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过渡通常会导致不确定、困惑和错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六个月中，这一点表现得出。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头上。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约翰·F·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应将他安葬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乡，我说，他并不只是马萨诸塞州的总统，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五十个州的总统，因此，首都才应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动身去挑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去了国防部负责管理的阿林顿公墓。这天早晨天­色­­阴­暗，下着细雨，墓地笼罩着薄薄的晨雾。看守人会见了我，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一块块环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处，标志着一座座的陵墓。这些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些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服务于和平的时期里。当我们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时，我停住了。我抬眼远眺，目光穿过了纪念桥，甚至在这雾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遥远的林肯纪念堂。“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平静地说了一声。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位公园服务处的管理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小伙子还陪同约翰·F·肯尼迪游览过阿林顿公墓。当我告诉他所选中的地点时，他点头称是。

“几周之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参观这里时，”他说道，“他也停在了这一地点上。他眺望了远处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这里是华盛顿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绝的杰基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地点，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与她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们缓缓穿过这坟墓的海洋时，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我选中的那块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赞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这同一块墓地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约翰·F·肯尼迪也并非完人。他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有时候，政治活动——尤其是他的下属们的政治活动——也会采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一天，我接到罗德·马克利的电话，他过去曾是我的助手，这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负责政府方面的事务。他说他获悉了某些消息，并认为，我一定希望了解此事的详情。

他告诉我，雷德·达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总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东海岸工厂向国防部出售产品的事务，有人告诉他，除非他的区域向民主党进行财政捐助，否则，合同将被取消。在福特之时，我曾与达菲共事多年。我问罗德·马克利，这件事情明显是违法的，达菲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我对此事的确有些恼怒。罗德·马克利说，雷德·达菲担心我在部里提到此事后，有关人员会对福特公司采取报复行动。

我对罗德·马克利表示了感谢，挂上电话，并立即给空军监察长威廉·H·“莽汉”布兰查德中将打去电话。我说，“莽汉，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不要告诉别人，包括空军部长，也包括参谋长。”莽汉来了之后，我告诉了他我所听说的事情，并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搁下手头的事情，全力调查这件事，并将结果直接向我汇报。”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莽汉，询问他的进展情况。

他回答说，情况比所报告的还糟。他已经发现了其它的案件，与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关。六个月之后，他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汇报了那些已发生的事情。当我问到谁应对此事负责时，他提到了一个人物，他说，总统的助手肯尼·奥唐奈将这个人派到了空军开发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空军部长，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开除那个人，并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我给肯尼·奥唐奈送去了一份报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条，说此人已不再为国防部工作了。我从未收到过对此事的答复。

对于总统的角­色­，约翰·F·肯尼迪有清楚的认识。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与他讨论了总统执政的问题。我画了下面这个简图：权力1961时间1969垂直的轴线代表着权力，平行的轴线标志着时间。“总统先生，”我说，“你带着极大的权力走进了办公室，我希望，在离开它时，你已经使用了这些权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来看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无成。”“鲍勃，”他说，“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思考着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他将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

约翰·F·肯尼迪总统也擅长退后几步来观察问题，以便更为广阔的察觉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在他执政期间，我们几个人偶尔也于晚间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这被称之为“核桃山研讨会”。一次，在白宫家庭住宅区中举行的聚会中，总统的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带来了他的父亲，即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先生，他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非常遗憾，由于国防部的公务缠身，使我无法离开，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问玛格丽特，我不在时谁在唱主角，“讨论进行的如何？”

“绝对­精­彩！”她说，“无人能够Сhā上一句话！整个晚上都让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占去了：”你如何评价一个总统？‘’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X总统比Y总统更伟大？‘“约翰·F·肯尼迪将世界看成为历史，他站在一个更深远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领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感召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都能打动他们的心灵，都能与他们友好地相处，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这正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幸运的感觉。

他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作为世界银行的总裁，我和玛格丽特到处旅行，曾到达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到达过印度、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极少能见到美国人。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瞧见了他的像片，人们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了这些相片，将它们钉在了棚屋的墙上，这是其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约翰·F·肯尼迪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仍活着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国务院迪安·腊斯克的领导极不满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总统去世不久之后，当我从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有意在第二次连任时让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担任国务卿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会谢绝这种邀请，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我对迪安·腊斯克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并且，我还从未认为，我具备了担任国务卿的资格。此后，在担任了七年的国防部长和十三年的世界银行总裁后，我的想法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如果约翰·F·肯尼迪硬要让我­干­的话，我则会敦促他任命麦乔治·邦迪，在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上，我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麦乔治·邦迪。在我与他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位总统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给予我极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纵览我的一生——无论是在福特、国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银行——我总是试图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并“借助”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我的能力。麦乔治·邦迪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他二十二岁时成为哈佛的年轻教师，二十九岁时成为亨利·史汀生传记的作者，三十四岁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对以往四十年的观察而言，迄今为止，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中最富才华的一位。

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备。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并且，他强调地指出：“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复辙。”

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F·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一九六一年四月“猪湾”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

