，于是他们开始往那儿靠拢。有酒固然是件好事，可如今他们更想喝口水。他们慢慢地在推来搡去的人群中挤出来，终于汇合了，可这时通往门口的路却被堵住了。一大群人围在门口，他们的背形成了一堵牢不可破、密不透风的墙，中间圈住了一个人。

那个人个子肯定不高——还不到五英尺六英寸——因为特纳透过人墙只能看到他露出的一点儿后脑勺。

有人叫道：“回答这个浑球的问题，小家伙。”

“对，快回答。”

“喂，头上抹着光亮发­乳­的家伙，你当时在哪儿？”

“他们害死我的同伴时，你在哪儿？”

一口唾沫吐到那人的后脑勺上，又顺着脑袋流到他耳朵后面。特纳绕着人墙走来走去，想看个究竟。他先看到灰蓝­色­夹克，然后看到那人脸上默然的恐惧神情。他矮小结实，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厚，又模糊不清，这副眼镜使他惊恐的目光更加夸张了。他看起来像一名归档管理员，或许是一个早已解散了的司令部里的电话接线生。可实际上他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肩负着士兵的职责。他缓缓转过身，瞪着那一圈审讯员。他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也不打算否认因为自己的缘故，“烈火”和“飓风”没能到达海滩上空。他右手紧紧握住自己的帽子，关节都在微微颤抖。一名站在门边的炮兵从后面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踉踉跄跄地撞到了一名士兵胸前，那名士兵随手在他头上打了一拳，又把他打了回去。周围叫好的呼声四起。每个人都已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当然有人要对此付出代价。

“皇家空军跑哪儿去了？”

有人抽了他一耳光，声音清脆得如同抽了他一鞭子，他的眼镜应声落地。这记耳光标志着拷问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审讯方法又达到了新水平。没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像两个不停抖动的小圆点，他弯下腰去在脚边摸索。他这么做显然是错误的。一个穿着钢头军靴的人从背后用力踢了他一脚，踢得他飞起了一两寸高。看到他那狼狈样儿，周围的人都轻声窃笑。酒吧里其他人察觉到要发生有趣的事了，都慢慢地围拢过来看好戏。人越聚越多，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个人责任感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狂妄自大和不计后果。当有人在那家伙头上捻灭香烟时，周围欢声鹊起。他们嘲笑那个人的惊声尖叫，他的尖叫声因极度痛苦听起来像在喜剧中一般夸张。他们痛恨他，因此他活该备受折磨。他要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德国空军的领空自由权，每一次斯图卡式轰炸机的空袭，每一位他们牺牲的战友。每一次失利，每一次战败，都由这个身材瘦小的家伙所赐。特纳想，要想做点什么帮帮这个可怜的人，自己必定也会受牵连而遭到严刑拷打，但是又不能什么也不做。也许参加拷问比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好。带着一股强烈不悦的冲动，他尽力张望。正在这时，一名带着威尔士口音的声音结结巴巴地问道：

“皇家空军上哪儿去了？”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那个人既没有大声呼救，也没有屈身求饶，更没有为自己的清白无辜极力辩护。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仿佛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命运。难道是因为他太迟钝了，从没想到自己会死？他凭感觉折好了眼镜，放在了口袋里。摘掉了眼镜，他的脸似乎也空了。他像一只处于光天化日下的鼹鼠，惊慌地盯着那群折磨他的人。他嘴­唇­微张，但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只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回有人朝他挥了一拳，他没看清楚挥过来的拳头，躲避不及，所以足足挨了一拳。他的头被打得猛地往后一仰，这时另一个人顺势踢了一脚他的小腿，围观者于是又发出一阵开心的欢呼叫好，还夹杂着些许劈里啪啦的掌声，好像在为乡下草坪上的摔跤比赛中的及时出击而喝彩。如果奋起保卫这个人，那简直是­精­神错乱；而要是置之不理，那就未免令人作呕了。与此同时，特纳十分理解那群折磨人的家伙的兴奋活跃，蠢蠢欲动，也体会到这样­阴­险的方法同样使自己兴奋。他自己可以用他那把长猎刀­干­出一些残暴的行径，以赢取这百号人的敬佩爱戴。为了摆脱这种想法，他开始计算人群中两三位看上去比自己高大强壮的士兵。但是真正的危险却潜藏在周围的旁观者以及他们义愤填膺的气概中。他们确实从折磨此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谁出手打一拳，必得运用机智或幽默赢得大伙儿的一片掌声。整个气氛中充溢着想以各种各样创造­性­的折磨方法取悦大伙儿的热切渴望。谁也不想做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有几秒钟，这样的气氛有所收敛，可是特纳凭他在旺兹沃思的经验知道，接下来的时刻，单击独打马上就会变成集体殴打了。那样的话，折回原点就不可能了，而对那名皇家空军士兵而言，只意味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右眼下方的颧骨已被打得又红又肿。他双拳紧握在下巴下——手中仍抓着帽子——双肩耸起。他的这个姿势像在防卫，又像是在表示虚弱和屈服，而这样反而会挑起更猛烈的暴行。如果他说了点什么——说什么都行——围着他的人也许还会记起他也是个人，而不是束手待毙的兔子。刚才那个发过问的威尔士人矮小结实，是个地雷工兵。此时，他拿出条帆布带子，将它高高举起。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小伙子们？”

他那清晰缓慢、讨好献媚的语调暗含着恐怖，特纳一时还没明白过来。这是他最后一次行动的机会了。他环顾四周，找寻两位下士，这时附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好像一头被矛刺中的公牛发出的吼叫。迈斯拨开人群，走进圈子中，人群被挤得左摇右晃。伴着一阵野兽般的咆哮，迈斯从后面紧紧箍住那名空军士兵，一把将他举起，离地面足足十八英寸。迈斯像约翰尼·韦斯抹摩勒的人猿泰山一样，将他抱在手中，左右摇晃，只见那家伙惊慌失措，惊恐万分。周围的人欢呼雀跃，吹起口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我知道该怎么处置他，”迈斯吼道，“我要把他淹死在他妈的海中！”

听到这句话，四周又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喝彩叫好和跺脚声。内特尔突然站在特纳旁边，两人交换一下眼神。他们已经猜到迈斯想­干­什么了，于是向门口奔去，心里默念着：快点，快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淹死这个人。即使在这样疯狂的时刻，仍有些人保持头脑清醒，周全地想到潮水离沙滩还有一英里的距离。尤其是那个威尔士人，他感到被骗了。他扬着那条带子，大声吼叫。人群中传出赞同的呼声，还有表示反对和鄙夷的唏嘘。迈斯紧抱着他的战利品，飞快地朝门口冲去。特纳和内特尔已走到他前头，为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当他们冲到门口——还好是扇单开门，而不是双开门——他们让迈斯走了过去，然后肩并肩地堵住了门，当然他们尽量做得自然，不显山露水。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呼叫着，挥舞着拳头。他们感到背后压过来的一股庞大人群的激动力量，这力量如此之大，特纳他们只能勉强支持几秒钟，不过这几秒钟对迈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没有朝海滩跑，而是直接向左转，再左转，一口气跑到了一条狭窄的胡同里，这条胡同七拐八弯地夹在那排商店和酒吧后面，离房屋正面远远的。

激动狂喜的人群从酒吧里蜂拥而出，像刚打开瓶盖便喷­射­而出的香槟。特纳和内特尔被撞到了一边。有人说他看到迈斯朝沙滩跑去了，于是那群人立刻往那儿奔去。当他们发现判断错误时，又全都跑了回来，可迈斯和那名空军士兵早就没了影儿，连特纳和内特尔也隐身不见了。

在辽阔的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着。可是海面空旷一片，没有一只船，士兵们又陷于困境。他们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远远的东方，暮­色­渐浓。防御带仍旧炮火冲天。敌人正一步步逼近，而英国却远在天涯。夜幕降临，天­色­变暗，要找到个栖身之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从英吉利海峡刮来一阵凛冽的寒风，厚厚的大衣躺在远离内陆的路边。人群慢慢散开。那名皇家空军士兵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特纳觉得，他和内特尔开始是出发寻找迈斯的，接着似乎就把他忘却了。迈斯被营救了，他们想找到他，祝贺他，并且与他分享被营救的喜悦，为此在街上他们肯定徘徊了好一阵子了。特纳不知道他和内特尔怎么会在这儿——这条特别狭窄的街道上。他记不得中间的那段时光，记不得脚上的疼痛——可是，此时此刻他正在这儿彬彬有礼地与一位­妇­人搭话。老­妇­人站在一所联体房屋的门口。特纳说想要点水喝，老­妇­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好像知道他想要的不仅仅是水。老­妇­人相貌端庄，皮肤黝黑，鼻子挺拔，银白的头发上拢着一块花头巾，一脸高傲的神情。特纳立刻明白了，她是个吉普赛人。他说的法语貌似地道，但却糊弄不了她。老­妇­人仔细端详着他，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犯下的种种过错，并且知道他曾经身陷囹圄。老­妇­人又厌恶地瞥了内特尔一眼，最后，沿着街道的方向指了一指，那儿有一头猪正在街沟里用鼻子到处拱着，嗅探着什么。

“把它弄回来，”老­妇­人说，“然后我看看能给你们点什么喝的。”

“去他妈的，”特纳把老­妇­人的话一翻译完，内特尔就冲口而出。“我们只不过是要一杯见鬼的水。我们自己进去拿得了。”

但是，这时特纳隐隐感到一种似曾熟悉的虚幻正在钳制着他。这位老­妇­人有特异功能，他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在微弱的光线中，老­妇­人头顶上方的空间合着他心脏的节奏一起跳动着。特纳靠在内特尔的肩上，镇定了下来。老妪在考验他。他饱经世故，审慎细微，是绝对不会推却的。他在这方面是个老手。离家已这么近了，他是不会自投罗网的。还是小心为妙。

“走，我们抓那头猪去，”特纳对内特尔说，“一会儿不就完了嘛。”

内特尔早已经习惯了听从特纳的意见，因为，一般而言，他的建议总是言之有理的。但他们一走到街上，内特尔就咕哝开了：“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儿，长官。”

特纳和内特尔由于脚上磨出的水泡走不快。而这头大母猪年方少艾，行动敏捷，喜欢自由自在。当他们把它逼到一家店铺的门口时，它一头向内特尔冲了过去，内特尔尖叫一声跳到了一边，那声尖叫并不是纯粹的虚张声势，他是真的对它惧怕三分。特纳回到老­妇­人那里去要一段绳子，但到了门口不见有人出来，就不敢确定这是不是他要找的那所房子了。但他明白要是抓不到猪，他们就永远也回不了老家。他知道自己又发烧了，但是发烧也不会使他犯糊涂。把猪赶回家就意味着大功告成了。小时候，学校­操­场的外围有人行道，人行道上有一些裂缝，特纳觉得要是避开那些裂缝走就可以防止妈妈猝死，虽然他曾试图说服自己这种感觉是荒唐的，可那时他从来都没有踩过它们，而他妈妈那时候也没有死。

他们在街上追赶这头大母猪，可这头猪就是跑在他们前面一步远，不让他们抓到。

“他妈的，”内特尔说，“我们居然­干­起这个来了。”

但是别无选择，还得去抓。特纳从一根倒下的电线杆上截下一段电线，打成一个活套。他们把猪追到游览胜地旁边的一条路上，路边一座座围着篱笆的小花园映衬着平房的游廊。他们沿着街道两边，打开每一座花园的篱笆前门，然后，绕到了旁边的一条路上，想把猪围起来，并把它循原路驱赶回去。不出他们所料，不一会儿，猪从敞开的篱笆门进入了一个花园，开始用鼻子拱地，把花草连根拱了起来。特纳关上篱笆门，从篱笆上探过身子，垂下电线活套，套住了猪的脑袋。

特纳和内特尔使尽了他们身上还剩下的所有力气，把尖声嘶叫的大母猪拽回了家。幸好内特尔知道猪圈在哪里。当他们最终把猪安顿在老­妇­人后花园的小猪圈里时，老­妇­人捧出两大石壶水。在老­妇­人的注视下，欣喜若狂的他们站在她厨房门边的小院子里喝了起来。喝到肚皮都好像要涨破了的时候，他们还觉得口渴，于是又接着喝。等他们喝够了，老­妇­人拿出肥皂、法兰绒洗脸巾和两个搪瓷盆，让他们洗脸。特纳的脸烧得通红通红，一洗水都变成了铁锈似的褐­色­。上嘴­唇­上的几块­干­血痂全都脱落掉了，特纳觉得非常满足。洗好了，他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充满了愉快的轻松感。空气像丝一样地滑过他的皮肤，穿过他的鼻孔。特纳和内特尔把脏水泼到一丛金鱼草的底部，内特尔说这丛金鱼草使他思念起父母的后花园。吉普赛老­妇­人把他们的饭盒、水壶装满了，又给他们每人一升红酒，为了方便他们打开，酒瓶的软木塞都拔出了一半，还给他们每人一根粗红肠。他们把这些都装进了他们的帆布背包。他们正要告辞，老­妇­人又想起了一件事，就回到了房里。她再出来时，拿着两个小纸袋，每个纸袋装着半打裹着糖衣的杏仁。

他们郑重地和老­妇­人握了手。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盛情。”特纳说。

她点了点头。他觉得她说了一句：“我的猪会让我一直记着你们。”特纳品味着她的话，话里是含有侮辱的意思，还是诙谐幽默？或者暗示着什么？由于她一脸的严肃没有变过，所以特纳搞不清楚话里到底有什么含义。她对他们很友好，她是认为他们不配吗？特纳尴尬地向后退着，然后和内特尔走上街道。特纳一边走一边给内特尔翻译老­妇­人的话。下士深信不疑。

“她一个人过日子，很爱她的大母猪，这是理所当然的。她非常感激我们。”说完了内特尔又疑惑地问特纳：“长官，你感觉好吗？”

“好极了，谢谢你。”

特纳和内特尔脚上的水泡很折磨人，他们一瘸一拐地朝返回海滩的方向走去，想找到迈斯，一起分享吃的、喝的。但内特尔认为，既然已经抓到猪了，这时打开一瓶酒来喝是很合理的事情。他已经恢复了对特纳的信任，觉得他深谋远虑。他们边走边轮流喝着酒。夜幕就要降临，他们隐隐约约地还能分辨出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的乌云，在远离海滩的方向，能看到枪炮的火光。环行防线没有松懈。

“那些卑鄙的杂种。”内特尔说。

特纳知道他是在骂那些临时中队办公室外的士兵们，就说：“这条防线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我们就遭殃了。”

“所以，最好明天我们就能乘上船。”

他们这时已不再口渴了，于是就想找个地方吃晚饭。特纳在想象着一间安静的屋子，里面有一张铺着绿方格桌布的方桌，一盏法式陶瓷油灯通过滑轮从天花板上悬吊下来，面包、酒、­奶­酪和粗红肠摊在一块木制的餐板上。

特纳说：“海滩真的是吃饭的最佳去处吗？我看不见得。”

“在那儿，我们可能会遭到疯狂的抢劫。”内特尔附和道。

“我知道我们该到哪儿去吃了。”

他们又回到沙洲后面的那条街上。一眼掠过那条抓猪时曾累得他们­精­疲力竭的小巷，他们看见一些人影正在暮­色­中前进，大海的最后一线微光映出他们前进的轮廓。在更远处的一侧，他们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也许那是海滩上集结的部队，或者是沙丘草地，甚至是一堆堆沙丘。想要在天黑前找到迈斯是太难了，而此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们继续在这一游览胜地游荡着，想找个地方吃东西。这时，那里已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士兵，其中许多人分成多个小组，排着队穿行在大街小巷里，喧嘈地唱着歌，大声地叫喊着。内特尔偷偷地把酒瓶放回帆布背包，没有迈斯在身边，他们更觉得势单力薄了。

他们路过一家遭受过袭击的旅馆。特纳感到惊异，这难道就是他梦中的旅馆吗？内特尔一门心思地要进去拖出一些寝具，他们就从墙上的一个破洞钻了进去。在­阴­暗中，他们谨慎地择路而行，越过障碍物以及坍倒的木料，发现了一个楼梯间。但是许多士兵都有和内特尔一样的想法，他们早已在楼梯下面排上了队，一些士兵正奋力地把沉重的马鬃床垫搬下楼梯。在上方的楼梯平台上——特纳和内特尔只能看到皮靴和小腿在直挺挺地晃来晃去——一场战斗正在进行着，人们大打出手声、哼哼声和掌掴声传入耳畔，随着一声喊叫，几个士兵仰面向后摔下楼梯，压在下面等着上楼梯的那些人身上。咒骂声掺杂着笑声响了起来，倒下的人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揉着摔疼的肢腿。可是有一个士兵没有站起来，他头冲下痛苦地斜躺在楼梯上，好像在恐慌的梦境中，嘶哑地尖叫着，可几乎就发不出声音。有人把打火机凑近这个士兵的脸，人们看到他痛苦地龇着牙，嘴角有一些白沫。有人说他背部骨折了，可是大家都无计可施。当时一些士兵正抱着毯子和垫枕下来，从他身上跨过，而另一些人正推挤着要上楼。

特纳和内特尔离开了旅馆，想返回内陆，走回到那个老­妇­人和她的猪那里去。敦刻尔克的电力供应一定已被切断了，但是他们看到一些拉着厚厚窗帘的窗子四周漏出黄褐­色­的烛光和油灯光。在马路的另一边，一些士兵在敲着居民们的房门，但没有一户人家愿意开门。特纳选择了这个时候向内特尔描述了那种可供吃饭的地方，那是他神往已久的地方。他为了说得更清楚，又把这个地方润­色­了一番，添加了几扇朝向铁制阳台的落地长窗，一根从阳台上盘绕而过的古老的紫藤，一台在圆桌上盖着绿绒线布的电唱机，一张两轮轻便马车上用来盖腿的波斯毛毯。他越描述，就越相信这房子就在附近。他的描述正在把它变成现实。

内特尔把门牙搭在下嘴­唇­上，活像一只友好的兔子，满脸的迷惑。等特纳讲完，他说：“我熟悉这个地方。我他妈的知道有这个地方。”

他们伫立在一所房子外面，房子遭过轰炸，地下室有一半已经成了露天，从外观看像一个庞大的窑洞。内特尔抓住特纳的衣服，把他从砖头堆上拉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领着他走过地下室的地板，走进一个漆黑的地方。特纳知道这不是他要找的地方，但是他无法抵拒内特尔非凡的决心。他们前面出现了一点光亮，然后又一点，接着第三点——一些抽着烟的士兵已经躲避在这儿了。

一个声音说：“嗨！走开，我们已经满了。”

