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开始写这一章时，致力于研究越南战争已十余年的历史学家乔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书。他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暂停轰炸结束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影响开始减弱。这位国防部长推动了停火计划和和谈建议，总统虽然不情愿（因为有违他的判断），但还是批准了。当这个计划如林登·B·约翰逊预料的那样失败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一贯正确的形象受到了挑战，总统让他为这个重大的政策失误负责。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后，这位不屈不挠的国防部长越来越怀疑这场战争能从军事上取得胜利。当他的怀疑日益加剧，并越来越明显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议中时，他的影响力就更加减弱了。在以后的任期中，某些情报不送给他看，因为他越来越反对战争，而且与鸽派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关系密切。

我希望乔治·C·赫林是对的。实际上，我的影响力和我作为越南政策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责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离开五角大楼。我对我们能否通过军事手段在越南实现政治目标确实很怀疑，但我并未因此减少参与越南政策的制订工作。

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结束之后的十五个月中，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关于地面战略、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的争论日趋激烈；约翰逊政府、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承受的与战争有关的压力越来越沉重。虽然公众仍然普遍支持越战，但反对意见开始出现了。另有三次和谈努力也失败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

下述事实都是我们的政策正在失败的明证：空中轰炸和地面作战未获成效；我们的外交动议调子僵化而缺乏效力。这些严峻的事实使我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总统的备忘录（它引起了激烈争论）中指出，现在是我们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时候了。这份备忘录预示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我的离任。一九六六年初麦乔治·邦迪离开政府使我颇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负责为福特基金会寻找新理事长的约翰·麦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麦乔治·邦迪，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项工作显然极具诱惑力：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支出大约两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约翰·麦克洛伊在为这项工作拜会麦乔治·邦迪的同时也拜会了我，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和麦乔治·邦迪同样可以胜任此职。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实相告。另外，我认为当时还不应该离开政府，虽然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

麦乔治·邦迪的离去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麦乔治·邦迪和我的意见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优良的作风，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处理我国面临的基本外交政策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吸引力离开政府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离开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战争的极度失望。我认为他不但对总统的行为感到失望，而且对华盛顿和西贡高层的政策制订过程感到灰心。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样想。

沃尔特·罗斯托接替麦乔治·邦迪担任了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人热情，与同事们相处甚融洽。

但是，沃尔特·罗斯托对我们介入越南事务、我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在越南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前景不作具体分析。

他生­性­乐观，对任何不讲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报告都持怀疑态度。多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强调说，美国介入越南问题的决策和我们的作战方式对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都是有利的。

圣诞节停火计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结束以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询问我对越南军事形势的总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对他讲，我认为共产党已经决定继续顽强地在南越作战。他们似乎认定战争将是长期的，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耐力比我们强。他们认识到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表明我们已下决心避免失败，预料我们会动用更多的军队。我推测共产党会因此在南方大规模招收新兵扩充军队，并加强从北方向南方的渗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估计一九六六年他们的军队数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并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运输能力每天运送一百四十吨物资供给这些军队。

为了抵消敌方的这些发展，我建议增派二十万美军（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前此要求的一样），在年底以前把军队总数从十七万九千人增至三十六万八千人，同时扩大空中轰炸。但我警告说，这些举措也许不会对敌人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产生“严重打击”，因为轰炸只能削减而不能完全断绝北越向南方的物资供应。

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尽管共产党会因我们的地面和空中行动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但据我们预计，一旦了解我们增派军队的意图，他们就会加强军事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力量，使冲突规模和伤亡人数增大（增派军队后美军的伤亡预计会达到每月一千人）……结果是，即使增派了军队，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将面临军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计划的停滞不前，另外还需要增派更多的美军。

这种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国需要进行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河内）进行谈判，从而结束战争。”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一直奉行消耗战略，目的在于给越共和北越造成极大伤亡，使之来不及补充。但事实证明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尽管威廉·威斯特摩兰、我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愿承认，但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敌人通过在南方招兵和从北方派遣，使其军队数量越来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军队数量一直在增加。

