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其它国家因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导致的所有冲突。例如：我们没有对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给以军事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不应该被期望，使用军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对无辜百姓的屠杀。当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几个地区在燃烧着战火：波斯尼亚、布隆迪、格鲁吉亚、伊拉克、克什米尔、卢旺达、苏丹和也门，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冲突或许不久还会在科索沃、莱索托、马其顿和扎伊尔爆发。难道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卷入吗？无论是美国还是其它超级大国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只有在我们国内，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经过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后才会得出。

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和其它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确立一个适当的界定标准。反对侵略的标准可相对的简单明确，但那些与维护政治秩序和在国内避免大规模屠杀有关的条款——如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的情况——则不能过于简单。

几个基本的问题必须澄清：我们应对什么程度的人类苦难予以反应？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全球公约和一九八九年我国的立法：美国同意加入反种族屠杀的活动。但是什么样的行动可定义为种族屠杀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国政府确认二十多万卢旺达人的被杀是“种族屠杀行为”，但同时却拒绝声明该行动属于条约中规定的范围。

难道，那里不正是一个种族大屠杀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干­预吗？那么，我们究竟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呢？是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冲突的出现，还是当屠杀开始升级之时？当某个国家陷入这种局面时，我们又该做出何反应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当他们声称，外部­干­预是明显地侵犯他们的主权之时。对此，我们也已经看到，非洲统一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支持这种­干­涉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所有以上所说都提醒我们，在规定介入的标准时应该认清：正如我们在越南得出的教训，军事力量在推进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仅凭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重建一个“已经失败的国家”。

同时，我们也应使美国人民明白，这类问题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回答，但我们应努力促进该问题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论坛中的辩论。某些问题或许永远得不到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的错误。我们认为，使用武力维持秩序是适当的，但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还无法断言。因此，它必须接受检验，必须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参与决策、协助其实施、并愿承担所付代价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从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训。

有时，美国的军事介入不应仅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的立场来评价，而应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毫无疑问，如果是对我们国家的直接威胁，我们在与国会和美国人民做适当的商量后，应该也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威胁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冲突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巴尔­干­战争，使希腊、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卷入——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多的将不是像越南那样的“有限战争”。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落成典礼上谈到越南战争时曾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但是，“我们应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让战争在地理上扩大记上一功。”

当然，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龋在卷入这类冲突前，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将面对的困难，美国军队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们行动时所受的限制。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我们必须从越南的教训中学会怎样有效地组织有限战争。我们在那里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高层文武官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从而对那里的工作进行详尽而专门的指导。我所讲述的决策过程曾令人震惊地不断显示出，我们没能把最基本的问题公之于众；而我们对此疏忽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总统顾问班子中对战争进程的深刻分歧既没有被摆上桌面来讨论，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正如我曾讲过的，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适当的组织工作，在华盛顿没有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官员。由于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他们的助手们都把注意力分散于一大堆复杂而又急需应付的事务中，致使我们的一些弱点未能被预见，特别由于我们没能对大部分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为避免这种问题的重演，我们应在最高层建立一个专职的班子——丘吉尔曾称之为战时内阁——使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越南问题。这个班子至少应包括：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应每周在规定的时间与总统聚会并进行长时间的连续讨论。每月还应召开包括有美国驻越南大使和军事指挥官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应本着公开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行政委员会的讨论那样——这将有助于避免灾难。在指导所有将来的军事行动时，都应建立同样的组织管理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明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使用高度复杂和具有极大破坏­性­武器的时代——是很难预计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们的国家安全确实受到直接威胁，我们应尽量避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些就是越南给我们的教训。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吸取这些教训。

我想对越南问题再说几句最后的话：让我简单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为了我们所认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在越南进行了八年的战争。两党政府都想通过这一行动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防止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扩张，推动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政府都做出了进行这一战争的决定。这些决定要求美国人民做出牺牲，我们的人民也的确在这些目标和价值的名义下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历程。

人们总是事后比事前聪明。这一格言在时间的走廊里，在许多人身上、许多种情况下和许多时代中不断回响。人无完人，我们也难免会犯错误。我不得不带着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认，这个格言同样适于我和与越南有关的一代美国领导人。虽然我们希望去做正确的事情。也相信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判断，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过高估计了失去越南对西方安全的影响，此外，在最终的决策中，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南越能够得到拯救，那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赢得战争。从这一基点的迷失，使我们在一个先天不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然而，外部的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来建造。

最后，我们还必须面对那些在越南战争中永不会归来的美国人的命运。我们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我不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响应了祖国的召唤，为了祖国的利益走上了艰难之路。他们为祖国及其理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越南的失误并不能掩盖他们的祟高牺牲，这种牺牲使所有活着的人景仰。让我们从他们的牺牲中得到领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衷心的敬意。