内特尔擦亮一根火柴，举了起来。他们看见地板四周全是士兵，靠墙坐着，大多数已经睡着了，少数人躺在地板中央，但还有多余的空间。火柴熄灭了，内特尔按着特纳的肩膀让他坐下。特纳把破砖碎瓦从ρi股下拨开时，感觉到衬衣已湿透了，可能是血浸的，也可能是其他某种液体，不过暂时还不觉得痛。内特尔把军大衣裹在特纳的肩上。特纳的脚这时不用再支撑全身的重量了，一种解脱的狂喜从脚底向上升腾，透过双膝。他知道，这个晚上，不管内特尔可能会有多么失望，他也不愿意再动一步了。一整天步行的颠簸劳累在向地板上转移，特纳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能感觉到地板在他身下倾斜、晃动。这时候，要吃点东西而又不引起别人攻击成了一个难题。然而，要生存，自私总是免不了的。特纳暂时还没有去拿东西吃，脑子里空空荡荡的。过了一会儿，内特尔用肘轻轻地把他推醒，把一瓶酒偷偷地塞到他手里。特纳嘴对着瓶口，把酒倒入口中喝了起来。有人听到了他的吞咽声。

“你喝的是什么？”

“羊­奶­。”内特尔说。“还热呢，来一点吧。”

传来一声咳嗽，接着，像浆糊一样的温热的东西落在特纳的手背上：“你这龌龊的东西，说你呢！”

一个更加气势汹汹的声音说道：“闭嘴！我睡不着觉了。”

内特尔悄然无声地从他的帆布包里摸索出粗红肠，切成三片，把其中一片和一块面包一起递给了特纳。特纳伸出两腿直挺挺地躺在混凝土地板上，用军大衣蒙住头，这样既能盖住他咀嚼的声音，又能遮掩住­肉­的香味。虽然大衣底下的空气很闷浊，虽然碎砖块、粗砂石挤压着他的脸颊，可他却开始吃起了他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饭。伴着脸上散发的香皂味，他大口地嚼着染有军用帆布包味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肠。食物下了肚，立刻生出一团热流，充盈到喉咙和整个胸腔里。他想起了一生中走过的这些路，一闭上眼睛，浮动的沥青路面和他那大步行走的皮靴就在他的脑海里忽隐忽现。他咀嚼食物时，连续有好几秒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到了另一段时空里，此时一颗糖衣杏仁正温暖舒服地躺在他的舌头上，而杏仁的香甜则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听到别人在抱怨地下室里太冷了，而他有大衣裹着，觉得很高兴。想想两位下士把军大衣扔掉的时候他阻止了他们，一种父亲般的洋洋得意感便油然而生。

正像特纳和内特尔刚才一样，一群士兵又进来寻找掩蔽的地方了，他们划亮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特纳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他们那英格兰西南部地区的庞杂口音让他恼火。他像地下室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想叫他们滚开。然而，他们在稍微远离他脚头的位置找到了一块地方。一阵白兰地的气味飘了过来，特纳对他们更加怨恨了。他们在收拾睡觉的地方，发出很大的声响。这时，沿着墙边有个声音大声喊道：“该死的土包子！”新来的士兵中，有一个人东倒西歪地朝发出那个声音的方向走去。看来，片刻间一场架就要打起来。但是，黑暗和人们困倦的抗议声维持了这里的安宁。

不久，地下室里只剩下了平稳的呼吸声和打鼾声。特纳身下的地板好像仍然在倾斜着，接着，又变换出坚定的行军步伐的节奏。特纳又一次发觉脑袋里的一些记忆在折磨他了，他身上烧得厉害，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睡不着。他从上衣里面摸出一小捆她的信。我等着你。回来。这些话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这时没有感动他。一个人等另一个人就像一个加法算式，就好像里面不带有任何情感——这已经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等待。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什么也不­干­，让时光流逝，另一个人姗姗靠拢。等待是一个沉重的字眼，特纳感觉到它正在向自己压来，沉重得像一件厚厚的大衣。地下室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沙滩上每个人都在等待。她也在等待，是的，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试图想象出她讲这句话的声音，可是，在怦怦的心跳声里他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他甚至回忆不出她的面容。特纳迫使自己去想这一新的处境，新的处境应该能让他高兴起来，因为错综复杂的事情没有了，紧急迫切也已经消失了，布里奥妮愿意改变她的证言，她会重写过去，给蒙冤者平反昭雪。可是这年代什么叫有罪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没有人会因一次证词的改变而得到拯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笔和纸，没有足够的和平和耐心来记录下所有证人的供述，来收集事实真相。而且证人们也是有罪的。人们整天都在目睹着彼此犯下的种种罪行。你今天没杀人？可是对多少人的死你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在这儿，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会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会借助睡眠来忘掉它，布里奥妮。特纳伴着嘴里的甜杏仁味，想着布里奥妮的名字。这名字那么离奇，好像不太确实，他怀疑自己有没有记对。塞西莉娅的名字也是一样的感觉。以前，难道他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名字是怪异的吗？就连这个问题在他的思绪里也很难逗留许久。他在法国这儿有这么多没做完的事情，对他来说，推迟回英格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他的行包——奇异、沉重的行包——已经打点好了。要是把它们丢在这儿就回去，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那是隐而不见的包袱。他必须回去，必须从那棵树上找到那个男孩。以前他曾经有过这一经历，他曾回到过那个地方，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双胞胎，再没有其他任何人，他背起皮埃罗，抱起杰克逊，穿过公园。两个男孩这么重！他爱塞西莉娅，爱这对双胞胎，爱飞黄腾达，爱黎明的曙光以及黎明时分不可思议、闪烁发光的薄雾。可是迎接他的是怎样的一队人啊！虽然这时特纳对这样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它就跟家常便饭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浑身麻木，还没有变成一介俗人之前，在麻木还是件新奇事物的时候，在一切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能强烈地感觉到它。想当初，塞西莉娅一路奔跑，穿过沙砾，来到打开的警车车门旁，对他说：噢，我与你相爱时，/我清白又勇敢。这一幕令他牵肠挂肚。因此他要沿着原来的路返回去，走回所有他们已经完成的撤退的道路，穿过那一片片­干­涸而又令人意志消沉的沼泽地，绕过桥上那位凶巴巴的陆军中士，经过那个被炸弹摧毁的村子，顺着缎带似的大路——它绵延在数里起伏的农田里——留意村寨旁左边的小径，来到鞋店的对面，再往前走两英里路，跨过有刺的铁丝网，穿过森林和田野，来到兄弟们的农场里小住一晚，第二天，在金黄­色­的晨光中，靠着指南针的指引，匆匆穿过那块拥有星罗棋布的小洼地、纵横交错的小溪、采花酿蜜的蜂群的壮丽的土地，踏上向上倾斜的人行道，来到铁路旁边那所令人悲痛的农舍，来到那棵树下。从软泥里把一块块烧焦的条纹布片和男孩睡衣裤的碎条拾起来，然后把他，把那位可怜的、肤­色­苍白的男孩放下，给他举行一场像模像样的葬礼。一个多么俊秀的孩子。让他这有罪的人埋葬那无辜的孩子，不让任何人改变证据。可是要帮他挖墓­茓­的迈斯在哪里呢？那个勇敢的鲁夫 · 迈斯下士。特纳不能离开，因为这儿有更多没做完的事情，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必须找到迈斯。但是首先他必须重走那么多里路，向北返回那位农夫和他的狗还跟在犁后面走着的那块田地。他必须问那位佛兰芒­妇­人和他的儿子，他对他们的死要不要负责任？有时候，在一阵阵突发奇想的自责中，一个人要承担的事情太多了。那位­妇­人可能会说不要——佛兰芒人不会要他对任何事情负责。她会说：你千方百计想帮助我们，只是没能带着我们穿越那块田地。你携带着双胞胎，而不是我们，不是。不，你没有罪。没有。

“太吵了，长官。”一个低低的声音传来，特纳滚烫的脸感觉到了声音里夹杂的气流。

内特尔下士的脑袋后方是一大片深蓝­色­的天空，地下室炸坏了的天花板的黑边像是蚀刻在天空上，形状参差不齐。

“吵？我刚才在­干­什么？”

“你大喊‘不’，把每个人都吵醒了。这些家伙中有个人有点恼火了。”

特纳想抬起头来，可发觉怎么也抬不起来。内特尔下士擦亮了一根火柴。

“天哪，你看上去他妈的吓死人了。来，喝点水。”

内特尔托起特纳的头，把水壶递到他嘴边。

水有股金属的味道。他喝好以后，筋疲力尽的感觉像无边无际的滚滚浪涛一样向他袭来。他走遍了敦刻尔克这片土地，此时却陷入了这疲惫的汪洋。为了不让内特尔警觉，他尽力不泄露自己真实的感受。他的话语听上去通情达理。

“你看，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内特尔用一只脏乎乎的手在擦拭着特纳的额头。他把脸、把焦急而又邋遢的脸凑得离特纳的脸这么近，特纳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内特尔会认为有这个必要。

内特尔说：“长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在听吗？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出去方便，猜猜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海军部队正沿途走来，发出要选拔军官的动员令。他们离船上岸正在进行编组。船已经返航了。我们就要回家了，老兄。这儿巴福斯军有位海军陆战队中尉会在七点钟把我们带过去。所以，好好睡一会，别再大叫大喊了。”

当时，特纳正落在筋疲力尽的海洋中，满心只想睡觉，正想睡它个一千小时。虽然刚才喝的水有点让人恶心，但它起到了催眠的作用，内特尔刚才告知的消息以及他低低的安慰声也对睡眠起到了帮助作用。睡眠变得更容易了。他们将在外面的马路上排好队，向海滩进发。向右排成方阵。秩序将主导一切。在剑桥，没有人教授好的行进秩序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剑桥人崇拜的是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人——诗人。但是，诗人知道什么叫死里逃生吗？他们知道大部队士兵是如何逃生的吗？没有人冲出队伍，没有人抢着上船，没有先到了就先招待的规矩，也没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他们穿过沙滩向海边走去时没有皮靴的声音，同伴们上船时有一双双心甘情愿的手在拍岸的惊涛骇浪中稳住船舷。然而，特纳此刻沉入的是一片平静的大海，由于他自己也心境平静，当然就看到了她等着他是何等的美妙。让算术见鬼去吧！“我等着你”这句话是最最要紧的，正是因为这句话他才幸存了下来。这是表示她将拒绝其他一切男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方式。只有你。“回来。”他记得透过薄薄的鞋底踩到砾石的感觉，这时他就能感觉到，他还记得手腕上冰冷冷的手铐。他记得他和那个警探在小汽车旁停下，向她脚步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他怎能忘记那件绿­色­的连衣裙，他清楚地记得它勾勒出她臀部的线条，他记得它束缚她的跑步，他记得它显露出她美妙的双肩，比薄雾还要雪白的双肩。警察允许他们谈话，他并不觉得奇怪。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和塞西莉娅如入无人之境。她说她相信他，信任他，爱他的时候，决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只是对她说他不会忘记这一切。说那句话，他是想告诉她他是多么感激她，特别是在那时，特别是在这时。然后，她把一个手指放在手铐上，说她并不感到羞愧，没有什么好感到羞愧的。她抓住他西服翻领胸前的一角，轻轻地抖了一下，说：“我等着你。回来。”这句话是发自她内心的，时间会证明她是真心真意的。她说完那句话，警察就把他推进了小汽车，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要哭出声来，她说话急促起来，她说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他们的事，是他们的私事。当然，她指的是藏书室里的一幕。那是他们的，没人能把它拿走。“那是我们的秘密。”就在车门砰地关上之前，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她大声地喊了出来。

“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他说道，尽管内特尔的脑袋早就在特纳眼前消失。“七点之前叫醒我。我保证，你不会再听到我说一句话。”

第三部

躁动不安并非只局限在医院里。时值四月，­阴­雨绵绵，这躁动不安仿佛随污浊而又湍急的河流暴涨着，升腾着。在夜晚，它笼罩着这黑漆漆的城市，像是一种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与那料峭的晚春难以割舍，不动声息地、恶狠狠地膨胀蔓延。整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其弥漫的慈善中。在医院里，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走向尽头。在走廊的交叉口处，一群群狂妄自大的资深医生在交换着意见，商讨着一个秘密。个头高一些的年轻医生们迈着大步，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只有那会诊医师在查房时显得心思重重。某一天早晨，他走到走廊的窗边，对着河的对岸凝视了许久。在他的身后，护士们站在病床旁静心等候。年长的杂活工们推着病人在病房间来回穿梭，显得那样地沮丧，似乎忘记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广播喜剧节目里学来的令他们快活的名言。如果布里奥妮能再次听到他们的那句名言，她是会感到很欣慰的，尽管她以前对这句话那么不屑一顾——“鼓起劲来，亲爱的。也许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

可是战争就要来了。这些日子以来，医院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少了。开始这看来很平常，一帮子脑筋不够数的受训者还喜滋滋地把这“大量康复”归功于他们提高了的医疗技术。慢慢地他们才看出了端倪。空空的床分布在一间间病房里，就像夜晚的死亡幽灵。布里奥妮想象着那宽宽的光滑走道上远去的脚步声，它们曾经是那么地清晰和富有节奏，现在却已变得模糊和犹豫。在电梯外的一段楼梯平台上，那些来安装新的防火装置和更换消防沙的工人整整工作了一天，一刻也未停歇，离开前也不对人说一句话，甚至不理睬同在走廊里的勤杂工们。在那有着二十个床位的病房里，只有八张正在使用。而且虽然工作比起以前更加辛苦，但是处在一种不安或者说是离奇的恐惧作用下，这些实习护士在一起喝茶时不再抱怨不休。她们都更冷静了，也更容易知足。她们也不再伸出手来相互比较各自的冻疮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实习护士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犯错误。她们都十分害怕马乔里·德拉蒙德护士长，害怕她暴怒前险恶的笑和态度的软化。布里奥妮有自知之明，最近她已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了。四天前，虽然她小心再小心地说明，一个由她照顾的病人还是咕咚咕咚地喝下了碳酸漱口水——一位勤杂工正好看到，他形容说就像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烈­性­的黑啤酒一样——之后，那个病人吐了一床。布里奥妮也知道，德拉蒙德护士长一直在注意着她，有一次她在搬便盆的时候一次只搬了三个，而不是像忙碌的拉卡普的服务员那样——要知道她原本是应该一次稳稳当当地搬六个的。而且，她很有可能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它们要么因为她劳累而被忘记了，或者她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还很容易犯一些举止上的错误——有时一不留神她就会单脚站立，而令她的顶头上司狂怒不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的差池和失误会积少成多：扫把没有放好啦、毯子折的时候把标签朝上啦、硬的领子有细微的褶皱啦、床的脚轮没有冲里成一直线啦、走出病房时空着手啦——这些全被人默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直到忍耐达到了限度。这时你若还未读出征兆，那么怒火会从天而降，而你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呢。

但是最近，护士长不再向她的实习护士们投以忧郁的笑容，也不再用令她们恐惧的压抑的声音和她们说话。她仿佛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职责。她像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什么事情上，经常站在男外科手术室门外的四方场地上，和她的拍档没完没了地商谈，或连着两天也不见踪影。

若是在另一种环境里，从事另一种职业，体态丰满的她也许会显得非常慈爱，甚至极富风情，因为她那不着口红的双­唇­有着迷人的曲线和足以自傲的自然的光泽。她脸颊滚圆，有着娃娃般健康的红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她温蔼的天­性­。但这样的好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事情缘起一个和布里奥妮同龄的女孩。她是个大块头，秉­性­和善却行动迟缓，喜欢用像­奶­牛般无辜的眼神打量别人。她领教了护士长气势汹汹的威力。兰格兰护士被临时抽调到男外科病房去帮着准备一个年轻士兵的阑尾切除术。她与他单独呆了一两分钟，于是就跟他聊了起来，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他不必为自己的手术担心。他很自然地就问了她的芳名，这可就触犯了那神圣的戒律。它明明白白地印在指导手册上，虽然从没什么人知道那到底有多么重要。几小时后，士兵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喃喃地呼唤着这实习护士的名字，而此时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就站在近旁。这下可好了。兰格兰见习护士被撵回了她以前的病房，着实蒙了一回羞。其他护士被召集在一道，要她们吸取教训。就算可怜的苏姗·兰格兰残忍地杀害了两打病人，也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德拉蒙德护士长教训说，对于应该一直追求像南丁格尔一样护理病人的传统的她，这样做是多么的丢脸。她还说兰格兰应该对自己下个月能分拣整理弄脏的亚麻被单而庆幸。她刚一说完，不仅是兰格兰，在场的一半女孩也都哭了起来。布里奥妮没有哭，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心有余悸。她把指导手册又从头读到尾，看看是不是有些礼仪规范被她忽略了。她反复重读这条戒律，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护士绝不能把自己的教名告诉病人。

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碳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三吨位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氧气管蒸熟的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还有她自己，也成了横亘在友谊之路上的一大屏障。头几个月里，布里奥妮常常以为自己只要考虑怎样和德拉蒙德护士长相处就行了。因为她总在你眼前晃悠。前一分钟从走廊尽头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下一分钟就在布里奥妮的耳畔絮絮叨叨，说她在预备训练的时候一点也不认真，才不懂给男病员“全身洗浴”时的正确步骤该是什么：只有在水换过两遍之后，才能把擦后背用的打了肥皂的法兰绒和毛巾给病人，这样他就能自己洗完了。布里奥妮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长那会儿觉得她做得如何。德拉蒙德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她就条件反­射­似地觉得肚子里一阵冰冷。想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的。布里奥妮对她的挑剔指责恐惧万分，对她的表扬褒奖从不幻想。对自己置之不理——这是布里奥妮最大的指望了。

布里奥妮能真正独处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在黑暗中，她会沉思默想，仿佛看到自己朦胧生活在格顿女子学院。在那里，她可以读她的弥尔顿。她本来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大学里念书，而不是在姐姐所在的医院里上班。布里奥妮以为自己正在加入到反战的洪流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绑在了一起。这位女人时时支配着她，其威力甚于一个母亲对她幼儿的掌控。

这种束缚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身份的剥夺——开始于她亲耳听说德拉蒙德这个人的几星期之前。为期两个月的预备训练的第一天，布里奥妮在班级里丢尽了颜面，给她上了很好的一课。事情是这样的：她走到护士长前面，彬彬有礼地指出，她徽章上的姓名有误。她是B · 塔利斯，而不是像那个小三角形胸饰上表明的那样是N · 塔利斯。

护士长的回答十分冷淡。“你就是N · 塔利斯。从现在起就是，以后也还是。这是分给你的新名字。你的教名对我没有意义。现在，请你坐下吧，塔利斯护士。”

