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稍停又说：“不过，也有你曾祖父赢的时候，只要他赢了……”

“穷人买酒喝……”我想，肯定是这样。

爷爷摇摇头：“哎哎，错了，哪能让下人破费，不是买酒，而是做一种老头看瓜的游戏，把裤子脱到一半，然后人坐在地上，低头，用裤腰带勒住头，人就直不起腰，两眼瞅看自己的球蛋了。哈哈……”爷爷大笑起来。他说，当年他在潍坊广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暑假，一到了暑假，他就跟着老爹上地里­干­活……还有，我爷爷告诉我。我们王家还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比如讲，逢年过节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大戏，组织山会，耍龙灯，踩高跷，修桥，铺路等等，都是我们王家出钱。有钱人多信奉“仁义礼智信”，不道德的很少。村里、族内有了纠纷，亦多是由我们家公断，办案的不会吃请、收钱，更不会吃两头，断案的结果亦能公平公正，令双方口服心服。那时的人也迷信，认为多行善总有好报，至少死了不会下地狱，下辈子还能托生个人，而不至于托生个猪或狗。

在我读初中的年代，爷爷所描绘的这一切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过，爷爷也说了些我们王家发家的“捷径”。那就是一到荒年就“用粮换地”，荒年景的穷人真不易呀，那时的粮食比金子还要贵。穷人有时为了活命，只好把平日里比命还要贵的土地拿出来换粮食。我们家平时存粮多，这时就成了救命粮。于是，很多穷人便用自己的土地换我们家的粮食。

“是自愿的吗？”我有点怀疑。

“当然是自愿的……”爷爷肯定地说，“有时候，你不换他还不高兴呢，你要知道，我们家奉行的是这一条：换地不换命，地仍由你种。就是说，地还是由你们家来种，只不过是变成了佃户关系。来年缴租就是……所以，你有时不买，他都不乐意。说，王老爷你瞧不起俺。怕我来年种不好你家的地……”

“原来如此……”至少，我所学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爷爷多次说，我们王家奉行的是“善为本”。到我曾爷爷那一代，信的都是佛教。爷爷不再信了，但他仍奉行“善为本”的信条（所以，1947年土改的时候，他力劝过搞得过火的工作队，半年后，又规劝过疯狂报复的还乡团）。

不过爷爷也说过他的父亲及老辈上“很剥削阶级”的地方，那就是动不动就座八抬大轿。哪怕就是从镇西我们王家大院到镇东的茶馆里去喝茶，那也要坐轿。因为坐轿是身份的象征，就像现在的人争着买轿车……爷爷说我们家的那顶轿那个威风呀，就别提了。周边全镀了金，顶子是纯金的，所有的缨子全是用江浙一带产的上好丝绸做的。八个抬轿的壮劳力。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结婚的不要），个个虎背熊腰，一顿要吃下五海碗面条。否则不要。八个人没事就抬石头训练。要练得颠起来，有板有眼。我们家的轿进城的时候，那才叫威风，也是镇上及县城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大都自动闪在路边。一边行注目礼，一边看热闹。一群半大的孩子会跟在轿后进城。好在从王家老镇到县城不过五里，否则得热闹死。

据说，同治年间，当时的一位知县坐轿上“县政府”上班，半道上遇到了我们王家的一位长辈，立马让自己的轿停下，让我们的老长辈先行。我们老长辈也够意思，当年的赋粮一下多交了200担。喜得个知县又“登门拜访”。

总之，说起祖上的荣耀，爷爷便充满了自豪感。谈及自己的一生，爷爷也算满意：“我王汉魁没白活。”

但谈及他的两个儿子，他却不甚了了。他的老大因一只小手枪，­阴­差阳错­干­了共产党，老二则稀里糊涂地­干­了国民党。老大（即我的父亲。“文革”中在一个十六级的级别上被屈斗，至今生死不明），老二却在1949年随驻防青岛的国民党50军撤至台湾，后官至台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副厅长。1981年退休。当国民党当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松了“管制”，允许他这一级的退休人员与大陆亲属会晤时（在香港），却又因我们这边的原因，父子俩终未见面，成为终生憾事。

对于我父亲的不幸，爷爷充满同情。这也是他格外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他长子的长子……爷爷格外器重我爱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我大小是个作家，算是继承了祖上“勤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家风。爷爷也欣赏我诚实勤奋，有话敢说的­性­格——所以，他常常鼓励我写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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