从我们开始介入越南战争起，南越军队给我们提供的情报就少得可怜，而且大多不准确。有时候，这些不准确的情报有误导的嫌疑，有时候则是由于过分乐观所致，有时候反映出准确评估进展情况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坚持要评估进展情况。正如我强调过的，自从成为哈佛大学学生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仅仅选定目标和执行计划是不够的。你必须掌握计划以确定你能否实现目标。如果你发现实现不了目标，你就应该修改计划或者改变目标。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像在前线那样掌握确切情况，但我们能够找到各种各样能说明我们是胜是败的证据。所以，我们评估北越被炸毁的目标、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况、被俘之敌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以及敌人的死亡人数等等。

死亡人数是评估敌人人力损失的一个尺度。我们评估它是因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目标之一是要让越共和北越的伤亡人数远远大于他们的补充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掌握他们的承受能力和损失情况。

批评者把这一点作为我爱玩数字游戏的例证。他们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此人总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显然，有些事情你无法量化，比如荣誉和美，但是可以计算的事就该计算。在进行消耗战时，死亡人数就应该计算。

我们试图利用这个数字来确定怎样做才能在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同时把我军所冒的风险降至最低。我任国防部长期间掌握在越南的进展情况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有关报道常常误导读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兰认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敌军的数量已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与此相反，中央情报局从未得出过敌军数量减少的结论。该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寻找并摧毁’敌人的军事行动的效力越来越大……但越共仍在通过北方的渗透和当地的招兵扩大其主力军队……共产党似乎仍能在来年保持其总体实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我都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宽慰，因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过游击战术，通过在丛林地带选择作战的地点、时间和期限来控制他们的伤亡数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们有了足够的军队防止安民计划的大规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数南越人居住的农村地区。

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分歧令人沮丧但不令人惊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实事求是地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但要得到准确的情报仍非易事。我们得到的数字常有很大的悬殊，上述分歧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情报局认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兰）想象的大许多。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是对的。

在两种说法之间我们如何抉择呢？在我们无法确定两种说法所依据的报告是否准确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尤为复杂。毫无疑问，我们时常得到错误的报告。这个事实在多年以后导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后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错误地把威廉·威斯特摩兰描绘成一个向总统和我撒谎的人。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敌人的战争序列——战场上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的报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名为《数不清的敌人：越南的骗术》。该片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让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故意少报敌军兵力，借以证明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进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意思是说，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故意报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兰就可以证明他通过消耗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明确一点：虽然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我在南越的作战策略上（以及与我和参议长联席会议在轰炸北越的计划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我们的私人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开始接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题片的工作的，是在我从世界银行总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当时，该公司专题报道节目制作人乔治·克赖尔三世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乔治·克赖尔三世是我的朋友乔和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原来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电话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制作一个关于越南的节目，他觉得我可能有兴趣参加。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证言，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确实在“战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骗了总统和我。

我告诉乔治·克赖尔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仍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乔治·克赖尔三世最后问我能否和他见一次面，他把有关证据给我看。我说见面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不过，由于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同意见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们见了面。在世界银行我的办公室交谈的三十分钟和共同驱车回我家的路上，乔治·克赖尔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证据。简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的敌军数量为x，而他的军事情报官员估计（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敌军的数量是x＋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命令下属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进小数字。

这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敌人”的定义。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敌人非常复杂——北越正规军，以个人身分进入南越当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击队以及各类准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从携带步枪的农民到参加非正式军事组织从事破坏和情报传递工作的村民（身着黑衣）等，不一而足。问题就在于如何划定“敌军数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兰排除了许多非正规部队，而他的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则把某些非正规部队计算在内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华盛顿情报部门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旷日持久，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都知道此事，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带有很浓的感情Se彩。有几位当时不赞同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判断的人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说威廉·威斯特摩兰故意误导了总统和我。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萨姆·亚当斯，他是这个节目的主要证人和收费的“检举人”。

见到乔治·克赖尔三世时，我解释了我认为这种指责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专题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该公司拒绝。那年秋天，他以诽谤罪起诉该公司，要求赔偿一亿二千万美元。