要是敢笑的话，其他女孩子早就纵声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全都一样——N。不过她们都意识到笑是不被准许的。事实证明她们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卫生讲座的时间，还要拿真人大小的模特练习给病员的全身洗浴。假人们也都有名字——麦金托什太太、蔡斯女士、还有乔治宝宝——他那被不怀恶意地做得有些变形的体型使得他有两个正常的小女婴那么大。这时候她们要学会适应不假思索地服从，学会一叠叠地运送便盆，要把一条基本准则记在心头：千万别进病房转了一圈只带着你自己的手走出来。身体上的不适多少减轻了布里奥妮­精­神上的紧张。高高竖着的上过浆的衣领磨得她的脖子生疼。每天都要十几次地在冰冷刺骨的水下用碳酸氢纳洗手，使她生出了第一批冻疮。她自己掏钱买来的鞋子也狠狠地挤着她的脚趾。她们的制服像其他所有种类的制服一样，也抹杀了人的个­性­。而那些日复一日的繁冗要求——熨烫褶裥、别住帽子、整理线缝、擦亮双鞋，尤其是鞋后跟——已成了必须小心对待绝不能出错的程序，慢慢将其他事情都从她们脑中挤了出去。当女孩子们做好准备进入做实习护士的阶段，要在德拉蒙德手下开始为病房服务（她们绝不会说“在病房服务”）时，从前生活的影像在她们脑中已经十分模糊了。她们只知道要服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程式——从便盆到浓缩牛­肉­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的头脑渐渐地空虚，也没了什么戒备心理，很容易就屈从了病房护士长的绝对权威。护士长在填塞她们腾空了的脑袋时，她们只能乖乖就范。

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藓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件功课——凝望河对岸的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是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重来复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特赖顿身上，把他的犄角和直到肘部的一段胳膊掰了下来。杰克说修好它倒并不费什么事儿，可是那残肢被拿进屋，丢在了储藏室里，现在却不见了。贝蒂听了老哈德曼的口实，一口咬定是那个男孩把它扔进了湖里，但男孩矢口否认。有人提议把湖里的水抽­干­，可又担心这会危及湖中正处在交配期的一对天鹅。那位母亲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说孩子们在到处玩耍时，喷泉实在是太危险了。她还说要秉书下院议员。她不知道，阿瑟 · 里得雷爵士正是布里奥妮的教父。

然而，艾米莉觉得能招待这群避难的人真是福气，因为曾几何时，整座房子好像都要被军队征用了去。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休 · 凡 · 弗莱厄特家安营扎寨，因为那里有司诺克球桌。她在信中还提到，她的妹妹埃尔米奥娜还在巴黎，不过正在考虑搬到尼斯去；家里的­乳­牛都分散到北边的三块田地里放养去了，这样原来的那块地就可以腾出来耕种玉米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始建的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铁栅栏已被拆除，熔化掉后用来做喷火式战斗机。就连来拆它的工人们都说，这种金属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喷火式战斗机。莎草丛中，小河转弯处，用水泥和砖头当原材料的掩体在岸边造好了，毁了短尾野鸭和灰­色­鹡鸰的巢居。大道的进村口，另一个掩体也在修建中。他们把所有易坏物品都藏进了地下室，包括那架羽管键琴。可怜的贝蒂在搬克莱姆叔叔的花瓶时不小心失手，花瓶掉在了台阶上摔了个粉碎。她说裂缝在她手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丹尼·哈德曼加入了海军，村里的其他小伙子则参加了东萨里前线团。杰克辛苦得不得了。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回来后看上去又累又瘦，而且他还得向她保密，不能告诉她他的去向。听到花瓶摔破了，他勃然大怒，竟冲着贝蒂大喊大叫，这可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除此之外，她还搞丢了配给证，大家只好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糖的日子。那位被“红狮”酒吧开除的母亲来的时候没带防毒面具，根本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她用。空袭警报哨的小头头，也就是沃尔金警员的兄弟，总以检查灯火管制为由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他已来了三次，他独裁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谁也不喜欢他。

每当在劳累一天后展读这些信件，布里奥妮就会神情恍惚，思家心切，她隐隐地向往那久已远去的生活。可她并不后悔，因为当初是她自己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预备训练结束后，实习生活开始前，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她和叔叔、婶婶住在樱草山上，而且她断然拒绝与电话那头的妈妈通话。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想要见她，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她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就是不肯回去？连一天都不肯？为什么她连写信都这么少？为什么呢？要明明白白回答太难了。眼下，最好是远离家园。

床头柜的抽屉里，布里奥妮放着一个大理石纹薄纸板封面的大笔记本，粘在书脊上的是一截线，末端拴了支铅笔。在就寝时间是禁止使用铅笔和墨水的。她从预备训练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写日记，并设法做到了基本上每天熄灯前至少挤出十分钟时间来。她的记录包括“艺术宣言”、琐碎的抱怨、人物速写以及一些简单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尽管一天天幻想的成分愈加增多。她并不怎么读自己写下的东西，却陶醉于哗啦哗啦地翻动那填得满满的纸页。这儿，在名标和制服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她。她的“真我”偷偷地隐藏着，悄悄地积聚着力量。在孩提时代，她就用自己的笔迹覆盖那本来空无一物的白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种乐趣她一直不曾忘怀。至于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她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抽屉不上锁，她很用心地把关于德拉蒙德的事情写得很隐晦。病人的名字她也都改掉了。没了这一层真实，随心所欲地涂改细节和胡编乱造就更容易了。她喜欢写下她想象中那些当事人的闲思漫想。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样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逬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复。

五月的最后几天里，药品供应的运送量急骤增加。更多非危急病员都被打发回了家。要不是四十个水兵入住，有些病房就会完全腾空了。一场罕见的黄疸病正横扫整个皇家海军。布里奥妮再也没有时间照拂这些事儿了。医院护理和初级解剖学已经开课。一年级学生们在当班、上课、吃饭和自修之间疲于奔命。阅读了三大页后，想再保持清醒实在太难了。大本钟的每次鸣唱都记录着这一天的点滴变化。有时，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的肃穆庄严的钟声加剧了压抑着的痛苦呻吟，这时女孩子们才会从瞌睡中记起她们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忙碌去了。

完全卧床休养本身被看作是医疗程序的一个步骤。大多数卧床的病人，不论病情如何，都绝不准走到仅仅几步路之外的盥洗室去。于是护士们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便盆了。护士长不允许她们“像握网球拍那样”端便盆。做这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七点半之前，便盆必须倒空、冲刷、洗净再堆装好。到了七点半，就开始喝早茶了。一整天，她们忙于清理便盆，为病人洗浴，擦拭地板。女孩子们怨声载道：整理床铺累得腰酸背痛，站了一整天双脚火辣辣地疼。为这些抱怨个不停。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把病房里一扇扇巨大的窗子拉上窗帘。一天将尽之时，还有更多的便盆要端，痰盂要倒，可可要煮。当班和上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回宿舍去取笔记本和教科书。布里奥妮一天内已经被护士长抓到了两次在走廊里奔跑。每一次护士长都是无声地斥责她。只有大出血和火灾时，护士才可以有理由奔跑。

但初级实习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清洗室里。有人说要安装自动便盆和吊瓶清洗器了，但这只是空­茓­来风。至少眼前，她们还得重复以前的人的做法。就在因为瞎跑而被数落了两次的那一天，布里奥妮发现自己被额外派差到清洗室去­干­活。也许是那不成文的值勤表出了问题？可她怀疑这种解释。她拉上了身后的门，把重重的橡胶围裙系在腰上。对布里奥妮来说，­干­这活的技巧，或者不如说是惟一她能忍受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别过头去。然后是用石碳酸溶液漂洗。要是她忘了检查便盆的把手是不是洗净并揩­干­了，护士长会给她找更多麻烦的。

黄昏时分，她结束了这一项任务，然后径直走向快要完全空掉的病房。她得在那里把衣物柜摆放整齐，清空烟灰缸，收拾这一天的报纸。她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折起来的《星期日画报》。每天她都零零星星地跟踪时事。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能从从容容坐下来读完一整份报纸。她获知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鹿特丹遭到了轰炸，荷兰军队投降了，前一天夜里有几个女孩子在谈论比利时即将沦陷。战况不佳，可是总会有转机的。这会儿，报上一句意在安慰大众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它说了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不痛不痒的字句下隐含的意义。法国北部的英军正在“作战略­性­撤退，撤到先前准备好的营地”。哪怕就是她——对军事策略和新闻行话一无所知的她——也看明白“撤退”这一委婉语的真实含义。也许她是这医院里最后一个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日益空荡的病房和大批大批运进的物资，她从前以为那只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常规准备。看来她是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些琐屑的烦恼了。现在，她渐渐明白了那些毫不相关的新闻片段原来是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也了解了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了的东西，还有医院当局到底在作何计划。德国人已经攻到了英吉利海峡，英军处境十分艰难。法国的战况一团糟，虽然没人说得出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沉没在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和无言的恐惧之中了。

就在这时，在最后一批病人从病房里护送回家的那天，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首先草致问候，再例行公事似地询问了一下她的功课和身体情况，然后他把从同事那里听到又被家人所证实了的消息转告了她：保罗 · 马歇尔和罗拉 · 昆西于下下个星期六在克拉珀姆公地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至于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对这消息感兴趣，他却只字未提，对这件事本身他也绝不置喙。信的末尾，他只潦潦草草地写了句“一如既往地爱你”。

整个早上，她在忙这忙那，都不住地在想这一消息。自从那个夏天后，她就再没有见过罗拉，所以在她脑海里站在神坛前的身形还只是个单薄纤弱的十五岁女孩。这会儿她正在帮一个就要离院的从兰贝斯来的病人——一个年长的­妇­人——给行李打包，并使劲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听她在唠叨诉苦。她的脚趾骨折了，本被答允了二十天的卧床休息，现在才享受了七天。布里奥妮帮她坐上轮椅，一个勤杂工推着走了。在清洗室里，布里奥妮心里盘算着。罗拉二十了，马歇尔该是二十九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让她震惊的是结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布里奥妮和这事可不只是“有关系”这么简单。是她促成了这一切。

从早晨到黄昏，从病房进进出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布里奥妮觉得那熟悉的罪恶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着她。她用力擦拭空空荡荡的衣物柜，帮别人用石碳酸溶液洗床框，扫­干­净并打亮地板，用相当于平时两倍的速度匆匆去药房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员那里（当然并不敢真跑起来），在男病室里与另一位实习医生给他们的疥子上药包扎，替换得去看牙医的菲奥娜。在五月的头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她在僵硬的制服的包裹下不住地流汗。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工作，工作，下班后洗个澡，睡个觉，睡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可她明白这都无济于事。不管她做多少下等和卑贱的工作，不管她做得多苦，多出­色­，不管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多少——无论是个别辅导中得到的阐释和启发，还是大学草坪上的快乐时光——她都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害。永远都弥补不了。她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年了，她头一次想要和父亲一谈。长久以来，她都把他的冷漠视作理所应当，从不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揣度着这回他费心费力地寄来这么封详细的信是不是想要暗示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下午茶以后，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赶快跑到西敏寺桥附近医院出口处的电话亭，试着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个电话。交换台给她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紧接着电话就断线了，她只好从头再来。又一次同样的情况。试第三次的时候，正当一个声音响起——正在为您接通——又死机了。

全部的硬币都花光了，她也该回医院去­干­活了。在电话亭外面，她停了一停，抬头凝望淡蓝的天幕上堆积起来的云山。河水卷着春潮，在涌动的蓝绿间奔向大海。大本钟在不安宁的天底下看来总是摇摇欲坠。尽管有汽车排出的废气，新鲜植物和不知道是从医院园子里还是河边的小树上新割下的草叶使得清新的气味荡漾在四周。温暖的灯光闪耀着，空气中却依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有多少天她没有见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致了？怕有许多个星期了吧。她呆在屋里太久了，成天吸进呼出的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该走了。她刚起步，两位米尔班克军队医院年轻的实习医生从她身旁擦肩而过，给了她一个友好又灿烂的微笑。她本能地低下头来，随即又后悔至少该坦然地迎接他们的目光吧。他们走过桥去，只顾两人说着话，其他的都没在意。其中一个做了个蹦起的动作，像在模仿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东西。他的同伴被他逗得直笑。中途他们停下来欣赏一艘驶过桥下的炮艇。她不禁想，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生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有生气，她多么希望刚才她回应了他们的微笑。那是她已经彻底忘却的另一面的自己。她已经迟到了。尽管鞋子夹脚，她必须跑步才行。这儿，在这脏乎乎又没用石碳酸消毒过的人行道上，德拉蒙德护士长的敕令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大出血也没有火灾，可是却有种让人惊喜的全身舒展的愉悦和短暂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这一切推动着她跑了起来，围着重重的橡胶围裙尽情地跑着，跑向医院的门口。

此刻，一阵让人身心俱疲的等待笼罩了整个医院。只有患黄疸的水兵还留着。他们对护士们来说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们不时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他们。这些倔强的小兵们在床上坐起来缝补袜子，非要自己手洗内衣手帕，洗好了就把它们挂在临时沿暖气片拉起的晾衣绳上。那些仍旧卧床不起的病员宁愿忍痛自己来，也不愿叫护士端来便盆。据说这些能­干­的水兵喜欢自己把病房保持得井井有条，还接替了护士们扫地的活，替她们扛那些沉重的拖把。这么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女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难怪菲奥娜说她非得嫁个在皇家海军里受训过的人不可。

不知什么原因，实习生们有了半天的假，不用去学习，但制服还得穿着。午饭后，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过了河，走过议会大厦，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她们缓缓地绕湖溜达，在小摊上买了杯茶，又租了躺椅，听“救世军”老年乐队演奏为铜管乐队改编的埃尔加曲子。五月天里，在法国战事被深刻理解之前，在被轰炸的九月到来之前，伦敦虽然弥漫着战争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心态。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和时时提醒着人们警惕第五纵队的招贴海报，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挖好了两个大防空洞。官僚习气到处横行。一个戴帽子和臂章的人走了过来，跟菲奥娜说要看看她的防毒面具——它被她的斗篷遮住了。除此之外，一切都平和安详。因法国局势而一直搅动这个国家的焦虑都被消解在午后的阳光里了。死去的已不在眼前，而不在眼前出现的就被假定为还活着。一切都宛如平常，似若梦幻。婴儿车滑过小路，车篷放了下来，以挡住强烈的阳光。皮肤白白、头盖骨还发软的小宝宝睁大眼睛，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看着身外这个新奇的世界。似乎刚刚摆脱了逃难生活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大笑大叫。乐队已在和音乐的搏斗中筋疲力尽。躺椅依然要花两个便士。谁会想到，仅仅在一百英里之外，一场军事惨剧正在上演。

布里奥妮依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也许伦敦就会被毒气所淹没，或者会遭到德国伞兵的蹂躏，他们在第五纵队的接应下在地面上横行无忌，这样罗拉就可能根本来不及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曾听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勤杂工说，什么也不能抵挡得了德军的进犯。他们有新的战术而我们没有啦，人家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而我们也没有啦，直说得唾沫横飞，乐在其中。将军们可真该好好读读立戴尔 · 哈特的大作，要么就在午茶时间到医院勤杂工的小屋来悉心听听他的高见。

在她身旁，菲奥娜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最心爱的小弟弟和他在吃饭时说的趣闻轶事。布里奥妮假装着在听，可心里却在想着罗比。如果他一直在法国打仗，他很可能已经被俘虏了。或者情况还更糟。塞西莉娅听到这种消息，怎么能受得了呢？想到这里时，音乐突然欢快起来，随着一阵没有配乐的不协和音涨到了嘶哑的最Ｇao潮，她紧紧地抓住躺椅的木扶手，把眼睛闭了起来。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她心里的隐痛和战争的纷乱仿佛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事。但现在她明白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要是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多么想能拥有与别人一样的过去，成为另一个人，就像热情洋溢的菲奥娜，其洁白无瑕的生活展现在前方，还有温暖美满的大家庭，连小猫小狗都有拉丁文名字。他们的住处还是切尔西文艺界名流的聚会地。对她来说，她只需要沿着已经铺就的生活道路一直向前走，等着迎接出现在路上的一切。可是布里奥妮，她的生活呢？她孤零零呆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门可以进出。

“布里奥妮，你没事吧？”

“什么？哦，是的，我没事。我很好，谢谢。”

“我可不相信你。要不要我给你拿杯水来啊？”

观众鼓掌越来越热烈——看来没人在意乐队演奏得有多烂——布里奥妮的目光追随着菲奥娜穿过草坪，走过那些乐手和一位穿着棕­色­外套、出租躺椅的男人，走进了林地中的小咖啡屋。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唱“再见了，黑鹂”。这支曲子他们演来要自如得多。躺椅上的人们也加入了进去，有些还随着节奏适时地拍起了巴掌。这种集体跟唱的形式总有些许强迫的­性­质——音调升高，心情高涨时，陌路人的目光也不期相遇。布里奥妮不习惯这样，她心生抵触。尽管如此，她的情绪还是被调动了起来。当菲奥娜捧着一茶杯的水回来时，乐队正开始演奏旧时金曲大串联，开首的是“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她们俩开始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菲奥娜拉着布里奥妮开始享受嚼舌头的乐趣——哪些事让她们开心，哪些又惹火了她们。她们议论德拉蒙德护士长，菲奥娜还学起了她的声音。这位神气活现的护士长，那股子劲真像个自以为伟大又冷冰冰的高级顾问医师。她们记起了不同病人的种种怪癖，她们一起发着牢­骚­。菲奥娜对不能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愤愤不平，布里奥妮最讨厌晚上十一点熄灯的规定。可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却生发出了好心情，虽然开心得有点不自然。她们一个劲地咯咯直笑，引得众人将头全都转了过来，还把手按在嘴­唇­上做出夸张的动作示意她们小声点。不过这些姿势都不是特别严肃，大部分人只是在躺椅上朝她们宽容地一笑。因为她们是护士，还是战争时期的护士，她们的装束——紫­色­白­色­相间的束身上衣，深蓝­色­斗篷和一尘不染的帽子——使得她们像修女一样无可指摘，不容冒犯。女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她们的豁免权，便愈加放肆，边嘲弄别人边大笑起来。哇，菲奥娜原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模仿者，她带来的欢乐里布里奥妮最欣赏的就是她那有几份残酷的手法。菲奥娜能再现兰贝斯区的伦敦腔，还能无情又夸张地模仿某些病人们的愚昧以及他们哀求和疼痛时的哼哼唧唧。“那是我的东西，护士。我总是放错地方。我妈以前也总这样。是不是孩子真的是从ρi股生出来的啊，护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是否合适。就好像……啊吁！我的老是被堵住。我本来有六个孩子，可是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落在了公交车上，是从布雷克斯顿开出的８８路车。一定是丢在座位上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护士。真是倒霉。我真是。我的眼珠子都哭出来了。”

当她们向着议会广场的方向走回去的时候，因为刚才笑得太厉害了，布里奥妮还是头晕乎乎的，膝盖直发软。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自己的情绪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她的忧虑并没消失掉，只是悄悄退到了隐蔽的角落中去了。笑了一下午，感情暂时都发泄光了，这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们手挽着手走过西敏寺大桥。潮水已经退了，强烈的光线中，泥泞的河岸上，成千上万的蚯蚓粪投下点点斑斑的­阴­影，闪着紫­色­的光泽。两人向右拐进兰贝斯宫路时，看到一排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大门外面。一想到她们又得动手去拆封和堆垛军需品，两个女孩子嘟囔了一下，不过心情还好。