当我结束这本书时，我想起拉迪亚德·吉卜林《宫殿》一诗中的几句话，我在大约六十年前第一次读到了这首诗。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句对我的一生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今天它们仍不断萦绕在我心头：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一个公认的能手，技艺­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来建一座宫殿，如同一位国王要建造的那样。

命运驱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现出了一座宫殿的残垣。

就像一位国王曾建造的那样。

这座宫殿没有设计上的才思，又无时尚值得效仿。

这里或那里，残留的基石无目的地散处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块石头上，都粗陋歪斜地刻着：“在我之后，会有一个建筑者，告诉他，我也曾声名远扬”。

我飞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里竖起了我­精­心设计的宫殿的厅堂。

我敲下断壁的砖石，雕刻琢磨，重新装上。

我磨碎石块，烧成石灰，在地上铺撒。

在那个已失势的亡灵的遗赠中，我随意取舍，心花怒放。

我不无得意地嘲笑那废墟，然而，当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毁的地基上，我读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诗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来抗辩，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宫殿映出了他追求的梦想。

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无比辉煌，在黑暗中我听到一句话，人们低语着将我唤到一旁，他们说，“不能停下”，他们又说，“你的表演已该收潮。

“你的宫殿会像其他人的一样矗立在那里——后来的国王将用它建造新的宫墙”。

我取回我的瓦片、锭盘和支架，从沟渠中唤回我的工匠，我把我建造的一切抛给了无信仰年代的信仰。

我只在木架上刻着，我只在石块上刻着：“在我之后，会有一个建筑者，告诉他，我也曾声名远扬”。

每个人的一生中几乎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无法达到的目标。我当然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一个世纪的流血冲突即将结束，我们有幸得到机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未来。冷战已经结束，在我们面前摆着越南的教训——它们能够被吸取被应用。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由数以千计核武器武装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险，并且，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避免核灾难。我们对一个多边机构在减少和缓和国内国际争端方面的潜力和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虽然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但在这个世纪里，再也不会目睹另外的一亿六千万人被战争杀害呢？当然这肯定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不仅仅是我的梦想，而是我们坚定的目标。一些人会认为这种断言太天真、太简单，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言论。但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拥有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大国的公民，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我们又怎么能得到和平呢？

附录

六十年代的核战危险及其对二十一世纪的借鉴意义

我们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继续生活在核破坏的风险之中。今天，美国的战争计划与六十年代一样，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但一般的美国公民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在一九九二年布什总统与叶利钦宣布已就大量削减美国和俄国的核储备取得一致意见时，美国公民们会感到意外与惊喜。目前，世界上有四万到五万枚核弹头，其全部破坏能力是夷平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万倍。假设START1条约中的削减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全部核武器的库存将会减至两万枚左右。布什和叶利钦同意进一步削减，这将使五个已被承认的核大国在二○○三年总共拥有近一万二千枚核弹头。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举措。然而，即使美国国会和俄罗斯议会批准了这项协议——这还不能被完全确定——世界各国遭到破坏的风险也只是有所降低，而远非被彻底排除。我怀疑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是否能分辨出，一个有一万二千枚核弹的地球与一个有四万枚核弹的地球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能否可以就此止步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无益以及由于其继续存在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同时，这种情形也带来机会和危机感，迫使五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和中国）重新审视他们的长期核计划。我将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核战略，我认为，我们应就它们展开广泛、公开的辩论。我相信，这种辩论一定有助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可达到的限度内，我在这个句子下面划了线以示强调——我们应退回到一个无核的世界中去。

为证实我的观点，我列出了以下三点：一、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历——特别是最近从中吸取的教训——清楚地表明：由于我们和其它核大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我们必将面对使用它们的风险。

二、从军事角度而言，这种风险已不再具有——如果说它曾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三、最近几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务专家中，关于核武器军事作用的观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不是大多数——阐述了与我相似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巴导弹危机。今天，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苏联、古巴和美国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动已将三国置于战争的边缘。但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没有广泛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三个卷入的国家中却无一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

当苏联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际向古巴运送核导弹与核炸弹时，危机就开始了，苏联的行动是秘密的，显然企图掩人耳目。导弹与炸弹以美国东海岸的沿海城市为目标。一架U—2型侦察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弹的照片，这些照片被送交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和他的安全顾问们意识到，苏联的行动已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因此，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布命令，在海上对古巴进行封锁。封锁行动将于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开始实行。同时准备了空中打击和两栖登陆行动。根据这项紧急行动计划，第一天将出动一千零八十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攻击，并且，一个总数为十八万人的登陆部队也已被集结在美国东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机达到了顶峰，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没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开宣布他们已经运回了导弹，那么，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约翰·F·肯尼迪的大部分军职和文职顾问将建议实施打击。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危机，以及怎样在将来避免同样的情况，苏联、古巴和美国参与有关决策的高级官员们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举行了五次会议来进行会谈。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轮会谈的结论清楚地表明：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

