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协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矗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译者）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陆续派往南越，以帮助其进行训练，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培训人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军事政变发生，吴庭艳总统在政变中丧生。

·林登·B·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的前十二个月里，南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以及美国政府对事态的反应。

·一九六四年八月东京湾事件期间，总统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国会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麦乔治·邦迪提交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这标志着事态的重大转折。在随后的几周里，美军开始了空袭北越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军将士将被派往南越。此时，我们也意识到，以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认定军事手段无能为力之后，我们反复努力，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将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战争绝无迅速结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其议题涉及战争的指导和日后美军力量的加强——这场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断言认为，在与越南有关的整个时期里，包括我在内的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物，不断对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分析，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看法。随着我对事情的述说，我将对这些断言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之间那次暂短的会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尔任职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亲密的助手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财政部长罗伯特·安迪生、参谋副官威尔顿·珀森斯上将——会见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即将就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交接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议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中的头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众多的问题，但重点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我素来对仅凭记忆来记录事情的细节没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当事人都写下了备忘录，以备回忆。这些备忘录和一些以后写成的回忆录表明，当事人对艾森豪威尔所持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他曾在这次会见中向约翰·F·肯尼迪通报了有关对东南亚军事介入的情况。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

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目前，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老挝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老挝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中，这将给泰国、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认为老挝（并暗示到越南）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说服盟国与我们共同行动的话，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掷，采取单独介入的活动’”。迪安·腊斯克对会议的记忆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大致相同。他认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对老挝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如果这是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的话。然而，我的备忘录——这是依据我在会议上的记录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要求整理而成——则显示，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是含混其词的。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对于适当的行动方针，他从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我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情况通报中反对由美国联合老挝采取单独的行动，”并且，根据我的记录，艾森豪威尔对约翰·F·肯尼迪直截了当地发问：“在阻止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老挝方面，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也未做出任何答复。我总结­性­地写道，“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挝，从长远来看，我们将失去整个东南亚’。”

道格拉斯·狄龙的回忆与我的备忘录极为近似，他后来向一位学者谈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龙对问题的看法甚至更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赫脱肯定得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推给了肯尼迪。”按照我的看法，狄龙的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如何处理东南亚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确胸无成竹，他十分乐意将此难题留给民主党人。当然，我们并非要责怪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无从下手的难题，印度支那问题的确极为棘手，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们都对此有所定论，只是在其究竟为何难以处理上，我们的国家花费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长时间，才痛苦地领会到其中的真谛。

其它的证据也显示，艾森豪威尔的确感到了为难。事后曾有报道说，在与约翰·F·肯尼迪会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对其手下的人说，“即使卷入战争，我们也决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边府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则与目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当时，他做出决定，反对美国介入此事。或许，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步明朗，他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却很难将两者统一来看。艾森豪威尔也会像我们一样，最终进入越南战争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只知道，我们并未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也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唯有那些不祥的预测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挝，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根据这一预测，西方世界就必须要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这次会晤对约翰·F·肯尼迪和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寻求解决东南亚问题的途径时，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

几周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除了老挝之外，南越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其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三月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顾问团，在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对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五月八日，他们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约翰·F·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之后，签署了增加一百名顾问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帮助南越人训练镇压暴动的技术。这一人员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老挝的局势也在日益恶化。八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腊斯克建议，除了按北约组织的一项计划，准备采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印度支那之外，我们也应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北约的计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事部队，由缔约国提供人员，这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然而，英法两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并无派出部队的打算。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在决定任何有关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提案之前，他应当在老挝与世界上其它问题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柏林问题尤其令我心焦，其紧张程度已经上升到这样高度，即我们打算派遣六个师的兵力（将近九万人的军队）去欧洲。我争辩说，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能进行全面的调动来介入东南亚的战争。总统做出了结论——迪安·腊斯克也赞同——我们绝不应该在不顾世界上可能发生其它事情的情况下，来承诺对北约计划的执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击队已大量地进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强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攻击。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派遣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沃尔特·罗斯托前往南越，进行考察并就我们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指出，我们已经极为可观地增加了对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了更多的顾问人员和装备，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战部队。他们评价说，这些步骤意味着在战争中的我们与南越“从顾问转向伙伴关系”的根本变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仓猝地拟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谈到了上述的建议，并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该备忘录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见。

我认为，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阻止南越陷入共产党人之手的目标上，美国是否将亲自承担起义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将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军事人员，并做好日后不断增派的准备，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结论­性­地说道，我们“倾向于建议”，即我们应该全面接受建议中谈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

“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协心的努力，那么，（美国军队）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对那些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民，美军也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集中研究了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并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

迪安·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个窘境，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重新查阅这些会议的记录后，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我们忽视了五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南越的陷落果真会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吗？而这是否又真会给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常规战或游击战——来发展？如果美军与南越人协手作战，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在决定是否出兵之前，我们就无法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应付危机方面也毫无经验。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仅在第一年中，我们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刚果等等问题。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正面临一个从未有所准备，或者说尚未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担心，各种政府——当然包括大多数的人民——只能进行盲目的行动。

我绝无辩解的意思，但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们当时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再次谈到了关于对南越军事介入问题上的顾虑。他担心，此举将导致世界两大对立势力的交锋，并指出，越南的形势与朝鲜战争时完全不同。朝鲜战争时，敌人的入侵已相当明显，而这里的局势则尚未明朗。他尤其担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去帮助一个拥有二十万军队的政府与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击队作战，极有可能招致广泛的反对。而且，我们在越南已投入了数十亿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则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怀疑，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中得到军事援助。毫无疑问，他对目前的形势极不乐观，但是，会议仍然在毫无结论的情况中结束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在处理南越问题上，我们尚无成熟稳定的作法，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统和我——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资的方式来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如果我们恪守这一观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就将会面貌全非了。

我竭尽全力地将总统的想法传达给军事首领们——包括五角大楼中的人员和那些直接负责我们在越南行动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电报中，我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和在南越的美军高级人员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写道：“我们务必要调整自己的观点，使之适应一个长年并不明朗的政治结构和非军事的行动。”我们在其后一个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对哈里·费尔特上将和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再次重复了这些观点，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将不会被派往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