接着她们看到了散在卡车群中的战地救护车。再近一点，她们又看到了几十架担架车，已经从卡车上卸了下来，杂乱地摆在地板上。还有一大片肮脏的绿­色­军服和污迹斑斑的绷带。一组组分开站着的士兵，昏昏欲睡，动弹不得，和躺在地上的那帮子病员一样都裹在污秽的绷带里。一个勤杂工正把从卡车后面拿下来的步枪拢在一处。二十个搬运工、护士和医生正在穿过人群。五六副担架已被抬到了医院前面——很明显并不够用。顷刻间，布里奥妮和菲奥娜都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然后几乎同时她们反应了过来，开始跑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她们就已经来到了人们的中间。清新凉爽的空气无法驱散机油和溃烂的伤口所散发出的恶臭。士兵们的脸和手都黑乎乎的，胡子拉茬，头发蓬乱，还绑着伤员接收站贴上的标签，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仿佛都是从一个恐怖世界逃回的野蛮人。还站在那里的伤员似乎已睡着。更多的医生和护士涌出大门。一位高级顾问医师在负责，粗略的分类系统已经就绪。紧急病人已经被抬到担架上。接受训练以来头一次，布里奥妮发现一位医生和一位专科住院医师在对她发号施令。她从没见过这两人。

“来，你去抬那头。”

医生自己抬起了担架的另一头。她以前从来没有抬过担架，经过出口又沿着走廊走了十码，她知道自己的左手已经吃不住劲了。她抓着担架脚的最低处。她数了数他军服上的杠子，这位士兵是个中士。他的靴子已经没有了，泛蓝的脚趾发着异味。缠头的绷带已经被血浸成了黑红­色­。他大腿上的军裤已经撕得稀烂，甚至还戳进了伤口里。她觉得自己能看到里面白晃晃的骨节了。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让他感到疼痛不已。他紧闭着双眼，忍着痛一声不吭，只有嘴­唇­翕动着。如果她左手没力气了，担架就一定会倒下去。好容易挨到了电梯，走进去再放好担架，她的手差一点就松开来把担架掷到了地上。电梯慢慢上升着，医生测了测那士兵的脉搏，然后深深地用鼻子吸了口气，紧张得完全忘了布里奥妮的存在。二楼映入了眼帘，她满心只想着电梯到病房的那三十码距离。自己到底能不能支撑得住呢？她有义务告诉医生她坚持不了了。可是他在背对着她重重地打开电梯门时，他吩咐她抬好她的那一头。她在意念中把更多力气加在左臂上，心里期盼医生能走快点。要是连做这个都失败，她可丢不起这个人。脸­色­乌黑的病员不停地做着类似咀嚼的张嘴、闭嘴的动作，他的舌头上布满了白点，黑­色­的喉结一起一降。她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们折进了病房，她庆幸一张紧急救护床已经准备停当，放在门旁。她的手指已经开始打滑了。一位护士长和一名正式护士正等在那里。担架被移到紧挨着床的地方。布里奥妮的手指越来越软，她根本没法控制它们。她及时地抬起了左膝，来承受这重量。腿砰地撞在了木把手上。担架晃动着，护士长见势马上靠上去稳住了它。身负重伤的中士从­唇­间发出一阵怀疑的声音，仿佛他从来没想到疼起来会这么撕心裂肺。

“看在上帝的份上，姑娘。”医生咕哝着。他们把病人小心缓慢地挪上了床。

布里奥妮在一旁等着，想看看是否还用得着帮忙。可是这会儿其他三个人都在忙碌着，忘了她还站在一边。那护士在拆掉他头上的绷带，护士长在剪掉大兵的裤子。专科实习医师转过身，在有光线的地方仔细地看着从士兵的衬衫上揭下来的标签上草草写就的短简。布里奥妮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护士长转过头，发现她还在那里，心里非常恼火。

“好了，别只是在那儿闲站着了，塔利斯护士。快到楼下帮忙去。”

听到这句话，布里奥妮羞愧地走开了，她感到一阵空洞的感觉陡然在她腹中奔流。第一次真正跟战争接触，第一次遇到要负担的压力，她就落败了。如果下回再需要她去抬担架，她会连到电梯一半的路都走不到。但要是人家吩咐她这么做，她也没胆量说个“不”字。如果担架真的脱了手，她就只好悄然离开，在房间里收拾好东西装进手提箱，到苏格兰种田去。这样不管对谁都有好处。她正急急忙忙地在走廊里走，迎面遇到从另一个方向来的菲奥娜，她抬着担架的前面一头。比起布里奥妮来，她要强壮多了。她抬着的那个伤员身上涂满了敷料剂，抹掉了他脸上的五官，只在嘴巴处留了个椭圆形的黑洞。两个女孩目光相接，从对方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震惊和羞愧。她们怎么也不能想到，当她们在公园里欢笑的时候，这里却是这样一番景象。

布里奥妮走出医院，看到最后一批担架也已抬到了推车上，搬运工们正等着推它们，心中释然了。十来个正式护士拿着手提箱在一旁待命。她认出了几个和自己同病房的。没有时间问她们会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别的地方情况一定更糟。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帮助那些自己还能走动的伤员，总共人数大概还有两百多。一个护士长叫她带着十五个伤员到楼上的比阿特丽斯病房。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跟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就像小孩们在学校里排成纵队漫步行进。他们当中有些用吊带固定着胳膊，有的头部或者胸部受了伤，其中还有三个拄着拐杖，没有一个人说话。电梯周围堵得水泄不通。有人推车要下到地下室的手术间去，而其他人还要上到病房来。她找了个壁室给拄拐杖的几位坐，告诉他们不要动，她自己带其他的伤员走上楼梯。他们行进得很慢，在每一个楼梯平台都要停一下。

“快到了，”她不停地说着。可是他们好像并不留心她在说什么。

终于到了目的地。按规矩她该向护士长报告，但护士长不在办公室。布里奥妮转向她的小学生们。他们已经自觉地在她后面聚成一团。可是他们没有看她，而是在看她身后那宽敞、恢宏的维多利亚式病房、高耸的圆柱、盆栽的棕榈、整洁的床铺和那­干­净的垂在床边的床单。

“你们在这里等候，”她说道，“护士长会给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床位的。”

她匆忙走向病房另一头，护士长和两个护士正在照料一位病人。鞋底蹭着地板的声音从布里奥妮身后传来。士兵们跟了过来。

布里奥妮吓坏了，她赶紧朝他们挥手。“回去，听我的，回去吧。回去等着。”

可是他们自作主张散开在整个病房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找了一个床铺。他们未经分派，靴子也不脱，澡也不洗，虱子也不除，病号服也不换，就一骨碌地爬上了床。他们脏乱的头发和黑乎乎的脸庞贴在了枕头上。这时，护士长从病房那一头急急走来，后脚跟踏着地板的声音在这神圣的殿堂里回荡。塔利斯走到一张床的床头，拽了拽一个仰面而睡的士兵的袖子。她轻轻摇动他那已经从绷带里脱落出来的胳臂。他只一伸腿，立刻在毛毯上刷下一道油污。怎么办呢？全都是她的错。

“你得起来，”护士长越走越近，布里奥妮已经急得浑身发软，声音嘶哑又无力。“我们办事是有程序的。”

“他们需要睡眠。规矩以后再说吧。”口音带爱尔兰腔。护士长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让她转过头来好看清她的名标。“现在你回自己的病房去吧。塔利斯护士。我想那里可能需要你。”

护士长轻轻地推了推她，她就去做自己的事儿了。病房里并不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伤员们都已睡着了。她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白痴。她也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睡眠，她当然知道。可是她只是想做自己认为是份内的事。毕竟这些条例又不是她制订的。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东西一遍又一遍地给灌进她的脑子里。新病员入住时有几千条需要遵守的条例。她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呢？一路上她跟自己生着气，快回到自己的病房时她才记起了楼下还在等着要她带上楼的拄拐杖的伤员。她匆匆下楼，可是壁室已经空了，走廊里也不见人影。要是向护士和搬运工打听他们的去向，大家都会知道她有多无能。她才不想这么做呢。一定有人已经把伤员们集合起来带上楼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她自己的病房已经派上了新用途——改成了急救室。不过一开始它根本名不符实。简直就是个前线伤员中转站。许多护士长们和高级护士们也被调来帮忙了。五六个医生在处理最紧急的病例。两个随军牧师也在，一个坐在病人身边跟他讲话，另一个在对着毯子下面一个人形祈祷。所有的护士都戴着口罩，她们和医生们一样挽起了袖子。护士长们在病床间来回穿梭，给病人打针——极有可能是吗啡——或者用输血针头把全血和血浆输进伤员的身体里——一瓶瓶全血和淡黄­色­的血浆宛如一个个奇特的异国水果高高地悬挂在可移动的架子上。实习生们怀抱着大堆的热水瓶子走过。病房里充斥着人们轻柔的回声和医疗器械的叮叮当当声，还有规律地搀杂着疼痛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病房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那些新来的伤员只能躺在担架上，担架都放在床和床之间，这样输液架就能得到充分利用。两个勤杂工随时准备将死去的病人抬走。许多护士都在床前清除弄污了的绷带。这时候总需要做个选择：是温柔地慢慢一点点揭下，还是蹭地抽下来，痛一下也就完了。这间病房里的护士们推崇速战速决，因此才会有不时传来的惨叫声。病房里到处都是这样那样的气味——新鲜血液又湿又粘，还带着酸味，肮脏的衣服的气味，还有汗臭，油脂臭，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气味。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伤口腐烂所发出来的恶臭。两个转移到手术室去的伤员到头来还得截肢。

由于高级护士们被临时抽调到远一点的医院部门里去，而且越来越多的病员送了进来，正式护士们便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布里奥妮和同一组的见习生就被赋予了新的责任。一个护士派布里奥妮去给门边担架上的下士拆掉绷带和清洗腿上的伤口。她只做这个就够了，医生没有过来检视之前她不用再给他包扎。下士脸朝下趴着，当布里奥妮跪了下去贴着他耳朵说话时，他还做起了鬼脸。

“如果我叫出了声，别介意。”他轻声说着。“好好帮我清理，护士。我可不想失去它。”

裤脚管已经剪掉了。外面一层绷带看上去还很新。她开始解开它。由于不能把手从他腿下面伸过去，她便用剪刀把裤子剪开了。

“他们是在多佛码头给我包扎的。”

现在只剩下一层薄纱布了。从膝盖到脚踝那道长长的伤口周围凝结着黑­色­血块。腿上已没有毛发，颜­色­也是乌青。她十分害怕，张着嘴直喘气。

“那么，你怎么会伤成这样的？”她故意装得高兴的样子。

“一个炸弹飞来，把我砸倒在波纹马口铁做的栅栏上了。”

“真是倒霉。现在，嗯，你知道，我要把它拆下来了。”

她轻轻地掀起了一个角。下士抽动了一下。

他说：“和我一起数。像这样。一，二，三。利索点。”

下士握紧了拳头。她拉起已经松动的那个角，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着它，然后向后猛地一扯。这时，她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期一次在午后的生日派对上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桌布把戏。那纱布伴着胶层剥离的刺耳声被一下子掀了下来。

下士说：“我要吐了。”

她顺手拿了一个痰盂。他­干­呕了几下，却什么都没吐出来。他脖子后面的褶皱处冒出了颗颗汗珠。伤口有十八英尺长，也许还不止，在腿的后侧随着膝盖打了个弯。缝合的针脚很粗糙，也不规整。裂开的皮肤相互重叠，露出了里面的脂肪层，像一串串微型红葡萄从缝中突起。

她说：“小心别动。我现在要清洗一下你的伤口，不过我会注意不碰疼你的。”她还不想碰它呢。腿上的皮肤又黑又软，就像熟过了头的香蕉。她把药棉放在酒­精­里浸了浸。由于担心那皮肤会脱落下来，她只是在他腿肚子周围轻轻地一敷，离伤口有两英寸之距。然后她稍稍加了点力气，又擦了一遍。皮肤好像挺结实的，所以她紧紧压着药棉，直到他痛得想缩回去。她把手拿开，看到了一片白晃晃的皮肤。药棉已经完全黑了。不是坏疽。她不禁松了口气。她甚至感到喉咙抽缩了一下。

他说：“怎么样，护士？你告诉我吧。”他撑起身来，试图想从自己肩膀上方望过去。嗓音里掩饰不了他的恐惧。

她咽了下口水，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什么感情。“我觉得伤口愈合得不错。”

她又取了更多的药棉。他的腿上粘着油，或是油脂，混合着海滩的沙石，不怎么容易弄­干­净。她再往回挪了六英寸，在伤口周围轻擦着。

这样做了一会儿，她突然感到一只手落在自己肩头，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好，塔利斯护士。不过动作得更快点。”

此时布里奥妮正跪在地上，身体俯向担架，紧抵着一张病床，所以想转身并不容易。等到转过身来，她只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等她开始清理针脚的时候，下士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微微动着，像要把腿抽回去，可是并没醒过来。疲惫是最好的麻醉剂。终于收拾好了，她舒展了一下手脚。刚收拾好了痰盂和所有用过的药棉，一位医生就走了过来，把她打发走了。

她洗了洗手，准备去从事另外一项任务。她居然自己完成了任务，虽然这任务微不足道。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她要给累倒在战场上的士兵送水，绝不能让他们身体脱水。她得动作快点，要不他们很可能要脱水了。来，卡特列兵。把这个喝了再继续睡觉。来，坐起来……她搂住他们，让他们脏得出奇的头发靠在她的围裙上，手里端着小巧的白­色­搪瓷杯喂他们喝。她轻轻晃动他们，像母亲怀抱着人高马大的宝宝。她又彻底地洗了一次手，然后去倒掉床上便盆。她从来不敢掉以轻心。接下来该去看护一个腹部受伤、鼻子还缺了一块的士兵。她觉得自己能透过他的软骨看到他的口腔和裂开了的舌头。她要把他的脸弄­干­净。他的脸也是油乎乎的，沙子渗进了皮肤里。她猜想他是醒着的，可他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吗啡已使他镇静了下来。他仿佛和着头脑中的乐声在床上轻轻地左右摇晃。随着擦拭，他的五官渐渐从黑­色­的污垢下显现出来，布里奥妮这时候想起了儿时那种光滑的书页，想起了她怎样用一支秃头的铅笔让原本空白的纸张凸现出一幅画来。她还想到了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罗比。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情况下，她给他包扎了伤口，用药棉温柔地擦着他的脸，直到他那熟悉的五官渐渐显现。那时，他会何等感激地看着她，认出了她是谁，然后捉住她的手，默默无言地握紧了它，那他就是原谅她了。然后他会让她哄他进入梦乡。

她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她要端着镊子和托盘去隔壁病房照看一位腿里留有碎弹片的空军士兵。她来到床边。他警觉地看着她放下自己的工具。

“如果要这样子把弹片取出来，我宁可去做个大手术。”

她的手不停地发抖。她奇怪为什么那个­干­脆利落的护士的声音怎么会这时候在耳边响起。她拉上了病床周围的屏帘。

“别傻了。我会很快取出来的。一下子就好。你是怎么受伤的？”

他跟布里奥妮解释来由，说他当时是在法国北部修建跑道，可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不停地瞟着她刚从高压灭菌器里取出的钢钳子。它们正湿淋淋地躺在蓝边的托盘里。

“我们正要动工时，德国佬来了，他们开始狂轰乱炸。我们不得不撤退，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后来德国佬又来了，我们又只好撤退，直到我们掉到海里。”

她微微一笑，掀起了他的床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他大腿下方的油脂和嵌在伤口里的煤灰已经洗掉了，能清楚地看到Сhā进皮­肉­里的弹片。他往前欠了欠身子，紧张地看着她。

她说：“好好躺着。这样我才看得清楚。”

“我这样没关系的。其实它们并不影响我。”

“躺下吧。”

十二寸长的地方都有弹片。每个伤口处都已发炎肿胀了。

“我才不在乎呢，护士。我倒愿意它们留在我身上。”他大笑起来，却没什么底气。“可以给我的子孙留个纪念。”

“感染了。”她说，“而且它们还会陷进去。”

“陷进去？”

“陷到你的­肉­里。陷到你的血液里，再被运到你的心脏里。或者大脑里。”

他似乎相信她了。他躺下身去，双眼瞪着远远的天花板直叹气。“妈的……我是说，对不起，护士。我今天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起数数有多少块弹片，好吗？”

他们真的大声地数了起来。一共有八块。她轻轻地摁着他的胸口。

“一定要取出来。来，躺好。我会尽量快点。也许这个办法有用。你抓紧床头试试看。”

他看着她拿起镊子，腿立刻绷紧了，还瑟瑟发抖。

“别憋着气。尽量放松。”

他从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放松！”

她用右手扶了一下左臂。如果坐到床边去做会方便很多。可是这姿势太不专业，而且是严格禁止的。当她的左手触到了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时，他还是抽搐了一下，想要把腿缩回去。她从一簇弹片边上选了最小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呈倾斜的三角形状。她夹住它，稍停了一下，然后果断地拔了出来。

“我­操­！”

这一脏话脱口而出，在病房中跳跃回荡，仿佛重复了许多遍。紧接着是一片寂静，至少屏风后面的声响减弱了。布里奥妮手拿着镊子，依然夹着那片血淋淋的金属碎片。这尖头碎片有四分之三英寸长。从远处传来坚定的脚步声。她把榴霰弹片扔到肾状盆里，正在这时，德拉蒙德护士长拉开屏风，走了进来。她异常镇静地瞥了一眼床脚，便知道了病人的姓名，还有他的伤势。然后，她居高临下地盯视着他的脸。

“你怎么敢这样呢？”护士长平静地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护士面前那么说话呢？”

“请原谅，护士长。我忍不住了才……”

德拉蒙德护士长不屑地朝盆里瞟了一眼。“与前几个小时里我们所收的伤员比，杨飞行员，你的伤只是外伤而已。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再说了，你也得拿点勇气出来，才对得起这一身军服啊。塔利斯护士，继续吧。”

护士长走后，病房里寂静无声。布里奥妮轻快地说道：“要不要继续进行？只有七片了。手术完了，我给你拿点白兰地来。”

他大汗淋淋，浑身颤抖，紧紧攥着床头的铁栏，指关节都变白了，但在继续清除残片时，他一声未吭。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就喊出来吧。”

但他不想再次惊动护士长，布里奥妮明白这点。她把最大的一块弹片留在了最后取。但是这块弹片未能一下子取出来。他在床上弓起背，同时紧咬着牙嘶嘶作叫。她又试了一次，弹片从­肉­里出来了两英寸，第三次手起镊落，一块四英寸长、沾满鲜血的不规则的钢片终于被取了出来。她举起来让他看。

他怔怔地盯着铁片。“麻烦你洗洗­干­净，我要拿回家保存。”话音刚落，他就把脸埋进枕头，呜呜地抽噎了起来。也许是疼痛，也许是“家”这个词触动了他。她蹑手蹑脚地走开去取白兰地。在冲洗处，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她花了很长时间，除去伤口上的绷带，清洗伤口，又包扎伤口。随后，她接到了新的指令，她一直害怕的指令。

“你去给列兵拉蒂莫包扎脸。”