虽然我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会令人极为厌恶，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兰数十年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为他作证。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律师是首都法律基金会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赖尔未经我允许秘密地录下了我和他的几次电话交谈内容。丹·伯特相信这些磁带能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说法，即乔治·克赖尔三世在节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对他的指责缺乏根据，所以丹·伯特想得到这些磁带。据伯特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起初否认有这些磁带。该公司的一位新闻编辑（他参加过那部专题片的工作）则告诉丹·伯特，乔治·克赖尔三世的秘书说这些磁带在他办公桌右手最下边的抽屉里。后来发现不在那里。最后在乔治·克赖尔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磁带，但我指出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指责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内容已被抹去了。

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证。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证时，该公司律师戴维·博伊斯说他认为我可能不反对为我的作证录相。当我问他们如何使用录相带时，他说：“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问这是否包括在商业­性­的电视网中播出，他说是。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我记不清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只需回答：“我记不清了。”可以想象在该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中二三十次重复播放这样的答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录相。博伊斯以威胁的口吻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合法权利要求为我的作证录相。我说我宁肯去做牢。戴维·博伊斯最后决定不录相，但保留以后重提此事的权利。他以后从未再提。后来我得知为这件案子作证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也拒绝录相。该公司将此事诉至法庭，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费用以后，理查德·赫尔姆斯获得了胜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证时说，总统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在敌人数量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范围更广更大一些的估计数字；威廉·威斯特摩兰没有故意欺骗我们；即使他试图这样做（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情报来源。博伊斯声称我一直在虚报越南的军事进展情况，试图以此使我的证词失效。这件案子通过庭外调解于一九八五年二月获得解决，双方都声称赢了官司。但是，该公司的那部专题片和关于诽谤案的大量报道，使美国人民对政府及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团结问题进一步失去了信心。

尽管我们的判断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战场上的美军得到最好的供应和保护。随着战争的加剧和人们情绪的波动，某些批评约翰逊政府的人指责物资短缺使我们军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不是事实。正如厄尔·G·“巴斯”·惠勒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写信告诉我的，“我军在越南未发生供应短缺的情况，短缺会对作战行动和部队的身体健康及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没有一架飞机的空袭行动被取消过。事实上，给予我军的空中支援是我们历史上无法相比的。”

美军在越南面临着许多障碍和可怕的条件：难以分辨的死敌，陷阱和伏击圈，火蚁和蚂蟥，厚密的丛林，深深的沼泽和酷热。有大批军队投入的战斗总是美军获胜。他们勇敢作战，响应国家的号召，忍受许多艰难困苦，在“那个国家”和回国以后都是如此。

引起争议的不是在越美军是否勇敢的问题，而是他们应该怎样在战场上作战的问题。在此时期，这个问题是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海军陆战队（及某些陆军部队）之间争论的焦点。海军陆战队认为“寻找和摧毁”战略不能有力打击越共和北越军队，故而提倡一种反暴动战略：保护民众并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庄。虽然意见分歧很大，但军方从未充分辩论过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进行过详细讨论。作为国防部长，我本来应该迫使他们加以充分讨论。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消耗战略主要依赖于火力、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密集地倾泄在越共和北越军在南越的根据地。通常很难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美国和南越空军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万吨炸弹，是投在北越的炸弹数量的两倍多。

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许多悲惨的难民营。给我们正在帮助的国家造成越来越多的破坏和灾难，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烦恼。这严重妨碍了旨在保护农村地区的安全和赢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计划的推行。这也影响让人民支持西贡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实施，而民众的支持对击败越共是至关重要的。

西贡政权的腐败和南越人与美国人之间（以及美国人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也困扰着我们。许多计划和项目的专项拨款从未用到正点上，许多地方官员把安民计划视为对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威胁。饱受战争创伤的村民们对安民计划持漠然或谨慎的态度。我们从未解释清楚这个计划将由什么人或如何进行管理，特别是在缺乏一个高效率和负责任的南越政府的情况下。当我们试图加快安民计划的进程时，我们失败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议总统重新组织实施当时由驻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计划。我请求把军事行动和安民计划都交给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这个主意在西贡和华盛顿的领导层引起了普遍的反对，所以我改变了想法。我建议集中指挥权并明确责任，由威廉·威斯特摩兰掌管军事行动，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负责安民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如果这样做不见成效，那么我建议由威廉·威斯特摩兰全权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此点终未实行，的确是个严重错误。

