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2年9月，一座新城在青州府北城外拔地而起，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其他还有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4899间，占地746640平方米。

旗城的住宅面积，风格按官职等级排列森严。旗城的最高长官为将军一品，乾隆二十六年裁撤，最高长官为副都统（从二品），而当时的青州知府才官至四品。将军住在为他建造的将军府，协领衙门4所，每所16间。

普通旗兵不论携眷多少，每户均为官房两间，独门独院，房为木结构，四梁八柱，青砖灰瓦，大花格木雕窗棂，房后有便门，屋内盘火炕。

那四的祖上分得的官房为六间，是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但那四经常对我爷爷说，他的祖上是很了不起的统领大将军，立下过战功，他们祖上在北京的房子才气派哩，甚至还有公主下嫁过他们家。我爷爷说，凭那四的人品，应该不是吹牛。可惜的是，那四家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也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青州的这支旗兵一直实行“供给制”，俸饷及粮食按照官职大小统一由当时的户部发给，官兵待遇极其悬殊，例如雍正年间青州八旗的最高长官将军，一年所得俸银为2100两，家属可得米150石；而普通骑兵每月军饷2两，每年配给其家属米15石，已足以养活六七口人。

这支队伍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而兴衰，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透顶。青州旗城的兵额有增无减，粮饷却被层层克扣，只能发到六成，一个普通士兵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只能靠赊账和变卖家产度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旗城才出现了由满人自己经营的工艺局、丝厂作坊等，甚至还组织部分闲散劳力去沂山鲁山的军马厂垦荒，但由于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马是越喂越瘦，甚至出现了倒卖军马的荒唐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清代八旗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这支在1842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阻击战中大败英军的­精­锐之师，便作鸟兽散。此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赴济南与青岛（回北京的是极少数），有的去纱厂当了工人，有的拉三轮，有的­干­搬运工。女眷中亦有不少当了妓汝。

那四便是这众多散民中的一位。很多人到了他这一代上，除了会识几个字，打几圈麻将，最擅长的就是喂鸟、养鱼。要说扛枪打仗，他们恐怕连枝汉阳造都扛不动。好在那四的祖上不是什么大官，以上恶习基本没有沾上。加上其父亲自小对他要求甚严，文能读兵书，武亦会两手。他又在青岛码头上­干­了几年苦力，也算是有了些历练。因此，自上了老鹰崮后，很快就适应了山上的生活。

那四同所有的满人一样，豪爽、实在、义气。他非常敬重马大眼，对他忠心不二。而且他特别能喝酒。这一点让全体匪众佩服。那时候，能不能喝酒往往是衡量一个男人是不是男子汉的重要标志。第三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他上山时毫不保留地将祖传的，据说是康熙年间的一对玉镯和二根金条全部入了伙。于是，赢得了大伙的信任和敬重。

那四当时的年纪，约30岁（我爷爷比他小11岁），同所有的满人一样，除了爱喝烈酒外，还爱抽关东烟，再就是唱京戏。即便是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这三个特点也没改掉。八路军那边生活艰苦，常常没有烟抽，于是就抽­干­树叶。尤其是抽烟这一项，甚至影响到了我的那位二­奶­­奶­。自被他“拐跑”后，也学会了抽旱烟。真正应验了东北的那句老话：“东北三大怪……大姑娘叼着大烟袋。”至于唱京戏，他倒也唱得有板有眼，只是没有伴奏，就只好自顾自地清唱：“我站在城头上观山景……”弟兄们给他改成了“我站在老鹰崮上观山景……”

因为有了那四这位二掌柜，所以我爷爷就当上了三掌柜。不过，在马大眼不幸战死以后，却是由于他的力荐，我爷爷才由三把手一跃而成了一把手。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他的智慧和远见，这就不是什么义气所能解释的了。以后，他在林彪的四野一直当到了师长，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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