列兵拉蒂莫半边脸被炸掉了，所以吞咽食物是一种折磨。早些时候，为了不让水从他残缺不全的嘴里流出来，惹人耻笑，她已经试着用茶匙给他喂东西了，可他却推开了她的手。她现在感到害怕，害怕不是给他除去绷带，而是从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责备的神­色­，好像在说：“你到底对我作了什么？”他的交流方式只是从喉底发出柔柔的“啊啊”声，一丝失望的呻吟声。

“马上就可以给你包扎了。”她一个劲地重复道，因为她想不出别的什么话可说。

此刻她拿着绷带和医疗器械走到他床头，满脸微笑地说：“嘿，拉蒂莫列兵，我又来了。”

他看着她，没有认出来。她一边把他头顶上的绷带解开，一边说：“别担心。再过一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你就等着看吧。这里好多人都没有这么幸运呢。”

这的确是个慰藉。总是有人病情恶化。就在半个小时前，从东萨里前线团——村庄里的小伙子就加入了这个团——送来的上校就被截肢了。还有一些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布里奥妮取了一副外科镊子，小心地把一大团浸透凝固了的纱布从他脸部的凹陷处取下。最后一片纱布清除后，解剖课上用的剖面模型就依稀可辨了。他的脸已经毁了，粉红的­肉­­祼­露在空气中，从他缺失的面颊可以看到他的上下臼齿，还有闪闪发亮的舌头，长长的，令人惊骇。她不敢再向上看了：眼眶周围的肌­肉­都­祼­露着，那是隐秘之处，从没打算示人。拉蒂莫列兵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他自己也肯定猜到了这点。以前，曾经有女孩爱过他吗？她还会爱他吗？

“一会儿就能包扎好了，”她又撒了一次谎。

她用浸在优苏中的清洁纱布重新包扎好他的脸，这时，他发出凄惨的叫声。

“要不要来一杯？”

他摇摇头，又开始呻吟起来。

“你不舒服？”

不是的。

“要喝水？”

他点了点头。他就只剩下一小块­唇­角了。她把茶壶口伸进他嘴里倒水，他每咽一口，脸部肌­肉­就要抽搐一下，这么一来，脸上肌­肉­缺失的地方就更加疼痛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但是，她一把茶壶拿走，他的手就向她的手腕伸去。他还要喝。这样持续了几分钟——他不能承受疼痛的煎熬，却又不能不喝水。

本来还可以陪着他的，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工作等着她去做：一会儿这位护士要帮手，一会儿那位床上的伤员要照顾。一个打了麻醉药后的士兵醒了过来，吐了她一身，她只好再去找一条­干­净的围裙，这时她才可以离开病房休息一下。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她惊奇地发现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自从她们从公园回来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小时了。她站在亚麻布储藏柜旁系围裙的时候，护士长突然又来了。很难说有什么变故——她举止超然，命令依然不可抗拒。在自律之下，也许有那么一丝患难中的默契。

“布里奥妮，去把湿敷袋敷在马克因泰尔四肢上。用单宁酸给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消毒。如有困难的话，直接找我。”

护士长又转身给另一位护士布置任务。布里奥妮刚才看到下士被人抬了进来。他和许多士兵一样在敦刻尔克海岸边一艘下沉的渡船上被熊熊燃烧的汽油所淹没。后来，一艘驱逐舰把他从水中救了起来。黏稠的汽油紧依在他的皮肤上，灼穿了他的身体组织，等把他放到床上时已经烧得惨不忍睹了。她想，下士一定活不了了。因为要给他打吗啡，连血管都找不到。两小时前，她和另外两位护士把他抬到床上尿盆上时，她们的手一碰到他，他就嘶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湿敷袋是两个大大的盛着盐溶液的胶膜容器，受伤的手脚就放到里面浮着，溶液的温度要适中，上下一度的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布里奥妮赶到的时候，一位见习护士正在放有煤油炉的小车旁准备新鲜的药水。湿敷袋得经常更换。马克因泰尔下士背躺在床单碰不到受伤肢体的护架床上，因为床单一碰到他的皮肤他就受不了。他咽呜着要喝水，这一幕让人看了真动情。烧伤的人总是严重脱水：他的嘴­唇­被烧得不成样子了，肿肿的；他的舌头起了许多水疱，要从嘴里喝水很难。盐水停滴了。针头在烧伤的血管上找不出一处可以扎针的地方。一位经验丰富、她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护士正在给他换一袋盐水。布里奥妮准备好了一碗单宁酸，拿了一卷卫生棉，想要从病人脚上开始给他消毒，免得妨碍了那位护士，此刻，那护士正在烧黑的手臂上寻找一条血管。

但那位护士问道：“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德拉蒙德护士长。”

护士连头都没有抬，就生硬地说了句：“他受的罪够多了，我先给他输液，你去­干­点别的吧。”

布里奥妮照她的吩咐去做了。她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凌晨时分，有人叫她去换新毛巾。她看到刚才那位护士站在值班室门口，偷偷地抽泣着。马克因泰尔下士死了，他的床号已经给别人用了。

见习护士和二年级学生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其他实习生和正式护士则一直工作不停，谁也不记得他们在病房里工作了多久。布里奥妮回想，她以前的工作为现在的训练做了有效的准备，在唯命是从方面更是如此。不过直到那天晚上她才知道护理是怎么回事。以前，她从没有看到男人哭泣流泪，初次看到的时候，她被震撼了，但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她就逐渐习惯了。另一方面，一些士兵的坚毅使她吃惊不已，甚至令她望而生畏。刚刚作完截肢手术的士兵好像情不自禁地开起粗俗的玩笑。以后拿什么来踢老婆呢？身体的每个秘密都被泄露了：骨头从­肉­里面戳出来，肠子和视神经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由此她学到一个浅显的道理: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其实，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大家也都明白。她第一次能够和战场靠得这么近，她所接手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些与战争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鲜血、燃油、泥沙、海水、子弹、弹片、机油、火药味以及汗水浸湿的战斗服，衣服口袋里装着腐臭的食物和黏乎乎的阿莫牌巧克力条屑。当她在水槽边——水龙头高高的，旁边放着苏打块——洗手时，经常从手指缝里洗出海滩的沙子来。她和组里的见习护士都只把自己当作纯粹的护士，而非朋友。她只依稀记得帮忙把马克因泰尔下士抬到床支架上，其中的一位姑娘名叫菲奥娜。有时，布里奥妮照顾的士兵疼痛难熬，一种莫名的温情让她超然于痛苦之外，使她能够井井有条、毫无恐惧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也许就是她眼里的护理工作，她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渴望得到一枚徽章。她能够想象自己也许会抛弃写作的宏愿，转而全身心投入到充满博爱、兴高采烈的时刻之中。

快凌晨三点三十分的时候，有人叫她去见护士长。护士长独自一人正在铺床。早先，她看到护士长在冲洗室里。护士长好像是无所不作，无处不在。布里奥妮自动给护士长­干­起活来。

护士长问她：“我似乎记得你会说点法语。”

“是的，护士长。不过是学校学一点罢了。”

护士长朝病房的另一头点了点头。“看到那排头上坐着的那个士兵了吗？严重外伤，不过还没到戴面具的份上。找张椅子，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跟他聊聊天。”

布里奥妮不禁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她说：“可是护士长，我不累，我真的不累。”

“就照我说的去做。”

“是的，护士长。”

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岁的样子，可从他的病历卡上看，他与自己同龄，都是十八岁。他坐在那儿，背后支着几个枕头，像心不在焉的孩子惊讶地看着喧闹的周围。看着他，很难想到他会是个士兵。他长得俊气，清秀，浓浓的眉毛，深绿的眼睛，柔和丰满的嘴­唇­。他脸­色­惨白，异常地泛着光，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但带着一副病态。他的头包扎得严严实实的。她拿了一把椅子向他走去，他对她莞尔一笑，仿佛一直在等她似的。她握着他的手，他似乎毫无惊­色­。

“你终于来了。”他的法语元音透着一股悦耳的鼻音，但是她只能马马虎虎地听懂。他的手摸上去冰冰的，油腻腻的。

她说：“护士长让我过来和你说说话。”她不知道“护士长”在法语里怎么说，就只好作了直译。

“你们护士长心真好。”他将头一歪，补充道：“当然了，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了，她一切都还好吧？她这几天在忙些什么？”

他的眼睛透着何等友善和温情，充满稚气的他多么急切要和她讲话，她只得接着说下去。

“她也是护士。”

“是的，你刚才和我说过了。她还幸福吗？她与她钟爱的那个男人结婚了吗？真不好意思，你看，我都记不起他叫什么了。自从受伤以后，我的记­性­就不太好。不过他们告诉我记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对了，他叫什么？”

“罗比。可是……”

“他们现在结婚了吗？幸福吗？”

“嗯，我想他们快结婚了。”

“我真替她高兴。”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吕克。吕克 · 柯尔内特。你呢？”

她顿了顿，说：“塔利斯。”

“塔利斯。真漂亮的名字。”他说的样子还真挺像回事的。

他慢慢地扭头，视线从她脸上移开，最后定格在病房上。他暗暗吃了一惊，然后闭上眼睛，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声音低低的。她的法语词汇量不大，因此不大听得懂他讲了些什么。她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你慢慢数，拿在手里，用手指……我妈妈的围巾……你选择了这种颜­色­，你就得和它过一辈子”。

他沉默了几分钟，更紧地握着布里奥妮的手，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讲了，但眼睛仍旧紧闭着。

“你想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告诉你吧，这是我第一次到巴黎。”

“吕克，这是伦敦，不是巴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送你回家。”

“有人说这儿的人都冷漠，充满敌意，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都很友好。你也是的，又来看我了。”

顷刻间，她觉得吕克睡着了。她自己也是几个小时中第一次才坐下，阵阵倦意涌上了眼窝。

不知不觉地他又慢慢地转头张望四周，之后又看着她说：“噢，你就是那个带着英国口音的姑娘。”

“你战前是­干­吗的？你住哪儿？你能记得起来吗？”她问道。

“你还记得你到米约时的那个复活节吗？”他无力地摇晃着她的手，好像要唤起她的回忆。他那深绿­色­的眼睛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她的脸。

想到和他谈下去也是无益，她说：“我从来没有到过米约……”

“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们铺子里的情景吗？”

她把椅子挪近床位。他惨白油腻的脸在她面前闪着光，不停地转动着。她说：“吕克，我希望你听我说。”

“好像当时是我妈妈招待你的。或许是我姐姐。当时我和父亲在后面炉子边忙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跑出来看了你一眼……”

“我想告诉你身在何处，你不在巴黎……”

“第二天你又来了，这次我在那儿，你说……”

“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睡着了。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保证。”

吕克把手伸向头部，皱着眉头，低声说：“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塔利斯。”

“说吧。”

“这包扎得太紧了，帮我放松一点行吗。”

她站在那儿，眼睛往下一瞟，看了一下他的头：纱布打的是活结。她轻轻地把纱布解开。他说道：“你还记得我最小的妹妹安妮吗？她可是米约最漂亮的女孩了。弹了一小段德彪西的乐曲，就过了考试，真是轻松又快乐啊。不过，那是她自己说的，老是在我脑子里浮现。或许你知道。”

他随意地哼哼了几句。她在帮他松开纱布。

“谁也不知道她的天赋来自何处。我们家的其他几个人就没有这么如意了。她弹钢琴的时候，老是挺着背，直到曲终的时候才露出笑容。那时候感觉才慢慢好起来。你初次到店里来的时候，一定是安妮招待你的。”

她不想把纱布去掉，但就在她松开纱布的时候，下面的无菌毛巾滑落下来，带走了一些敷料。吕克头的一边已经没有了，头发一直从缺失部分开始都被剃去了。凹凸不平的头骨下就是海绵状粉红脑髓，几英寸宽，从头上几乎一直延到耳尖。无菌毛巾还没有掉到地上的时候就被她抓住了，在手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那阵恶心过去。这时，她才意识到做了一件愚蠢而又违反行规的事儿。吕克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她。她朝病房四周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她，她换了块无菌毛巾，包上纱布，又扎了个结。她坐下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冷冷地、湿湿地抓住她。

吕克又开始东拉西扯起来。“我不吸烟。我答应把我的那份定量给珍诺特……你看，满桌都是……在花丛底下……傻瓜，兔子听不到你讲话的……”之后，他语速越来越快，他的话语像滚滚洪流，她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好像听到他提到一位中小学校长或是一位军官，说他很严厉。最后，他安静了下来。她用湿毛巾擦了擦他汗淋淋的脸，在一旁等着。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又继续他的谈话，好像中间没有任何间隙。

“你觉得我们法国棍子面包和小面包怎么样？”

“好吃极了。”

“所以你每天都来。”他说。

“不错。”

他停下来想了想，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细微的问题：“那我们的羊角面包呢？”

“那可是米约最好的。”

他笑了。他说话的时候喉咙底发出嘎嘎的声音，但两人都装聋作哑。

“那可是我爸的拿手绝活，关键在于黄油质量好。”

他心醉神迷地凝视着她，伸出空手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我母亲很喜欢你吗？”他问。

“是吗？”

“她老是谈到你。她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夏天就结婚。”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护士长派她到这儿来。他吃东西吞都吞不下去，一吞，眉毛上、包扎的边缘、上嘴­唇­就冒出一滴滴的汗水。她帮着擦去汗滴，给他拿水，正在此时，他问道:“你爱我吗？”

她迟疑了一下，说：“我爱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回答。况且，她那时那刻的确喜欢他。他是个可爱的男孩，远离家乡，行将离开人世。

她喂他喝了点水，又给他擦了擦脸，他说：“你去过拉尔扎克的喀斯台地吗？”

“没有。从没去过。”

他也没有说要带她去，相反却把头蒙在枕头里，又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人家听不懂的话。手仍然紧握着布里奥妮的手，仿佛他仍然知道她在面前。

他头脑清醒之后，头又朝着她，问道：

“你不会马上离开吧？”

“当然不会。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塔利斯……”

他依然微笑着，半闭着眼睛。突然，他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脚让电流给击中了一般。他惊奇地盯着她，双­唇­张开着，踮着脚向前走，仿佛要向她扑过来。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怕他摔倒在地。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手，空余的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前额搭在她肩上，脸颊靠着她的脸颊。她真担心那块无菌毛巾会从他头上滑下来。她既支撑不了他，也不忍心再看他的伤口。从他喉咙底传出的嘎嘎之声仍然在她耳畔回响。她跌跌撞撞地把他扶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

“我是布里奥妮，”她轻轻地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到。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呈惊恐状，惨白的皮肤在灯光下泛着光。她挪到他身边，嘴­唇­贴近他的耳朵。这时她后面站了一个人，一只手放到她肩膀上。

“我不是塔利斯，你应该叫我布里奥妮，”她低声说着。此时，那只手伸过来抓住她的手，将其与小伙子的手掰开。

“站起来吧，塔利斯护士。”

德拉蒙德护士长抓住她的手臂，扶她起来。护士长脸颊上的斑纹闪闪发亮，横过颧骨一片粉红的皮肤与花白交于一条直线。

床的另一边，一名护士把床单盖在吕克下士的脸上。

护士长撅着嘴­唇­，把布里奥妮的领子拉拉直。“你真是个乖孩子，快去把血迹洗掉，不要让别的病人看了难过。”

布里奥妮照着护士长的吩咐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几分钟后又回到她值班的病房。

凌晨四点半，实习护士按要求去休息，十一点再回来工作。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回去，两人都默默无言，她们挽着臂膀，似乎是历尽沧桑之后又一次走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她们不可能开始描述他们在病房中的时光，或者谈论这一段时光如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能够跟在其他女孩子后面走，一直沿着空荡荡的楼道走已经足够了。

与大家道了晚安，布里奥妮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她看到地上有一封信，信封上面的字迹不太熟悉。可能是哪个女孩子从门房值班室拿了过来，从门缝塞进去的。她没有马上拆开，而是脱去衣服，准备睡觉。她坐在床上，穿着睡衣，腿上放着那封信，又想起了那个小伙子。从窗子一角望出去，东方已经有鱼肚白，小伙子的声音依然回荡在她耳边：他在叫塔利斯，他要把它叫成一位女孩子的芳名。她在想象着毫无希望的未来：狭窄­阴­暗的小街上有一间面包店，街上到处是皮包骨头的猫，楼上窗口传出悠扬的钢琴声，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取笑她的腔调，而吕克则热恋着她。原本她可以大声为他高呼，为他在米约的家人高呼。他们正等候着听到他的音讯，可此时此刻她感到心中一片空空荡荡，毫无感觉，没有任何睡意，呆呆地坐了近半个小时，最后，疲惫的她用平时经常用的蝴蝶结把头发向后绾了起来，钻进被窝，拆开了信。

塔利斯小姐：

您好！

谢谢您给我们寄来《泉畔双人》。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您想必知道，我们不大可能刊登无籍籍之名者的中篇小说，其实，即便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的中篇之作要在我刊发表也属罕见。但是，我们的确仔细阅读了您的作品，想从中摘要发表，可不幸的是，我们无能为力。您的文稿我将另函奉还。

我们这儿公务繁忙，但我们还是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全文。尽管我们不能刊出中篇小说的任何部分，但我们想让您知道我们这儿好多人（包括本人）还想读到您今后的佳作。我们对撰稿人平均年龄并不满意，所以非常希望发表有潜力的年轻作者的作品。无论您今后写什么，我们都喜欢看，如您写一两个短篇小说，则尤佳。

《泉畔双人》非常引人入胜，我们是一口气读完的。这话我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好大一部分来稿，其中也有名家之作，我们都没有采用。小说中有许多形象描绘得很生动，像“黄澄澄的盛夏，荒草不顾一切地疯长”。不仅如此，你还抓住了人物的意识流，并将其细微差异展现于读者面前，以此刻画人物。还抓住了一些与众不同、难于辨析的东西。然而，这是否因缘于沃尔夫夫人的技巧呢？清澈透明的当下时刻本身当然是一个很值得一写的主题，对诗歌而言尤其如此。藉此，作者就可以展露其才智，深入观察神秘之妙，呈现思维过程的程式化处理，允许人们探究隐秘自我的变幻诡谲，诸如此类。谁能质疑此一实验的价值呢？然而，假若没有拓展感，此类写作亦有其珍贵之处。换言之，作品若有简单含蓄的叙述，便可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情节要向前推进。

试举一例，我们首先读的是窗边小孩的叙述——她根本未能掌握情势，这一点描写得很到位。随后，她决意已起，仿佛自己已进入成人世界的秘密，这一描述亦十分到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尚处于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之时。我们深深地被她的决心所迷惑，她矢志放弃自己一直在写的童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剧本（假如我们也有这样的风韵那该多好啊），她这样做也许把虚构技巧之婴儿连同民间故事之脏水一起给泼掉了。尽管节奏匀称，观察入微，尽管开篇出手不凡，但之后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喷泉旁，一对青年男女，尚有未理清之情愫，却因一个明瓷花瓶发生争执，之后将其摔碎。（我们这儿不止一人认为把价值连城的瓷花瓶带出屋外，这是否不合情理？塞夫勒高级瓷器或宁芬堡陶器是否合您之意呢？）女的一身盛装滑进了喷泉里去拣瓷器碎片。要是那位观望的女孩子没有注意到这个瓶子碎了，不是更好吗？对她来说，假如她姐姐潜在水中就更是加倍神秘了。本来，从这一制高点可以展开许多情节——可您却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洋洋洒洒地描绘光影和散乱的观感。之后，我们从那男人的视角，从那女人的视角，又得知了一些情况，虽然我们其实没有获悉任何新意，只是了解了更多事物的外表和体会，以及一些无关轻重的回忆。那对男女分手了，地上留下湿漉漉的一片，一会儿就­干­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拘板之气没有充分展现出您的聪明才智。