然而，那个星期六约翰·F·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把握的战争风险。如果必要的话，他似乎宁愿将美国过时的朱庇特导弹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行动相抗衡，从而避免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他十分清楚，这样的做法将会招致土耳其、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部分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②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这一避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立场上。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约翰·F·肯尼迪最终将会将我们拖出越南，而绝不会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在里边。现在，我之所以要阐明这一判断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必要说明下述的问题：我们——包括林登·B·约翰逊，约翰·F·肯尼迪总统死后，他继承了决策者的角­色­——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决定，致使五十万美军部队最终进入了越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以及我们的行动将会提供什么样的教训？

尽管暗杀所带来的极大创伤，国家却不能因为失去了约翰·F·肯尼迪而停止运转。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椭圆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已准备就绪，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乔治·鲍尔、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时，他正在华盛顿汇报情况）、约翰·A·麦科恩和我，地点是他任副总统时的办公室里，其位于白宫正西方向的旧行政办公大楼里。

在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林登·B·约翰逊是最为复杂、最有头脑和最为勤奋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犹如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坦率与虚伪、慷慨与吝啬、怜悯和冷酷、文雅与粗鲁交替地闪现出来。他的形象显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色­彩，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

对了，我的确自相矛盾；我辽阔无比，我包罗万象。

他谙熟政治事务，并认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确定美国人民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并协调这些差别，以使这个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按照这种观点，地认为，这时正是他担任总统的最佳时机：一个种族动乱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时期。

尽管，作为约翰·F·肯尼迪班底的成员已有三个年头，但是，林登·B·约翰逊还从未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在派别上存有隔阂，这必然使林登·B·约翰逊心中存有疑问，约翰·F·肯尼迪班底的成员们是否会不打折扣地忠诚于他。如果不是说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活，至多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明白了，无论是迪安·腊斯克还是我——尽管我们全力辅佐约翰·F·肯尼迪——来到华盛顿都是为了效力于我们的国家，而他目前已成为这个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统帅。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不会找到半点理由来怀疑我们对他的忠诚。然而，在他入主白宫之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还似乎形同路人。

从他掌握了总统的大权到我卸任离开五角大楼，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都竭尽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于我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则大相径庭，显得更加的复杂。林登·B·约翰逊­性­情粗暴，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不例外。他­精­于琢磨每一个人，以发现其弱点，一旦找到了弱点，他就会试图利用这一点。他有时甚至极为霸道，但对我还从未有过如此的举止。

他深知，我会坦率地对待他，只会告诉他我的观点，而不是告诉他那些我认为他喜欢听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以总统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全力贯彻他的意图。坦率和忠诚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条，我认为，无论约翰·F·肯尼迪还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都会对此点有深刻的印象。

他们熟知，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如果我持有异议，我将绝不会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与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正是最后的结果。

在一点看法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是会不谋而合的，就像亨利·福特二世早已领教的那样。只要他们将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们即可安枕无忧了。他们深知，我的忠诚绝不会中途改变，我的目标也会与他们始终如一。

对于一些国防部长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两位总统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复杂化了。

这里例举一件在一年秋季发生的事情。我的儿子克雷格成为圣保罗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已有三年的时间，并且，已被提名为全新英格兰队的中卫，然而，我和玛格丽特却从未抽出时间来目睹他在球场上的风彩。他最后一场赛事定于十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对总统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于星期六下午离开，星期日早晨再返回办公室。林登·B·约翰逊抱怨地咕噜了一句：“停止这段时间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对此事表示了默认。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当我们一住进旅馆，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与总统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抓起电话对我大声嚷嚷道：“你在哪里？”我耐心地说明了我的去处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办法使那些该死的铝价跌下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回答说，我对铝价一无所知，并且，无论如何，他应当让商务部长来处理这类事务。“噢，如果你愿意将个人的享受置于总统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的话，”他停顿了一下，“那么你就呆在那里吧。”我答复说，“我向您保证，玛格丽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赛，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办公室。”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楼后，立即打电话给白宫我以前的助手乔·卡利法诺，问他事情发生的原因。他告诉我，在期望较高价格的情况下，生产铝的公司抬高了他们的价格。由于担心此举将会触发全国的价格膨胀，故总统要求设法使价格回落。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问乔·卡利法诺。我们讨论了一两个小时，最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尽管并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却一直对原材料进行大量储备，以适应长期战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铝的储备。我们何不告诉那些生产铝的企业和公司，我们打算将一部分储备的铝抛向市场呢？此举将肯定会导致铝价回落。

我立即拨通了铝业协会主席约翰·哈珀的电话，说：“约翰·哈珀，长期以来，你们共和党一直要求我们削减赤字。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来做到这一点，我希望你将支持我们。

我们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储备的铝，并将其收入转给财政部。“”你这混蛋，“他说，”你想敲诈我们。明天早晨我会去你的办公室的。“

星期一，约翰·哈珀和埃德加·凯泽以及他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会见了乔·卡利法诺和我。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导致价格下跌的计划，卖出了部分储备，并且没有造成市场的混乱。

