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孟子是个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人,那肯定是诬蔑。孟子不止一次举钻洞偷情为例,说明途径和程序的重要性,但另一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孟子的途径和程序,轻意就可以被打破,这就是所谓的守经行权。舜娶不告亲,孟子的解释是,“告则不得娶,……是以不告。”目的(动机)正当,手段就可以随机应变。这个权,就是今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一个意思,各自表述。“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 离娄下》)这么一说,大人们倒确实是方便了,行不通的地方,就权它一下,可剩下“小人”怎么办?再说,什么样的人是大人,方能有任意行事的豁免权?义的凭据又是什么?——义者,宜也,适宜的,就可以?说这个权字,害惨了中国,决不是一句夸语。天下之事,何不可为?——找个合适的借口就得了。
祸起孟轲,潘朵拉的盒子开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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