要是这位女孩子完全误解了她面前这一幕小小的奇怪的场景，甚至对此感到满腹疑惑，那她将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这两个大人的生活呢？她会周旋在他们中间，带来某种灾祸吗？或有意无意地使他们走得更近吗？不谙世故的她会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这位年轻姑娘的父母呢？他们当然不会同意大女儿与他们家女佣的儿子有什么瓜葛。年轻情侣会最终把她当作信使吗？

换言之，请问您有没有可能以更加­干­净利索的语言把这三位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味地大写特写他们每个人的感受感知，而与此同时，依然将光、石和水描写得惟妙惟肖（这一点您做得非常不错），然后进一步在叙述本身中制造出某种张力和一些明暗搭配。老成练达的读者可能对伯格森有关意识的最新理论有所耳闻，可是我确信他们还像孩子一样想听故事，想处于悬念之中，然后获悉故事的前因后果。顺便提一句，您小说中的贝尔尼尼是巴尔伯丽亚广场中的贝尔尼尼，而不是纳孚那广场的贝尔尼尼。

简单地说，您的故事需要一个骨架。不妨告诉您，伊丽莎白 · 鲍温女士是您的一位热心读者。她在去吃午饭的途中经过此办公室，闲暇中她随手拿起您的这一叠文稿，说要拿回家读，到下午她就读完了。起初她觉得行文“太深厚，太让人感到烦腻”，但具有《模棱两可的回答》中的一些可取之处（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点）。之后，她“一度沉醉其中”，最后，她给我们作了一些批注，可以说，批注的内容涵盖了前面所讲的一切。您可能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们的保留意见可能让您不屑一顾，感到异常愤怒，或让您对写作失去希望，不想再看这玩意儿一眼。我们衷心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希望您能接受我们诚恳而热情的意见，把它当作是下次写作的起点。

您的附信讳莫如深，可您却又暗示目前您几乎没有空暇。假如情况有所变化，您又恰好经过编辑部，我们非常希望与您共饮一杯，畅谈一番。千万不要灰心。不妨告诉您，我们的退稿信一般最多不超过三句话。

您为没有写战争而顺致歉意。我们可以寄上最近的一期刊物，上面有一篇相关的社论，从中可见，我们并不认为艺术家必须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好忽视这个话题，把­精­力放在其他话题上面。既然艺术家在政治上是低能儿，他们就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在情感层面上作更深入的阐发。您的作品，您的战争题材作品，将会培养您的才能向需要的方向发展。正如我们先前所说，战争是创造力的大敌。

从您的地址可以看出，您可能是医生或久囚病床的人。假如是后者，我们预祝您早日顺利康复。

最后，我们这儿有一位同仁想知道您是否有一位姐姐，六七年前她曾在格顿女子学院上过学。

你真诚的

CC

随后的几日里，改成了刻板的三班制，起初廿四小时那种迷迷糊糊的感觉早已殆尽。她倒觉得排在日班蛮幸运的，早晨七时到夜里八时，三餐各有半个钟头。闹钟总在五点四十五分响起，将她从疲惫的渊底托浮出被窝，接着在沉睡与苏醒的片刻间，如若无人的一线空寂中，她开始觉到闪现的兴奋时刻，那是一种消遣，抑或是重大的变故。这就似孩子们在圣诞早晨醒来——昏睡中惊喜，却不识其渊源。夏日的晨光照进房中，她双眼仍旧紧闭着，手已探到钟上的揿钮，人却又沉回了枕间，而那兴奋之情随又袭来。这实与圣诞风马牛不相及，与一切格格不入。德国人就要打进来了。人人都这么说，无论是医院里忙着搞地方志愿防卫队的搬运工，还是终日焦虑国家破败、饿殍遍野的丘吉尔——只剩皇家海军仍在作顽强的抵抗。布里奥妮明白情形的惨烈：不单有街战­肉­搏，绞首示众，还会沦为敌人奴役，所有正派的东西都会被毁得一­干­二净。但此刻，当她坐在皱痕累累、还留有余温的床沿上缓缓捋上丝袜时，却不能阻止或否认自己有这么令人恐怖的兴奋感。就如大家说的，现在只剩英国孤军奋战了，这样倒也好。

确实，周遭的事物看来都有些不同——洗衣袋上的百合花、雕花的石膏镜框、梳头时映在镜中的脸庞——这一切都显得更为明亮，轮廓更为清晰。连开门时门把的冰凉和坚硬都令人突兀。她跨进走廊，听到远处楼梯井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时，她立下就想起德国兵的长统靴，心里顿时一怔。离早餐还有一两分钟，她可以独自沿着河岸的走道漫步。即使在这一时分，晴空下的泰晤士河，在流经医院时，清新的河面上仍在闪出炫目的波光。德国人真会占领泰晤士河吗？

这般触摸和听闻到的明晰感，倒不是因为初夏清新的开端和葱郁而起；这是一种炽热的觉悟，认识到了一个渐进的结局，万物汇集的终点。她想，这便是最后的时光了，只会在回忆中烁烁闪耀。这一澄莹明朗，这一漫长的灿烂岁月，正是另一段绵长时间开始前历史的最后纵情舞蹈。值早班，冲洗房，分茶水，换衣服，查补永久的损失并不能减轻这强烈的感觉。它决定了她的一切所作所为，它时时刻刻萦绕着她，也使她的计划变得愈发紧迫。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如果一时拖延，德国人就会打过来，那么就再也没机会了。

每天都有新伤员到，但不再是像洪水般汹涌进来。整个系统开始走上正轨，每个病号都有床位。外科手术安排在地下手术室里做。接着，多数病人会被送到城外医院里康复。死亡率很高，对实习生来说除了照章行事外，没有任何新鲜感：在随军牧师床边的低吟中围拢屏风，卷起床单，叫搬运工，重新铺床铺。死者飞快从人们的记忆中褪去，先是莫尼士官的脸幻化成罗维尔大兵的脸，他们与其他连名字都回忆不起来的人交换致命的伤口。

此时法国已经沦陷，对伦敦的地毯式空袭必定很快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尽量避免呆在城里。底楼窗口的沙袋一再加固，包工头开始检查屋顶烟囱和混凝土天窗是否牢固。展开了各种疏散人群的演练，到处是尖厉的叫喊声和口哨声。还搞了几次救火演习，流水线样明确的步骤。给残疾或昏迷的病人戴防毒面罩。护士们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戴面罩。她们再也不怕德拉蒙德护士长了。个个热血沸腾，护士长也不用再像对小学生那样地讲话了。她指挥时语气总是很平稳，很专业，让她们个个心满意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里奥妮很轻易就同大方的菲奥娜把周六的班换到了周一。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士兵留在医院里康复。他们一旦从昏睡中醒来，吃过东西，有点力气后，情绪就变得刻薄又粗暴起来，即便那些不会永久残废的士兵也是如此。这些人多数是步兵。他们躺在床上吸烟，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回想近日的事情，或者愤愤地聚在一起闲聊。他们十分怨恨自己。有几个告诉布里奥妮，他们连一枪都没开过。但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对那些“高官”感到不满，不满自己的长官在撤退时抛下他们，不满法国佬不战而溃。对报纸上盛赞奇迹般的大撤退和小船的英勇事迹更是批评尖刻。

“靠，一塌糊涂，”她听他们骂道，“我­操­他妈的空军！”

有些人甚至连将军和护士都不分，用药时很不友好，也不配合。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将军，还是护士，都是没头没脑的家伙，只知道发号施令。德拉蒙德护士长来探望了一次后才把他们调教好。

周六早晨八点，布里奥妮没吃饭就离开了医院，沿着河左岸朝上游走。走到兰贝斯宫门时，三趟公车正好开过。所有的公车站牌现在都是一片空白，说是迷惑侵略者。这倒不是问题，她本来就打算步行的。但事先记住几个街名也没用，所有路标都被拿下或抹去了。她隐约记得先沿河走几英里，再左转，应该是朝南方向。城里的规划图、地图全都被收缴上去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借到一张1926年版的破破烂烂的公交图。图沿着折痕的地方都撕开了，正好是顺着她要走的线路。要打开它，就非得冒弄成碎末的危险。而且给路人的印象也正是她所担心的。报纸上说，德国伞兵化装成护士或护士长潜入城里，混在居民中。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查地图，或者­操­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问东问西，却对平常的童谣一无所知。每每想到这些，她就禁不住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本以为穿着制服能稳当地通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但事与愿违，现在却愈发像个间谍了。

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会像灾难一般回到他们中间吗？是的，一定会的。然后，再编个不甚高明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又寄给哪家杂志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长篇累牍地谈些光啊、石啊、水啊什么的，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那短短小说里的逃避，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每件她不愿面对的事情，同样不会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至关重要。现在她该做什么呢？她缺乏的并不是小说的骨­干­，而是毅力。

离开小公园，又经过一家小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引得人行道也振动起来。没有人知道那些高高的污浊的窗户后面在生产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黑烟会从那个笔直的铝烟囱里涌出来。街对面，斜对着的街角里，有家酒吧的双开门洞开着，想来里面定有个舞台。店里有个帅气的男孩，正若有所思地往一只桶里清烟灰，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的几丝忧郁。两个穿着皮围裙的男人正忙着沿一块斜板从马车上卸下酒桶。她从没在街上见到过这么多马。军队肯定征用了所有卡车。有人从里边推开地窖的门，砰的一声朝人行道敞开，扬起了一阵灰尘。里边一个剃光头的男人，两条腿还没踏出地面，站住了，转身望着她从旁边走过。他看起来就像个大棋子。马车那边的人也在看着她，有一个还吹起了口哨。

“你好啊，小妞？”

她倒不介意这种语气，只是从没想出该怎么回答。是的，谢谢！她朝他们笑了笑，挺高兴披风上有那些褶子。她想大家都担心德国人打进来，不过除了照旧做事，又能怎么样呢。就算德国人来了，大家还是照样打网球，聊天，喝啤酒。也许没有人会吹口哨了。街道弯弯曲曲的，越来越窄，但车辆并不减少，声响似乎更大了，温热的废气直吹到她脸上。临街朝着人行道，有个维多利亚式的红砖阳台。一个戴着佩斯利呢围裙的­妇­人正发病似地猛扫房前路面，早餐的油香从她敞开的门里直透出来。这里的路很窄，她后退了些，好让布里奥妮通过，但布里奥妮道早安时，她却只直勾勾地盯着她。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四个长着茶罐耳朵的小男孩；他们提着箱子，挎着背包，打打闹闹，大声叫嚷着，争着踢一只破鞋，丝毫不理会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布里奥妮只好靠边让他们通过。

“让开，没听见吗！让护士小姐先过。”

走过时，她面红地点头朝布里奥妮微笑，表示歉意。她的两颗门牙已经落了，身上洒了很重的香水，指间还夹着一根未点的香烟。

“一听去乡下，他们个个乐成这样。跟你讲，我以前没带他们去过。”

布里奥妮说：“祝你们好运，能找到个好地方住下。”

这女人的耳朵也是外突的，只是被齐耳的短发刚好遮住了一些。听完布里奥妮的话，她乐得大声笑了出来。“这帮人可一点都不懂怎么回事儿！”

布里奥妮最后来到几条破旧街道的交汇口，从地图上缺了的那块推断，应该是司托克威尔。朝南路口立着一个碉堡，不远处站着几个无聊的地方军卫兵。他们只有一杆来复枪。一个头戴软帽、身穿全套军装、年纪较长的士兵，别着徽章，下巴垂着赘­肉­，活像一条哈巴狗，先是走过来要看她的身份证，然后自以为很有权威地挥挥手示意她通过。布里奥妮觉得最好向他打听一下路。她想应该是沿克拉珀姆路向前走两英里。这一带行人和车辆都比较稀少，但路面却要比起先一条宽了许多。惟一的声响只是远去的电车发出的隆隆声。沿街是一溜漂亮的爱德华式楼房，她于是打算在悬铃木树­阴­下的矮墙上歇一小会儿，顺便脱下鞋，看看脚跟上的水疱。一辆三吨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往南开出了城。布里奥妮猜想会是伤员，便不由自主地就朝车后头望去，但只见到些木篓子。

四十分钟后，她走到克拉珀姆公地地铁站。她来到一座低矮的乱石砌成的教堂，但不料门紧锁着。她拿出父亲的信，再看了一遍。鞋店里的一个女人给她指了公地的方向。但是穿过道路，走到草坪上时，布里奥妮还是没有看到教堂。教堂半掩在树丛中，与她原想的不太一样。她本以为会是座罪恶累累的哥特式大教堂，艳丽的拱顶洒满了血红同蓝紫错乱的炫光，斑驳的玻璃上映­射­着耸人听闻的苦难。但走近时却发现，清凉的树丛中矗立着一座结构优美的砖石库房，像一座希腊神庙，屋顶是整齐的黑瓦，窗上有明亮的玻璃，纯白的廊柱支起不高的门廊，门廊之上便是一座结构匀称的钟楼。门外，靠着门廊，泊了一辆锃亮的黑­色­劳斯莱斯。驾驶室一侧的门轻掩着，却不见有司机。她走过时能感觉到散热器散发的如体温般熟悉的热气，还能听到金属收缩时发出的咔咔声。她走上台阶，推开镶着饰钉的厚重的大门。

同别处的教堂一样，扑鼻而来的是木头打蜡后的馨香，和石头受潮后的湿气。就在她转身轻轻关上大门之时，她心下已经清楚教堂差不多是空的。牧师的话语和回音相互交织着。她倚门而立——门被圣水钵半遮着——好让眼耳能适应里边的­阴­暗和回声，然后走到后排，悄悄移到尽头，在那儿她仍能看见祭坛。她参加过家族里的不少婚礼，但由于当时太小而没能去西西尔姨夫和埃尔米奥娜姨妈在利物浦大教堂的豪华婚典，但埃尔米奥娜的身影同­精­致的帽子，她还是能从第一排里分辨出来。紧挨着埃尔米奥娜，夹在这对形同陌路的父母中间的是皮埃罗和杰克逊。两个家伙瘦瘦的，又长高了五六寸。走道另一边是马歇尔家的三个人。这就是全部的宾客了。完完全全的家庭仪式，没有任何社交版的记者。他们也没有邀请布里奥妮。布里奥妮谙熟整个过程，知道还没错过那最重要的一刻。

“其次，依主的教导，此亦可赎救我们的罪恶，消除私通，那些本不能持一的人或可结成婚姻，而却永不辱没基督的圣体。”

在牧师庄严的白袍的衬托下，这对新人面朝祭坛而立。新娘一袭传统的素装，从后排看去，应该披着厚厚的面纱。她的头发结成一股淘气的单辫，沿着背脊从一堆蓬松的细纱薄棉中垂下。马歇尔笔挺地站着，加了衬肩的礼服在牧师白外袍的衬映下，愈显得线条有致。

“再次，依主的教导，婚姻要求夫­妇­彼此互相相爱，互相帮助，互相安慰……”

布里奥妮触摸着记忆，编织着细节，仿佛在抚摸肌肤上的皮疹、肌肤上的尘垢：罗拉带着擦伤肿痛的手腕，泪流满面地冲进她的房间；罗拉肩上和马歇尔脸上抓痕累累；在湖畔夜­色­中罗拉一脸沉默，让那热切、滑稽、古板、连现实与她脑中的故事都不能分辨的表妹送施暴者安全脱身。可怜无助而又脆弱的罗拉戴着珍珠围脖，洒上玫瑰香水，盼望着能摆脱童年的最后一点束缚，匆匆欺骗自己跳入爱河，好免受羞辱，在布里奥妮坚持要交涉和斥责的时候，她却对自己的美好姻缘深信不疑。刚刚长大就被弓虽暴地剥开和占有了的罗拉，要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美好的姻缘呀。

“……若有人能举出一条义理，为何这对男女不可合法联姻，请于此刻开口表明，或从此永远缄默。”

难道这是真的吗？她真的要在此刻站出来，揣着空空的揪紧的胃和忐忑不安的心，迈出虚弱的步伐，身着披风，戴着头饰，沿着长椅间的走道走到过道中央，像基督的新娘那样，用坚定而不容分辩的声音，对着祭坛，对着过去漫长的生涯中从未被打断过的惊讶得张大了嘴的牧师，对着伸长了脖子的宾客，对着面­色­惨白的新人，摆出她的理由，举出她的义理吗？她并没有蓄意谋划，可是《祈祷书》中的这一问题——她已忘记了——是一大挑衅。而且，障碍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在这个最讲究理智的教堂的祭坛前，她终于有机会在大庭广众痛诉自己的所有怨愤，洗涤自己所有的过错。

但抓痕和淤痛早已痊愈，她那时曾经做过的一切陈述也与事实相悖。新娘有父母的许可，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受害者。当然还不止这些；一个是巧克力业的巨子，阿莫牌子的创始人。埃尔米奥娜姨妈又该要不停地搓手了。保罗 · 马歇尔、罗拉 · 昆西，还有她，布里奥妮 · 塔利斯，难道无声密谋，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而那些污蔑此人有罪的话正是出于她之口，在阿齐兹的法庭上以她的名义宣读了出来。判决已被执行，债务已经清偿，决议已经生效。

她依然坐在位子上，心跳得越来越快，手掌不停地出汗，头也低得愈低。

“我要求并许可你二人，若知道任何理由，为何你二人不可通过婚姻合法结合在一起，请于此刻坦告，要知末日审判时，人心所有的秘密必将不能隐藏。”

不管怎么说，离末日审判还很遥远，到那时只有马歇尔与他的新娘知道的最初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了。等所有知晓人都死去以后，这个秘密会永远安稳地藏在黑暗里。婚礼上的每句话，都是给这个陵墓垒上的一块新砖。

“是谁促成这个女人同这个男人结为夫妻的？”

长得像鸟一样的西西尔姨夫疾步走上前，无疑他是想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好返回牛津万灵学院的圣殿。布里奥妮仔细听着马歇尔和罗拉先后重复牧师的话，竭力想听听话语里是否有丝毫犹豫迟疑。罗拉的话甜蜜又肯定，而马歇尔却低沉、洪亮，仿佛目空一切。当他说“我以我的­肉­体敬奉您”时，祭坛前回荡的声音是何等的­性­感和彰显！

“让我们祈祷吧。”