林登·B·约翰逊接手的越南局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艰难或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近十年来，其领袖苦心经营，将各种离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发生的政变已结束了他的统治生涯。林登·B·约翰逊曾对政变持有反对的立常南越传统中就缺乏统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纷争、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败轮番侵蚀着这个国家，与北方邻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发展的游击暴动相比，其破坏程度绝不逊­色­。在吴庭艳丧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拥护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认，其继任者能够稳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的：在林登·B·约翰逊执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权就两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个多月中，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况且，留给林登·B·约翰逊的还有一支负责国家防务人员的队伍，尽管，问题尚不明显，但是，越南问题已足以使他们分裂成众多的派别。这支队伍的高级成员们尚没有勇敢地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先是艾森豪威尔，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将包括美国空军和陆军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发动攻击呢？这样做，是否会构成与中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就最高程度而言，这样一个计划在经济、军事、政治和人员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我们能获得成功吗？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为昂贵，是否应该对其他的方案——诸如中立化和撤离——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林登·B·约翰逊继承了这些问题（虽然，它们还未十分明确地摆在他面前），并且，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承的。

这些问题的遗留贯串了他执政的整个时期，并继续延续了数年之久。总之，相比于约翰·F·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那里继承的问题而言，林登·B·约翰逊所继承的问题明显得更为糟糕，其危险程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就职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B·约翰逊对他的助手比尔·莫耶斯坦率地承认，他就像一头鲇鱼，“刚刚咬住了一条硕大肥美的蠕虫，而其中却隐藏着一把锋利无比的钩子。”

与人们捕风捉影的说法相反，在他就任总统之际，林登·B·约翰逊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越南问题的。尽管，他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访过这个国家一次，在约翰·F·肯尼迪执政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此问题有敏锐的认识，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上担负的责任。在他就职以后，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关越南问题的顾问人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

有些人认为，他召集这次会议是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据说，由于距离大选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担心，如果他不做出参与和坚定的姿态，他将会面临共和党人中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

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诚然，在他的脑子里，国内的政治问题总是首当其冲的，并且，他的确也担心，明显的弱点将会导致他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形势。此外，他还担心，如果美国无力或不情愿承担起维护防务的职责，那将会影响我们与同盟国的关系。然而，林登·B·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则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

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B·约翰逊比约翰·F·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他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它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美国驻西贡的全体人员进行统一领导，摩擦、严重的分歧、乃至明显的敌意，正明显地存在于大使馆文职人员和美军军官们之间。总统需要一支有力的队伍，他认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担此重任的合适人眩两天之后，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将总统的指令编入了政策。极为明确的是，林登·B·约翰逊的政策仍保留了约翰·F·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观点：通过提供训练，在不公开使用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们粉碎由外部共产党人指导和支持的­阴­谋活动。”但是，林登·B·约翰逊也批准了一个秘密计划，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军队，来反对北越的行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会议上这个计划被首次提出，后来，它成为著名的“34A行动计划”。

两周以后，总统要求我去与他商讨有关越南问题。他向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确信，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参加完北约组织会议返回的途中，去西贡看看，以查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特别问道，秘密行动的计划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⑥几个月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指导下，一个旨在反对北越的小规模秘密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其项目包括：间谍人员的打入，宣传材料的散发，情报的收集，以及广泛的破坏行动。

但是，由于河内共产党人严密的组织控制——这包括几乎每一个北越的村庄和城镇中的“街道委员会”，以致于，他们能够察觉最小的变化——因此，这一计划并未收到像样的效果。

因遵循打击北越，但又不由美军直接介入的方针，林登·B·约翰逊总统要求增加秘密计划实施的强度。

威廉·P·邦迪伴随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麦乔治·邦迪一样，威廉·P·邦迪也继承了他们父亲哈维·H·邦迪的正直和聪慧，老邦迪曾长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约翰·T·麦克诺顿以及其后的保罗·C·沃恩克（他继承约翰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助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一起，威廉·P·邦迪是我在越南问题上最可信赖的顾问之一。我们在巴黎的会晤结束后，即在奥利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喷气机，为了直飞南越，飞机尽其可能带上了足够的燃料。我们在大雾中向跑道上移去，喷气机的引擎开始加速做起飞的准备，这时，一架TWA客机突然在我们前方的雾中隐现出来，几分钟之前，它刚刚降落在这里。我们的驾驶员萨顿机长急速地拉动了刹车，几秒钟之内（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都惊呆了。这时，轮胎、机轮和刹车闸里喷出了火焰，我们急忙从紧急出口撤离了飞机，但是，萨顿机长的高超技术却挽救了我们，以及那架TWA客机上约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这时为止，我所得到的军事情报均认为，我们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国防情报处送来的备忘录，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成功地维持、甚至改进了其战斗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南越军队增强其行动，越共将很可能增加其活动。

这一令人沮丧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开的西贡会议上，再次得到了证实。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已造成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军队将领们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们热衷于西贡的政坛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南越的军官们提供的情报大大失实，蒙蔽了我方军援人员的眼睛，致使他们在以前的汇报中，大大夸张了军事进展的情况。在我们返回之后，约翰·A·麦科恩向总统汇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们从南越军官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存在着严重的失实，而我们却使用它们估价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在我们西贡的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都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303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