我将只列出其中四个例子以资说明：一、一九六二年苏联导弹被运进古巴之前，苏联和古巴相信美国企图入侵这个岛国，以便推翻卡斯特罗，颠覆他的政府。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此种打算。

二、美国相信，苏联将永远不会在苏联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们却的确这样做了。在奥斯科，我们了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虽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武器，但苏联的核导弹的确已运进古巴，并准备瞄准美国的城市。

三、苏联相信，它们可以将核武器运进古巴而不被发觉。即使美国人发现它们已经存在，也不会做出反应。然而，他们再次错了。

四、最后，一些人准备说服约翰·F·肯尼迪总统用美国的空中打击摧毁核导弹，并继之以两栖登陆入侵古巴。可以肯定，这些人错误地相信，苏联将不会进行军事反击。当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只有一只一万人的苏联部队，而在莫斯科会谈时，与会者了解到，当时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名苏联士兵驻在台巴，并且，古巴本身还拥有二十七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这两支部队，用他们指挥官的话来讲，是决心“誓死战斗的”。古巴官员曾估计他们会遭受十万人的伤亡。苏联方面，包括长期任外交部长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和前任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国会认为，在面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失败时，苏联会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军事反应。以上结果非常可能导致无法控制和不断升级的局面。

在莫斯科会议将要结束时，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从讨论中可以吸取两个主要的教训：一、在这个高技术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二、由于错误的情报、错误的判断和某种我刚才列举的错误的考虑，对超级大国之间军事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把握的预测。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我——相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鲜双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将核武器作为抵御常规军队入侵的威慑力量，同样也会付出长期高昂的代价，即随时存在相互进行核攻击的危险。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当时，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几年前刚刚解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备忘录中指出：“将原子能用于战争，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过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议将核力量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的一个无否决权的安全委员会，从而“普及热核武器抵御战争的能力。”

近几年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议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专家们的响应，然而，我认为，公众或许尚未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在三个报告和一大批虽不保密但却并未广泛传播的声明中。

这三个报告都发表于一九九○年之后：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C·琼斯将军签署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击外没有其它用途。“该委员会相信美国和俄国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两千个核弹头。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威廉·J·克劳上将。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力量可减少到各自拥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该文在收入一本书时进行了扩充，其中说道：“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将不是二十一世纪初可达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统帅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上将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现存的五个核大国应该将核武器储备降到每国二百枚，而最终结果则应该是零。

这三个报告不应使人们感到惊讶。因为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军事和文职防务专家对核武器的军事价值表示怀疑，以下是他们的观点：·一九八二年，英国国防总参谋部七位退休参谋长中的五位曾表示，他们相信，根据北约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将会导致灾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谋杀前的几个月说道：“作为一名军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么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菲尔德·马歇尔·卡弗勋爵在一九八二年写道，他完全反对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鲁塞尔讲演时明确表示，他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美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苏联。他说：“我们的欧洲盟国不应该总是要求我们，增加我们不可能拥有的战略保卫力量。因为，即使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我们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将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

·原美国太平洋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诺埃尔·盖勒将军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们的任何核武器都没有实际的军事使用价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价值是，阻止我们的对手使用他们的核武器。

·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BBC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灵活的反应（北约的战略要求在反击华约的非核攻击时，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并不是说它过时了，而是说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将愿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补充所谓常规力量的不足，这种看法从未使我信服。”

·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说：“一个世界范围核为器零的选择加上充分的检验，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目标……这些武器……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使用价值。”

·前美国空军总参谋长和前战略空军司令拉里·韦尔奇将军最近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取决于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动，那将是完全没有理­性­的行动。”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国航天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查尔斯·A·霍纳上将宣称：核武器已经过时了，我想彻底摆脱它们。“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在许多次私人谈话中，开始是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后来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都曾建议无论何种情况，无论任何限制条件，他们都永远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不能公开谈论我们的立场，因为这与北约的现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举了有关核武器作用的两种完全相对的观点，一方以现政府、布热津斯基和里德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莱尔德和施密特为代表——但是，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却意见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将无异于引火烧身。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讨论，以为五个核大国的长期方案做出优劣得失的比较。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案中进行选择：一、继续执行当前的“持续威慑”战略。这意味着使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弹头限制在每个国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总统和叶利钦已就这个数字达成了协议。

二、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如同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提议，由琼斯将军和克劳将军支持的那样——两个最主要的核大国各保持不超过一千至二十枚核弹头。

三、像我与古德帕斯特将军强烈主张的那样，所有的五个核大国，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归无核的世界。

如果我们敢于打破那个统治着核大国四十多年之久的关于核战略的思维定式，我相信我们就的确可以将妖怪放回瓶子里。反之，则存在一种真实的危险：二十一世纪将可能目睹一场核悲剧。

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说过：“降低将要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威胁，在所有需要考虑的问题中，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他无疑道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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