前排的七个身影于是低下头，牧师摘下他那龟壳一样的眼镜，仰起面颊，双目紧闭，用他乏味、忧伤的吟唱向天国祷告。

“永恒的上帝啊，人类的造主和佑护，万般­精­神道义的恩赐者，永生的谱就者；请赐您的祝福于您的仆人吧，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牧师戴回眼镜，宣布他们为结发夫妻，又向教堂以其命名的圣父圣子圣灵祈了福，这最后一块砖也就垒毕了。接下来又诵了几个祷告，一篇诗篇，主祷文和一篇长祷文，缓落的祝圣语调归结成一个忧伤的结束。

“……他无尽的恩典降临于你们，升华并佑护你们，以你们的­肉­体与灵魂使他欢欣，在神圣的爱中完结你们的一生。”

牧师转身引领这对新人走下过道，众人跟随其后，这时，风琴中如瀑布般倾出飞扬的三和弦。布里奥妮本来是跪下假装祷告的，但队伍走近时，她站了起来，转身面向他们。牧师好像在赶时间，远远走在前面，离开众人好几尺远。向左瞥见布里奥妮时，他和善地轻轻点头表示欢迎，心中却很是好奇。接着他大步上前，拉开一扇大门。一束阳光斜­射­到她站的地方，映亮了她的面貌与头饰。她是想让大家看到，但却不是要这样一览无遗的。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罗拉走在靠近布里奥妮的一侧，抬起头来，正好四目相对。她的面纱早被掀起，脸上不见了雀斑，但是模样倒没有什么改变。不过略微长高了，脸也圆润、温柔和漂亮了些，眉毛也修得很细。布里奥妮只是盯视着。她只是想让罗拉知道，她来参加婚礼了，而且要罗拉纳闷：为什么？阳光直照下，布里奥妮很难看清楚，但新娘颦眉的一瞬间，脸上分明闪过一丝不悦。罗拉噘了噘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保罗 · 马歇尔也看到了她，只是没认出来，埃尔米奥娜姨妈和西西尔姨夫因为多年不见，也没有认出她来。倒是走在队伍末尾、把校裤拉到半天高的双胞胎见到她很高兴，对着她的制服直做鬼脸，一会儿滑稽地翻眼珠，一会儿又伸手拍哈欠。

不久，除了那个不知在何处自得其乐地演奏的风琴师外，教堂里就只她一人了。婚礼结束得太快，仿佛一无所获。她呆站在原地，不愿意走出教堂，心里觉得有点傻傻的。日光、家常闲扯的无聊乏味会把她的影响消尽，尽管曾如幽灵般闪过。她也没有勇气面对交锋。她该如何对姨夫、姨妈解释这不请自到呢？也许会冒犯他们，也许不会——那就更糟糕了。他们没准会带她去饭店吃早餐，这将如受刑般难奈。保罗 · 马歇尔夫­妇­定会恨意油然而生，埃尔米奥娜也会难掩对西西尔的轻蔑。布里奥妮又逗留了一两分钟，仿佛是为音乐吸引似的，但紧接着便懊恼自己的懦弱，于是跑到了门廊外面。牧师撒开臂膀，穿过公地，匆匆前行，此时已在百码开外了。新婚夫­妇­也已钻进了劳斯莱斯，马歇尔掌着方向盘正在掉头。她确信他们看见了她。换挡时，车擦出尖锐的叫声——没准是个好兆头。车离开时，她透过侧窗看见罗拉白­色­的身影偎依在驾驶员的臂弯里。而其他人则全然隐入了林间。

看了看地图，她知道贝尔罕姆就在这片公地的那头，也就是牧师行走的方向，离这儿并不远。既然不远了，她就不愿再继续走了。反正很快就到了。她又饿又渴，脚后跟不断颤抖，都跟鞋的后部粘在一起了。天气暖和了些。她将穿过一大片没有树荫的草地，草地上有笔直的沥青小路和公共掩体。远处有一舞台，一些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在上面不断地走动。这时，她想起了菲奥纳，是她把休息日让给了自己。她想起她们在圣詹姆斯公园度过的那个下午。虽不过是几天前的事，现在想来，却是那么遥远，单纯。布里奥妮仍站在门廊的­阴­影内，想着要给朋友买的小礼物——美味可口的食品、一个香蕉、一些橘子和瑞士巧克力。守门人知道如何买到这些东西。她曾听他们说，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她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绕着公地，正沿着她应走的路线行进。她想着食物——火腿面包、水煮蛋、一只烤­鸡­腿、浓稠的爱尔兰炖汤、柠檬蛋白酥皮卷和一杯茶。突然，她意识到身后那烦人的音乐戛然而止。在这瞬间的沉寂中，整个人似乎自由了。就在此刻，她决定了必须吃早餐。但沿途并没有发现店面，一眼望去只有用深橙­色­砖头砌成的公寓在路的两边。

过了几分钟，一个演奏风琴的人从教堂里出来了。此人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拎着一大串沉沉的钥匙。她本想向他打听一下到最近的咖啡店怎么走，但这个神经过敏的男人沉浸在音乐中，仿佛一心要忽略她的存在。他重重地关上门，俯身锁好，然后把帽子一扣，匆匆地离开了。

也许，这是计划破产的先兆。她沿着克拉珀姆大街往回走。该吃早餐了，得重新思量一下。她路过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饮水槽，真想痛痛快快地把脸浸入其中。她找到一家土褐­色­的小店，窗户污迹斑斑，地上满是烟头。但食物想来不会比她平时吃的要差吧。她要了一杯茶、三片吐司以及一些人造­奶­油及略带粉­色­的草莓酱。由于自己血糖低，她就往茶中加入了大量的糖。但甜味还是掩盖不了茶中消毒液的味道。

第二杯下肚后，她心情好了些。这茶温度适中，可以一饮而尽。随后，她上了趟卫生间。卫生间在咖啡屋后，要穿过鹅卵石铺成的院子。这个无座形的卫生间臭气熏天，不过对一个实习护士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她在鞋后部垫了些卫生纸，这使她能坚持走完余下的一两里路。砖块砌成的墙里放着一个洗手盆，上面有一个水龙头，另有一块灰­色­的菱形肥皂，她觉得最好不要去碰它。打开水龙头，污水直溅到脸颊上。她用袖子擦了擦­干­，并梳了一下头发。没有镜子，她只能面对砖墙想象她的脸庞。不过，口红是不能擦了。她用一块浸湿了的手帕轻抚了一会儿脸，并拍打了几下，使脸­色­红润起来。她要去见她亲爱的姐姐。但做这个决定时她似乎是不存在的。

她离开了咖啡店。当她沿着公地走去时，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回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罕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妮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这一不真实的感觉在半小时后她走到另一条大街时，变得仿佛越发强烈了。这条街与刚才抛在身后的大街看来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整个伦敦好像没有中心，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灰暗小镇的聚合体。她下定决心，绝不生活在这种地方。

她要找的街离地铁有三个路口，地铁站也是千篇一律。爱德华式的排屋，破破旧旧的，用网眼帘遮掩着，足有半英里长。都德里别墅四十三号处在这条街的中部。除了那辆老福特八号，它毫无其他特­色­可言。那辆车没有轮子，用砖块支撑着，占据了整个花园的前部。里面没人的话，她想就可以离开了。这样说起来自己也算来过了。门铃已经坏了。她敲了两下门，然后站定。她听到一位­妇­人愤怒地喊了一声，随后传来砰的关门声和一阵脚步声。布里奥妮又后退了一步，想退到街道上去。在摸索门锁和不耐烦的叹息声中，一位高个尖脸、三十多岁的­妇­人打开了门。她用劲过猛，气喘吁吁的。这­妇­人一脸火气，看来她刚才在争吵时被打断了，此刻还未能调整好她的表情——她口张开着，上嘴­唇­稍微歪撇着。她把布里奥妮让进门来。

“你有事吗？”

“我想找塞西莉娅小姐。”

听了这话，她的肩膀顿时塌了下来，头也向后扭去，似乎想竭力抑制住破口骂人。她上下打量着布里奥妮。

“你样子挺像她的。”

布里奥妮一脸迷惑，茫然地盯视着她。

这个女人又发出了一声近乎吐痰那样的叹息声，然后穿过门厅，来到楼梯脚下。“塞西莉娅，门口有人找。”她叫喊道。

她走回房门口。到走廊的一半时，她向布里奥妮投去了一个轻蔑的眼神，重重地关上自己的房门，身影消失了。

室内一片沉寂。布里奥妮的眼神穿过前门，落在一片花­色­亚麻油地毡上。开始的七八个台阶都铺着深红­色­的地毯。第三个台阶的铜柱已不见了。大厅的中间是一张靠墙的半圆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擦得雪亮、类似面包架的装信木架，里面空无一物。地毡从楼梯一直铺到一头房门的前面，门上装的是霜状玻璃。这扇门通向后面的厨房，房内墙纸也是带花纹的，一束花枝上有三朵玫瑰夹杂着些许雪花的图案。从门口到楼梯口，她数了数，一共是十五朵玫瑰，十六朵雪花。这似乎带着不祥的预兆。

她听见楼上的一扇门打开了。刚才她在敲大门时砰的一声关上的兴许就是这扇门。然后是吱吱呀呀上楼梯的声音。一双穿着厚袜子的脚出现了，上面露出了苍白的皮肤，还有一件她认识的蓝­色­睡袍。这是塞西莉娅吧。但因衣冠不整，她并未下楼，而是从走廊边探头向下看，想确认门口的人是谁。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了妹妹，于是慢慢地走下三节楼梯。

“噢，天哪。”

她坐了下来，抱起双臂。

布里奥妮依然站在那儿，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只脚仍在花园的小道上，另一只脚踏在门口的台阶上。女主人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观众的笑声从里面传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有趣独白，最终被收音机里人们的掌声打断了。一支快乐的乐曲骤然奏响。此时，布里奥妮跨了一步进了门厅。

她咕哝着说：“我必须和你谈一谈。”

塞西莉娅正要起身，但随即改变了主意。她问道：“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你要来呢？”

“你没有来信，所以我就来了。”

她拉了一下睡袍，拍了拍口袋，似乎在找烟。她的肤­色­更黑了，手的肤­色­也成褐­色­了，她并没有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也没有打算即刻站起身来。她开口说话与其是为了改变话题，倒不如说是为了打发时间。“你现在是一个实习生？”

“是的。”

“在哪家病房？”

“德拉蒙德护士长那儿。”

布里奥妮不清楚塞西莉娅是不是熟悉这个名字，也弄不明白她是否会因和妹妹在同一家医院受训感到不高兴。

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塞西莉娅总是用一种母亲似的高高在上的口吻与她说话。小妹妹！现在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她僵硬的口吻分明警告布里奥妮不允许她问起罗比的情况。布里奥妮又向门厅跨了一步。她意识到她身后的门还开着。

“你在哪儿上班？”

“摩腾附近，一家急救医院。”

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一个被征用的地方，收治的往往是战地转运医院的重症病人。那儿有太多的禁区。在那儿，有些事既不能说，也不能问。姐妹俩互相对视着。尽管塞西莉娅头发凌乱，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但是，她比布里奥妮记忆中的她更加妩媚动人。人人都说那张长长的马脸看起来总是怪模怪样，易受伤害，甚至在耀眼灯光的映照下亦然。此刻丰满紫­色­的嘴­唇­弯成一条弧形曲线，使这张脸庞看上去­性­感无比。也许是因为疲劳或悲伤的缘故，眼睛显得又黑又大。鼻子长长而别致，鼻孔呈喇叭形优雅地展开，这张脸仿佛戴了面具，­精­雕细刻，宁静安谧。这是一张很难读懂的脸。姐姐的脸上增添了布里奥妮的惶恐不安，使她感到手足无措。五年没见，她几乎不认识她了。布里奥妮此时对一切都没有把握，她绞尽脑汁寻找一个中­性­的话题，可无论提起什么，都无可避免地引向敏感的话题——这些话题她无论如何总是得面对的。在这难捱的沉默中，她再也无法忍受四目相对，终于开口了：

“老头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没消息。”她平平的语调表明，即使知道，她也不想回答。

“你呢？”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收到过一张潦草的字条。”

“那好啊。”

这个话题，到这儿就讲不下去了。一阵沉默后，布里奥妮又问道：

“家里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我跟家里没有联系。你呢？”

“她不时写信来。”

“她有什么消息吗？布里奥妮？”

当她的名字被提起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带有了讽刺的味道；她迫使自己回想时，有一种感觉，为了姐姐的缘故，她已成一个背叛者。

“他们收留了逃难者，贝蒂恨他们。公园已耕耘成了玉米地。”她拖声拖调地说道。站在那儿列举这些细枝末节，感觉简直是太无聊了。

可是塞西莉娅冷冷地说：“还有什么？你继续讲。”

“呃，村子里大多数的小伙子都加入了东萨里前线团，只有……”

“只有丹尼 · 哈德曼除外。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她强颜欢笑道，等着布里奥妮继续说下去。

“他们在邮局附近建了一个房子，占用了所有的旧栏杆。埃尔米奥娜姨妈现住在尼斯。噢，对了，贝蒂打破了克莱姆叔叔的花瓶。”

一听到这里，塞西莉娅的冷漠顿时烟消云散了。她松开交叉的双臂，用一只手托着脸颊。

“打破了？”

“她把它掉在一个台阶上了。”

“你是说碎成一片一片了吗？”

“是的。”

塞西莉娅想了一会，最后说道：“这太糟糕了。”

“是的。”布里奥妮说道：“可怜的克莱姆叔叔。”至少她姐姐现在已不再揶揄了。询问继续着。

“他们还保存着碎片吗？”

“不清楚。艾米莉说，老头儿向贝蒂吼叫来着。”

门突然打开了，房东太太站在布里奥妮面前，由于站得很近，她甚至可以闻到她呼吸中散发出来的胡椒薄荷的味道。她指了指前门。“这不是火车站，小姐。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塞西莉娅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睡袍的丝质腰带，懒洋洋地说：“这是我妹妹，布里奥妮。贾维斯太太，当你和她说话时，请注意你的态度。”

“在我自己的家，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贾维斯太太说道。她转身对布里奥妮说：“如果你要留下，那就留下。要不现在就离开，并随手关好门。”

布里奥妮望着姐姐，猜测她不可能让她现在就走。贾维斯太太无意间已成了她的同盟。

塞西莉娅旁若无人地说：“不要介意房东太太，我周末就离开了。关上门，走，上楼去。”

在贾维斯太太的注视下，布里奥妮跟随着姐姐上了楼。

“至于你，莫克小姐。”房东太太向上喊道。塞西莉娅很快转身，立马打断了她。“够了，贾维斯太太。你说的够多了。”

这个声调布里奥妮是认得的。这种夜莺般纯洁的声音，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难缠的病人和泪水汪汪的学生的。需要多年的磨练才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呢。塞西莉娅无疑已经成了病房护士了。

塞西莉娅站在一楼的平台上。就在她正要打开房门时，她望了布里奥妮一眼，这冷冷的眼神使她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未能缓和。从半开的浴室门中，飘来一阵湿湿的香气和空洞的滴水声，想必刚才塞西莉娅正准备洗澡。她把布里奥妮引进房内。最讲究整洁的病房护士在自己的房间都有另外一副景象，她们仿佛生活在人工养蚝场。看到塞西莉娅房间里一片零乱，她不会感到惊奇。她以前就是这样乱糟糟的。不过，这儿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塞西莉娅的生活简单而寂寞。一个不大的房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窄窄的一溜用作厨房。隔壁也许是卧室。墙纸图案像是男孩睡衣上垂直的灰­色­条纹。这更给人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油毡是楼下用剩的边角料，形状不规则，一些地方露出了灰­色­的地板。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子，窗下面有一个带一只水龙头的水池和一个单炉煤气灶。靠墙有一张桌子，人很难挤过去。桌子上面铺着一块黄­色­条纹的桌布，桌布上面放着一瓶蓝­色­的花（也许是蓝铃花）和一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桌子上面还放着一叠书，书堆的最下面是《格雷解剖学》和《莎士比亚选集》。它们上面的几本书脊面薄薄的，作者名字都是镀了金银，不过全已褪­色­了。她看到是豪斯曼和克雷布的著作。书的上面放着两瓶啤酒。离窗户最远处的角落里有一扇通向卧室的门，门上钉着一幅北欧地图。

塞西莉娅从锅旁的一包烟中掏出一根烟。她突然想到她妹妹已不再是一个小丫头了，于是就给她一根。桌边有两张椅子，但是塞西莉娅并未邀请布里奥妮坐下。

背靠着水池，两个女人抽着烟，等待着对方开口。房东太太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正慢慢消散而去——至少在布里奥妮看来是如此。

塞西莉娅用平静而低沉的声调说道：“我拿到你的信后，就去见了律师。证据不够，除非有新的铁证。你就是回心转意了，还不够。罗拉会继续说她不知道的，我们惟一的希望在于老哈德曼，可是现在他已死了。”

“哈德曼？”他已死了，他与这事有关联——布里奥妮一脸困惑。她拼命回忆着。那天晚上他出去找双胞胎了吗？他看见什么了吗？法庭上说了些她所不知道的情况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他死了吗？”

“不知道，可是……”

“简直难以置信。”

塞西莉娅尽力想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可是她的努力要前功尽弃了。一怒之下，她离开厨房，挤过桌子，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站在卧室的门旁。她的声音气喘吁吁的。她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

“艾米莉给你带来了玉米和逃难者的消息，却没有告诉你他的死讯，这太奇怪了！哈德曼得了癌症。也许是害怕上帝的惩罚，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说了些对大家极其不利的话。”

“但是，塞……”

“不要这样叫我！”她打断了她，随即她更加温和地又重复了一遍：“请不要这样叫我。”她的手放在卧室的门把上，看来会面即将结束。她将要消失了。

她出奇冷静地向布里奥妮作了概述。

“我花了两个畿尼，要弄明白的就是这点。五年过去了，你倒是决定要吐露真相，但已无法上诉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布里奥妮想重拾哈德曼的话题，但塞西莉娅必须告诉她近来在她脑海里想了无数遍的事儿。

“这并不困难。如果说你那时是在撒谎，法庭­干­嘛现在就得相信你呢？目前又没有新的证据，而你是个不可信的目击者。”

布里奥妮把抽到一半的烟扔到水池里。她感觉到一阵恶心，于是从盆架上取下一个茶托当作烟灰缸。她姐姐指证她的罪，这听起来是如此地骇人，不过她的视角倒是如此不同寻常。她脆弱、愚蠢、迷惘、无常——她为此恨透了自己，但她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撒谎的人。对于塞西莉娅来说，这一定是多么奇怪，多么清楚啊。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无可辩驳啊！可是，有一瞬间，她甚至想为自己辩解。她并不是故意误导，她并不是出于恶意才这样的呀！但又有谁信她呢？

她站在刚才塞西莉娅所站的地方，背对着水池，不敢注视姐姐的眼睛。“我的所作所为不可宽恕，我并不指望你宽恕我。”

“不要担心，”塞西莉娅安慰她说。随着她的希望飘渺而去，她不禁畏缩了。“不要担心，”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即使我不能去法庭，我也会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的。”

她姐姐露出狂野的笑容，这时布里奥妮才明白，她对姐姐是多么地害怕。她怕姐姐生气，但更怕姐姐嘲笑她。这窄小的房间贴着条形的墙纸，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感史。布里奥妮继续着对话。毕竟，她是有备而来的。