在此期间，空袭进一步加强了。飞机向北越的出击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两万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万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万零八千次，投弹量由六万三千吨增加到十三万六千吨和二十二万六千吨。

轰炸给北越造成了巨大损失，牵制了北越可能用于军事行动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扰了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美国飞行员阵亡；被俘的美国空军成了河内的人质；平民的伤亡数字大为增加。而且，一个超级大国持续轰炸一个小国给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传武器。总之，轰炸没有达到其基本目的：随着霹雳计划的加强，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从北方进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万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万人，而河内的作战意志丝毫没有动遥我不相信轰炸策略能够奏效，除非炸毁生产基地，使之生产不出基本的产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产基地在苏联和中国。除政治手段外，美国没有理由把这些基地作为轰炸目标。同样，我认为阻止人员和物资流入南方的轰炸行动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能奏效。这种行动在北越和老挝不大可能奏效，因为那里的地形复杂，所需要的物资数量较少，有能力选择其它路线和方式输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资源充足的环境中更是如此。这一切使我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没有人敢作此想），对北越进行任何规模的轰炸都不可能结束战争。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不同，他们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扩大轰炸规模。他们赞成空袭河内和海防附近的储油站，声称这样做会打击北越的士气。总统和我不愿攻击这些储油设施，原因有几条，其中一条是这样做有偶然击中附近的苏联船只的危险，有可能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

我们最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袭计划。

预定的储油设施被击中了，但这些损失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了北越人。他们很快适应了这种打击，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储油罐内，还在全国各地隐蔽存放五十五加仑一桶的汽油。他们还通过铁路从中国增加石油输入，从停泊在岸边驳船附近的苏联油轮上大量卸油，这些油轮沿着红河三角洲的许多港湾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轰炸的目的在于动摇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战的能力。这次轰炸计划的失败使我不得不考虑选择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学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按照合同与国防部国防研究所的贾森研究室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轰炸确实没有奏效，建议设立一道“屏障”来制止敌人的渗透，这种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体内容是在非军事区和非军事区以西老挝境内的狭长地带布设地雷和传感器，形成一个复杂的防御带。（传感器会将我们的飞机引向移动的敌军。）建立这样一道屏障花费很大，但是由于我军的轰炸效果不显著，所以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派艾尔弗雷德·D·斯塔伯德中将全权负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想法反应冷淡，但未全力反对。建立屏障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在渗透时多遭受损失。这个目的达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参谋长们一直要求加强对北越的空袭。我们的分歧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公开化了。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言时有如下对话：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不相信迄今为止的轰炸行动已经大大削减了输入南越的人员和物资的数量，而且我认为以后任何规模的轰炸都做不到这一点。

参议员坎农：军事顾问们同意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认为应该由惠勒将军回答这个问题。

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正如我说过的，我相信我们对北越的轰炸使人员和物资的输入量减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怀疑轰炸的效果。

这些对话说明参谋长们和我的意见分歧很大，由此而产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争论地面战略、安民计划和轰炸计划的数月中，谋求和谈解决问题的努力仍在进行，但没有实效。

批评家们指责约翰逊政府在发动有限战争期间从未认真执行谋求和平的任务。这项指责是否有根据，那个阶段的三次外交活动足以说明问题：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宁使团和两次有代号的外交活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号为“金盏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号为“向日葵”。这三次行动足以证明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谋求政治解决越南问题，也能说明我们为什么未获成功。

有些人指责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增加了美军的伤亡，并招致了扩大空袭的压力。在停火计划夭折以后，总统确实不愿再听到类似的建议。然而，使他感到恼火的是，两个月后他又遇到了这样的尝试。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提出来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远东问题专家切斯特·A·朗宁前往河内，带回北越总理范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国“无条件永远停止轰炸，我们将进行会谈”。