“我会去萨里，向艾米莉和老头儿说的，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

“没错，这话你在信里就已说过了。一晃五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没去呀？是什么阻挡了你？”

“我想先来看看你。”

塞西莉娅从卧室门口走到桌子边。她把烟头丢入一个矮瓶内。嘶的一声，一缕烟从玻璃瓶里升起。她姐姐的动作又一次让布里奥妮感到讨厌。她还以为瓶子是满满的呢。她寻思自己是不是早餐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

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何没去，因为你的猜想和我一样。他们不想再听这事儿。不愉快都已经过去了。谢谢你。过去的已不能挽回了。为什么再旧事重提呢？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相信哈德曼说的话。”布里奥妮离开水槽，站在桌子的一头，直视姐姐。要看穿这美丽的面具可不容易啊。

她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很遗憾，他死了。对不起，我不知道……”

这时，突然吱地一声，吓了她一大跳。卧室的门慢慢打开了，罗比站在他们面前。他穿着军裤和衬衫，军靴锃亮，他的背带松松地挂在腰间，没有刮胡子，头发也乱七八糟。他只凝视着塞西莉娅。塞西莉娅转身望着他，但她并未向他走去。刹那间，他们四目默默相视，这当儿，布里奥妮在姐姐的遮挡下，缩进军衣中。

他旁若无人似地轻轻对塞西莉娅说道：“我刚才听到了声响，我猜这与医院有关吧。”

“没事儿。”

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好现在就走了。”

他穿过房间，正要走出门外到平台前，他朝布里奥妮微微点了点头，“请原谅。”他说道。

她们听见浴室门关上的声音。一阵沉默中，塞西莉娅脱口说道，她那口气仿佛她与妹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他睡得很沉，我刚才不想吵醒他。”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刚才想你们还是不碰面为好。”

布里奥妮的双膝已经开始颤抖了。她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慢悠悠地离开了灶台，这样塞西莉娅就可以将水壶灌满。布里奥妮很想坐下来，但没有得到邀请，她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她也绝不会提这个请求。于是她靠墙壁站立，但又装作没有靠在墙上。她望着姐姐。使人惊奇的是，她看到罗比还活着的慰藉很快就被要面对他的恐慌所代替。刚才她已目睹他穿过房间。唉！还以为他已战死沙场，这一可能­性­看来太荒唐了。原来的猜测现在已无任何意义。她姐姐在小小的厨房里来回走着，她一直盯着她的后背看。布里奥妮想告诉她，罗比安全地回来了，这太好了。对她而言，这是何等的解脱。可是跟姐姐说这番话，听上去是多么地庸俗。况且，她也没有资格这么说。她害怕她姐姐，害怕她的嘲笑。

此时，布里奥妮不仅觉得恶心，而且浑身燥热。她把脸颊靠在墙上。这墙也是热热的，并不比她的脸­阴­凉。她多么想要喝一杯水啊，可她不想向她的姐姐提任何要求。塞西莉娅继续忙碌着，把牛­奶­和水掺在­鸡­蛋粉里，在桌上放了一罐果酱和三个盆子的杯子。这一切布里奥妮看在眼里，但这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这只增添了她不祥的预感。她得直面罗比了。难道塞西莉娅真的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坐在一起，有胃口吃炒蛋吗？或者说，她忙来忙去难道是在镇定自己吗？布里奥妮的双耳正留神于房间外楼台上的脚步声。她已经看到了挂在门后的斗篷。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用拉家常式的口吻说道：

“塞西莉娅，你现在是病房护士吗？”

“是的，我是病房护士。”

她一锤定音，一下子结束了这一话题。她们虽然从事共同的职业，但没能成为一条纽带。没有任何纽带可言。罗比回来之前，她们姐妹俩没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她终于听见浴室门锁打开的声音。他吹着口哨穿过楼台。布里奥妮从门口挪开，走到房间另一端的­阴­暗角落。但他一进来，她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已半抬起右手，想要和她握手，他的左手正要去关上身后的房门。哪怕这是一个恍然大悟的动作，也是毫无戏剧­性­可言的。在他们四目相对之际，他的双手垂了下来。他继续注视着她，发出一声长叹。不管她多么心存惊悸，她觉得自己不能转移视线。她嗅到了他剃须皂淡淡的清香。眼前的他看起来比从前老多了，特别是眼睛周围更显岁痕。她不禁暗暗一怔。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吗？该不会也是战争惹的祸吧？

“啊，原来是你。”他终于开口了。他用脚把身后的门关上。塞西莉娅已经走到他的身旁。他凝望着她。

她一五一十地作了概述，可是即使心有所愿，她也无法承受她的讥讽。

“布里奥妮打算把真相告诉大家。不过她想先来见见我。”

他回头望着布里奥妮。“你想得到我会在这儿吗？”

听了这话，她的第一反应是千万别哭。在那一瞬间，没有比这令她更蒙耻的了。此刻的心情如何？是欣慰呢？还是羞愧？还是自怜？她不知道是哪一种感受。不管是什么，它此时正向她袭来。它像平静的浪花，突然涌起，勒紧她的脖子，使她无法开口说话。于是她尽力控制住，咬紧嘴­唇­。这种感觉终于消失了。她安然无恙。没有泪水，但她的声音低低的，充满了痛苦。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如果要聊天，大家坐下来吧。”塞西莉娅说道。

“我不知道行不行。”他不耐烦地走到紧邻的墙边，大约有七到八尺的距离。他背靠着墙，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将视线从布里奥妮移向塞西莉娅。蓦地，他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向卧室的房门，他转过身，又想走回来，可他改变了主意，站在那儿，双手Сhā在口袋里。他身材高大，与此相映，这房间似乎收缩了。在这仿佛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他像一头困兽，走投无路。他把手从中袋内取出，抚摸了一下脖子后面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臀部，然后又放下。这一动作不断反复。布里奥妮知道，他生气了，他怒火中烧了。

“你到这儿来­干­嘛？别跟我提萨里郡什么的。无人阻止你前往。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要和塞西莉娅说一声。”她说道。

“是吗？说什么呢？”

“说说我­干­的那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塞西莉娅向罗比走去。“罗比，”她低语道。“亲爱的，”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但他甩开了她的手。

“我不知道你为何让她进来。”说完，他转向布里奥妮，“我老实对你说吧。我现在正为难着呢：该扭断你的脖子呢，还是把你推出房外，扔下楼梯？”

要不是她近来的生活磨练，她准会被吓着了。有时她听见病房里的士兵为自己的绝望大发雷霆。在他们怒气冲天时，与他们论理或安慰他们是极其愚蠢的。狂波怒涛必须发泄出来。此时最好是站在一边，耐心倾听。她明白，现在即使是起身告辞也会刺激他的。所以她­干­脆直面罗比，等候她应有的处置吧！不过她并不怕他，她不怕他动武。

他并未抬高声音，但他的话音中分明充满了愤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模样吗？”

她想象着峭壁似的砖石墙壁上那一个个高高的小窗。和人们的想象一样，她也想到了地狱中的种种苦难煎熬。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为了稳定自己，她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变化上。他似乎比以前更高大了，之所以给人这一印象，是因为他摆出了一副挺胸收腹的姿势。没有一个剑桥大学生站立得会像他那样笔直。甚至在心烦意乱时，他的双肩依然向后挺着，下巴像是老式拳击手似的高高仰起。

“是的，你当然不知道。我在里面时，你高兴了吧？”

“不！”

“可是你毫无作为啊。”

她曾一次次地设想过这次谈话，就像一位孩子预感到一次挨揍。现在，终于发生了，可似乎她并不在这儿。她仿佛从远处漠然地观看。她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但她知道他的话语最终会伤害她的。

塞西莉娅已站回来了。此刻，她再次把手放在罗比的手臂上。虽然罗比看上去更强壮了，但他变瘦了。他筋骨结实，刚毅粗犷。他向她略转过身。

“记住，”塞西莉娅开始说话了，但他打断了她。

“你认为我弓虽暴了你表姐吗？”

“不。”

“当初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是的，呃，不是，我吃不准。”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么你现在为何又如此确定了呢？”

她迟疑了。她知道只要一回答，她就得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找借口，而这样做也许会给他火上浇油。

“我正在成长。”

他盯着她，嘴­唇­微微咧开着。他在五年里真的变了：他凝视中的凛冽是以前没有的；他的眼睛更小，更狭了，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的脸庞比她记忆中的更瘦削了；他的双颊如同北美印第安武士般的凹陷；他已长出一些像军人式的硬硬的板刷胡子。他是那么的英俊，令她为之骇然。她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岁或十一岁，她对他是那么深情相恋。这一真正的迷恋持续了数天。然后，某一个早晨，她在花园里向他衷心表白了自己的心迹，随后这事就马上忘到九霄云外了。

她小心谨慎是对的。他此时满腔怒火，但这种愤怒成了惊疑。

“正在成长，”他应和道。当他提高嗓门时，她吓了一跳。“他妈的！你已十八岁了。成长，成长，你到底还要多少成长？十八岁的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了。你已经够大了，可以奔赴前线了，你知道吗？”

“是的。”

他无法知道她以前的经历，这给了她些许可怜的慰藉。尽管她问心有愧，但她居然还觉得应该抵挡他，这简直太奇怪了。不然就两败俱毁了，她不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一提起死亡，一股汹涌的情感就吞噬了他，把他从愤怒中推向了迷惘和憎恨的极点：他的呼吸沉重而不规则；他握紧右拳，然后松开拳头；他明亮的眼睛依然盯视着她，他的眼神严厉而凶狠，似乎要望穿她；他使劲地一次次地忍气吞声，喉咙里的肌­肉­因此抽紧，喉结也露了出来；他也正在与一种不愿被人看到的情感斗争着。她在做实习护士时，在病房里和病床边碰巧学到了一鳞半爪的知识。她知道此时往事像潮水般向他袭来，令他束手无策，张口结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景象才引起了这番­骚­动。他朝她走近了一步，她向后退去。她已不再认为他不会伤害她——如果他不能说话，也许他会用行动代替。如果她再走一步，他那强壮的臂膀就可触及她了。就在这时，塞西莉娅站在了他们中间。她背对布里奥妮，面对罗比，用双手挽住了他的肩膀。罗比把脸转开。

“望着我。”塞西莉娅低语道，“罗比，望着我。”

他是如何回应的，布里奥妮不知道。她只听见了他的反对或拒绝声。也许他说了一句骂人的下流话，塞西莉娅把他攥得越来越紧，罗比扭动全身想摆脱她。他们仿佛像摔跤运动员，她伸手向上，使劲想把他的头扭向她。可是他的脸向后歪斜，嘴­唇­紧缩，牙齿­祼­露，挤出一个食尸鬼似的恐怖笑容。她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脸颊，用尽全力扳过他的脸。最后他终于正视她的眼睛了，可她仍旧抓住他的脸颊。他把她拉得更近了。他注视着她，直至两张脸碰到了一起。于是她轻吻着他，两人­唇­­唇­相印。塞西莉娅温柔地说：“回来……罗比，回来。”布里奥妮记得，多年前，她一觉醒来，也曾听到塞西莉娅这么说过。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当她松开双手，把它们从他的脸上移开时，他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沉默中，房间似乎缩得更小了。他用双手环抱着她，低下头，给了她一个深深的、亲密的长吻。布里奥妮悄悄地向房间的另一头，向窗子走去。她从厨房的水龙头里接了一杯水喝着。但这对情侣的亲吻还在旁若无人地继续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布里奥妮感到被忘却了，从房间中勾销了，这使她如释重负。

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一幢幢排屋和她刚走过的大街。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还不想离开，虽然她为那长吻所窘，虽然她害怕后面要发生的事。她注视着一位穿着厚厚外套的老妪。她在远处的人行道上走着，手牵着一条病怏怏的、摇着大肚子的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此时此刻，塞西莉娅和罗比正在低声轻语。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布里奥妮打定主意，只要他们不主动跟她讲话，她决不从窗口转身。她看着这位­妇­人打开前大门，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然后，在走到门口的半路上时，她艰难地弯下腰，从门前小径旁的一长溜花坛中拔了一根长长的杂草。此时，她的狗往前蹒跚而行，舔着她的手腕。­妇­人和狗进到屋内去了，街上又变得空旷了。一只黑鹂栖落在女贞篱上，但在发现没有满意的立足点时，它就飞走了。一片乌云飘了过来，很快遮住了阳光，随后，这朵云也飘走了。这是典型的星期六下午的情景。在这郊外的街上，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布里奥妮听见她姐姐叫她的名字。于是，她转过身去。

“时间不多了。罗比今晚六点回去报到上班，还得赶火车呢。坐下吧，你得为我们做点事。”这是病房护士的口吻。这腔调并不专横。她只是在形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罢了。布里奥妮在离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罗比拿过来一条凳子，塞西莉娅坐在了他们中间。她准备好的早餐已被忘了个一­干­二净。三个空空的杯子放在桌子的中间。他拿起一叠书，把它们放在地上。塞西莉娅把一罐蓝铃花移到一边，这样它就不会被踢倒了。然后她和罗比交换了一下眼神。

罗比清了清嗓子，双眼却凝视着鲜花。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声音饱含了感情。他仿佛在宣读一系列议事规则。此时此刻，他在注视着她。他的眼神是那么沉稳。他已经掌控了一切。但在他的前额上，在他的眉毛上方，还有滴滴汗水。

“你已经答应了最重要的事。尽快去找你的父母，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使他们确信你当时作了伪证。你什么时候休息？”

“下个星期日。”

“到那时你就走，你带着我们的地址，告诉杰克和艾米莉。塞西莉娅等着他们的来信。明天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塞西莉娅说你得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见一位律师，一位受权为立宣誓的律师，然后作一个声明，并签上名公证。在声明中，你得言明你所做的错事，以及你准备如何撤回你的伪证。你还得把声明副本给我们俩。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你写一封信给我，把你认为一切有关联的事详详细细地都写进去，是什么导致你说你在湖边看见了我，为什么即使你对这事并不确认，但你在开庭前的几个月中都一口咬定是我。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察或父母给你施加了压力。听明白了吗？这会是一封很长的信。”

“听明白了。”

他迎着塞西莉娅的目光点了点头，“如果你记得丹尼 · 哈德曼的情况，比如说，那时他在哪儿，在那儿­干­什么，什么时候，还有谁见过他。任何可以对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词提出疑问的证据，我们都想听到。”

塞西莉娅正在写地址，布里奥妮摇着头想开口，但罗比并没理睬她。他已站起身，眼睛看手表。

“没多少时间了，我们陪你走到地铁站，我和塞西莉娅想在我走之前独处最后的一小时。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你得写你的声明，让你的父母知道你要去他们那儿。你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你要写给我的这封信的内容。”

他冷淡地讲了一下她必须要做的事后就离开了桌子，向卧室走去。

布里奥妮也站了起来，说道：“老哈德曼说的很可能是真话，丹尼那天整晚都和他在一起。”

塞西莉娅这时正要把她写好并折叠起来的纸条给她。罗比在卧室门口停下了脚步。

塞西莉娅问：“你在说什么呀？”

“是保罗 · 马歇尔­干­的。”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布里奥妮拼命想象此话引起的每个人的心理调整，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某种思维定势。但不管是如何令人惊愕，这只是细节而已。关键­性­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危险起的作用丝毫没变。

罗比回到桌边。“马歇尔？”

“是的。”

“你看到他了？”

“我看到的人和他身高差不多。”

“和我的身高一样。”

“是的。”

此刻，塞西莉娅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她在找香烟。罗比找着了，把一包烟从房间的一头扔了过来。塞西莉娅点了一支，边抽边说：“真难以置信。他是一个傻瓜。我知道……”

“他是一个贪婪的傻瓜，”罗比说，“但我无法想象他跟罗拉 · 昆西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分钟……”

布里奥妮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后果多么可怕，也无足轻重。可是她在宣布她那决定­性­的消息时，她显得泰然自若。

“我刚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又是一阵惊愕，又是一次心理调整，又是一次满腹狐疑的重复。婚礼？今天早上？克拉珀姆？然后是一阵沉思默想，间或被简短的言谈所破。

“我非要找到他不可。”

“你千万别蛮­干­。”

“我要杀了他。”

“该走了。”

本来还有更多的话可以交谈，但他们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许这是由于她在的缘故；也许这话题本身劳心伤神；也许他们只想两人独处清静。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显然感到会面已经结束。好奇心已成了强弩之末。在她写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罗比从卧室里抓起他的帽子和夹克衫。布里奥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单杠军衔。

塞西莉娅对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她总会包庇他的。”

她开始找她的口粮配本，可找了几分钟，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对罗比说：“一定在威尔特郡的小屋里。”

她们三人准备离开。罗比为姐妹俩拉开门。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能­干­的水手哈德曼道个歉。”

他们下楼走过客厅时，贾维斯太太并未露面。他们只听见她的收音机里单簧管在演奏。穿过前门，布里奥妮就仿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阵猛烈的风沙吹来，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阳光似乎也更强烈了，­阴­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并排行走。罗比和塞西莉娅手牵着手走在她身后，布里奥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脚后跟摩擦着她的鞋。但她决计不让他们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以为他们只送她到门口。她一度转过身，告诉他们自己倒乐意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她，说什么反正要为罗比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走着。这个时候闲聊是不合时宜的。布里奥妮知道，她没有权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没有权利问罗比火车将载他驶向何方，没有权利询问在威尔特郡的小屋。蓝玲草莫非就是从那儿来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Сhā曲。她也不能问他们俩到底何时还会见面。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

他们站在贝尔罕姆地铁站外。三个星期后，这个地铁站将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一举成名。一群总在星期六购物的人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使他们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告别是冷冷淡淡的。罗比提醒她，去找律师宣誓时，别忘了带着钱。塞西莉娅嘱咐她，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地址到萨里郡。就这样，一切结束了。他俩盯视着她，等着她离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奥妮还没说。

她慢吞吞地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们受苦了。”他们继续望着她，她又重复了一句：“我非常抱歉。”

这听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地不合时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贵的室内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罗比轻柔地说：“只要做我们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吗？”

这几乎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你看，这“只要”两个字用得多那个，可是这谈不上和解，还没呢。

她回答说：“那当然。”然后转头就走了，感觉他们在后面看着她。她走进售票大厅，来到大厅对面，她付了车票钱。当她到了检票处回头望时，他们已走了。她出示了车票，进入了一片昏黄的灯光中。一个吱吱作响的自动扶梯顶部，它载着她下降了。黑暗处吹来一阵人造的微风。那是一百万伦敦人呼出的气息。它凉爽着她的脸，拉着她的斗篷。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随自动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来，太好了。她的脚很痛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那么地平静，而且有那么一点点伤感。难道自己是败兴而归吗？她原本就没指望要他们宽恕她。她心中的感觉更像是想家，可是这毫无缘由啊——她无家可归。然而，离开姐姐，她感到十分怅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刚才，塞西莉娅用她的双眸将他吸引到身边，那目光是多么的迷人。她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恶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恶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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