加拿大人认为范的口信是真诚的和平建议。在他们看来，与河内原来坚持要求美国接受其四项条件之后再进行谈判的立场相比，这是一个进步。华盛顿的许多人不这么看。他们不欢迎皮尔逊和朗宁以前对华盛顿的越南政策的公开批评，而且认为范的口信故意讲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会谈”而不是“谈判”，显然是指初步接触，而不是实质­性­的谈判。总统不愿意在河内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再次停止轰炸。

这样，约翰逊政府没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是错误的。

几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访问河内后返回西贡，带回了“非常具体的和平条件”。他说北越人愿做“政治让步”以结束战争，愿意“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莱万多夫斯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西贡外交团团长意大利大使乔瓦尼·多兰迪，乔瓦尼·多兰迪转告给了美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华盛顿作了汇报。这就是代号为“金盏花”的外交活动。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莱万多夫斯基进行了秘密会谈。个子瘦长的洛奇经常蜷缩在一辆私人轿车的后座上前往多兰迪的办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让人看见。

九月，总统委托阿瑟·戈德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美国如能“确认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后能立即得到对方使战争降级的适当反应，就停止一切轰炸行动”。

自一九六五年实施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河内在我们停止轰炸的同时减少其地面行动。北越人似乎认为，我们是以继续轰炸相威胁来迫使他们采取使战争降级的行动，他们拒绝在此种压力下采取行动。为了缩小双方之间的距离，我们说：“私下给我们一些保证，我们就立即停止轰炸。之后，你们应该减少渗透和在南部的军事活动。”

这样做意在给河内留面子，让他们减少军事行动，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分两步走的计划。

依据这个新计划，莱万多夫斯基十一月份声称北越已同意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开始在华沙与美方接触。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周围的一些新目标，这些目标是原定于十一月十日轰炸的，因天气不好而推迟了。波兰人对此十分恼火，但同意按原计划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国大使约翰·格罗诺斯基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茨基。北越人没有露面。不过，波兰人继续努力想把双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约翰·格罗诺斯基和亚当·拉帕茨基再次会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国又轰炸了河内周围的目标，其规模是十二月初的两倍。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一些美国高级官员认为河内可能会误解会谈开始前的这轮轰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约翰·格罗诺斯基、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汤米·汤普森和我都曾请求总统推迟轰炸。但是，仍未摆脱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阴­影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推迟轰炸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对方很快做出了反应。十二月十五日，亚当·拉帕茨基通知约翰·格罗诺斯基，美国的轰炸已使会谈成为泡影。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随后告诉约翰·T·麦克诺顿，莫斯科原来认为有谈判的良好气氛，但轰炸行动“毁掉了这种气氛”。他说河内有一批人对和解有兴趣，但他们不可能“在炸弹在河内倾泄的形势下积极活动。”

十二月轰炸破坏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吗？密切关注此事的美国官员切特·库珀认为北越人“最多……只是给了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调解人的身分，而不是任何具体承诺”。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后来认为“金盏花”行动是一场骗局。他们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几个星期后，第三次和平努力（代号“向日葵”）又遭惨败。这次行动还使美英关系紧张了一段时间。这次行动分三个单独的渠道：与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直接联系；林登·B·约翰逊总统亲笔致函胡志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通过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进行斡旋。

这次努力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当时，苏联人通知我国驻莫斯科使馆，如果我们要求会见北越代办的话，初步接触也许会导致正式会谈。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约翰·格思里会见了河内代表黎庄。约翰·格思里报告说，黎庄显得很紧张，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未说。但他邀请约翰·格思里再见一次面。这次格思里勾画了结束战争的蓝图：首先停火，然后撤出军队，进行选举，让民族解放阵线参与政治，最终统一北越和南越。黎庄还是一言不发。一星期后，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约见格思里，进行了冗长而无礼的指责。

二月六日，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伦敦迎接了前来正式访问的阿列克谢·柯西金。因越南过春节，我们暂时停止了轰炸。哈罗德·威尔逊和柯西金讨论了北越外交部长阮维桢发表的声明：如果轰炸能无条件停止，“就能开始”会谈。阿列克谢·柯西金说他不能保证轰炸停止后一定能开始会谈，哈罗德·威尔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但是，有证据表明北越人在加强渗透，这使总统在二月八日致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强化了他的立场：双方共同采取使战争降级的措施。

美国要求哈罗德·威尔逊收回分两步走的计划，代之以一个新的方案：如果河内停止渗透，华盛顿将停止轰炸。哈罗德·威尔逊对此十分恼火，但还是转告了阿列克谢·柯西金。

美国不情愿地接受了哈罗德·威尔逊的一项建议：延长春节停火期限数小时，以便阿列克谢·柯西金向河内转达新方案。戴维·K·E·布鲁斯是我的老朋友，担任我国驻伦敦大使（后来在他的葬礼上我曾为他抬过棺材）。他要求延长四十八小时，而总统只同意延长六小时。阿列克谢·柯西金答应尽力去做，但他十分生气。戴维·K·E·布鲁斯打电话给迪安·腊斯克说延长这么短的时间非常荒唐，因为六小时内阿列克谢·柯西金根本来不及与河内接触并得到结果。他请求迪安·腊斯克面见总统要求延长几天时间。

迪安·腊斯克拒绝了，如果他未拒绝，也许会好一些。当总统在内阁会议室怒气冲冲地发表意见时，我支持总统。总统说，我们已经两次延长停火时间，并取消了一次延长期限的计划。他的决定是基于以下情况：每次停止轰炸期间，北越都加强了渗透活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指责这种局面增加了美军在南越的伤亡。此外，我们获悉有大批北越军队在调动中。在哈罗德·威尔逊得到俄国人的答复之前，轰炸行动就恢复了。

两年后，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说：“我认为我们离和谈已经不远了……但希望突然破灭了。”他说，只要延长四十八小时就行。约在此时，汤米·汤普森再赴莫斯科担任大使。

据他报告，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阿列克谢·柯西金在伦敦的声明……不是毫无根据的。”换言之，俄国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准备进行谈判了。

哈罗德·威尔逊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是对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

从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众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尽管美军的伤亡和新闻媒介对战争的议论日益增多。在圣诞节停火结束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战争持中间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报告，“关于越南战争，全国目前有一点是‘一致’的：美国人民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有一半人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过，哈里斯也报告说，“美国人民的意见分歧已越来越大，部分人赞成全力作战以缩短战争进程，部分人赞成谈判而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内有某种舆论倾向的话，那就是以军事手段解决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赞成参议员理查德·B·拉塞尔的“要么战胜要么撤退”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左翼势力的压力——要求我们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达到Ｇao潮，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无须特别担心这方面的压力。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更担心的是来自右翼势力的压力。霍克斯指责我们在迫使我军把一只手放在背后作战，他要求我们解除对美国军队的一切束缚。

然而，我们认为在有核时代对越南进行无限战争，将使我国和全世界处于非常巨大的危险之中。用迪安·腊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不得不“以冷血的态度去做热血之事”。总统夫人在日记中描述了我们的困难处境：“到处都是麻烦。我国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战争并赢得胜利，或者抽身而退’。进行有限战斗是极为艰难的。”

此时，左派的口头指责和暴力行动开始多起来，特别是在大学校院内。这些反对派经常把我当作攻击目标，说我是美国的“战争机器”的象征。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个星期，阿默斯特学院和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因我获得荣誉学位而罢课表示抗议。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儿凯西所在的查塔姆学院毕业班演讲时，遭到了纠察队员的轰赶。

我尊重这些大学生提反对意见的权利和勇敢­精­神。“现在一些大学生提出抗议有重要的意义。”我在查塔姆学院说，“但是，某些极端分子的抗议行动也许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完全认清我们的原则和优势。在我国，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说：“我认为如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有民主。”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仍然如此。

在我访问校园期间，最令我烦恼的是我发现，学校的名气越大，学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对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议我露面的人都戴着袖章。我查点了人数，计算了四类抗议者所占的比例：毕业生，成绩良好的毕业生，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成绩极为出­色­的毕业生。使我惊奇的是，学术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园示威活动发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