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上山入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力阻了马大眼要下山杀我二曾祖母为他报仇的决定。

“算了算了，宽大为怀吧。”爷爷冷静地说，“‘以孝悌绵家教，以勤俭持家业，以忍让余地步’乃我祖上遗训，她毕竟是我弟弟的亲母。我与弟弟又毕竟是同父所生，我那个可怜的弟弟又是个多病之人，你杀了我二妈，谁来照顾他呢？”

一番话说服了马大眼等众匪兄弟。

那四称赞我爷爷为“善人”。说这样的人，在他们满族里“是不能杀生的”。

爷爷这番话救了我二曾祖母一命。但这个有着蛇蝎心肠的女人，毕竟没得好报。1938年12月8日，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沂蒙县城。这次来了三架飞机投了9颗大炸弹，城里投了7颗，大概是看着城西王家大院院子太大，便将另两颗投在了我们家。其中一颗没响（直到1955年，才由县公安局用马车给拉到潍北靶场处理了），另一颗正巧落在了三间大堂屋里，也把我二曾祖母给拦腰炸成了两截，一截肠子给炸到了百步外的马厩里。从那以后，马厩里的五匹马全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以此事为契机，我爷爷以三掌柜的身份提出：以后下山筹粮款，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乱绑一气。尤其是穷人，你绑他，他也没有钱。真要撕票，就会失去人心。结果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久而久之，造成老百姓与兄弟们的尖锐对立。他说：“那将使咱们队伍的日子更难过。而弟兄们提着脑袋当杆子，不就是图个有吃有喝嘛，要不谁还上山？”

马大眼一开始并不认账：“不管那一套，­干­这行的就是认钱不认人，自古以来，拉杆子就是这么­干­的。”

我爷爷耐心劝道：“不见得，杆子也分仁义与不仁义，那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不比咱气势大？你看他们何曾欺负过草民百姓？他们­干­的都是官府和大贾。我们应该向他们学着点。”

“老三说得有理。”那四就支持我爷爷，“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二哥说得有理。”爷爷接过那四的话继续说下去。“常吃窝边草，兔子自己就藏不住。大哥你抬眼仔细瞅瞅，这些年兵去匪来，老百姓早已是民不聊生，贫苦不堪。如今的各村各户，要么穷得光剩下石头了，要么自己拉起了围子，组成了什么民团、大刀会、红枪会，与兵匪对着­干­。咱去硬抢，势必要流血伤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改暴为仁，变抢为要……”

“那老百姓能给你？笑话！”马大眼一拍腰间的双枪。

爷爷说：“我话没说完呢，咱要是要，但不是白要，咱可以立字据保护他们。保证他们不受其他土匪和什么人的袭挠。”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普遍富裕以后，我爷爷还常给我提起民国初年老百姓的穷日子。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吃饱过，一个村里很少有瓦房的，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一个县城不过像个小镇子，很多地方连土匪都饿跑了！

那四马上明白了：“两好搁一好。”

“兵不血刃？”马大眼将信将疑，“天下有这等好事？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弟兄们就不会流血掉脑袋了。”土匪虽然个个不怕死，但是一旦有了伤员和有阵亡的，仍是杆子们的头等伤脑筋的大事。因为山上缺医少药，负伤的整日里痛得哭爹喊娘，死了的还得花重金安抚家属，不然，谁还跟你­干­？

我爷爷坚信这么做完全可以，至少可以一试：“毕竟都不想伤和气，都不想流血死人。双方都得利的事嘛。我把这称作‘左手收钱，右手保人’。”

此后，这支杆子按我爷爷的办法办，先后同山下十几个村子订立了“协作协议”，由村子每月定时送上一定的钱粮，马大眼的杆子负责保护他们不受侵害。

至于过路的商人，则收“过路钱”，一般按货物的10%收取，这个尺度商人们都能接受。

这个办法还真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大眼的杆子同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杆子们不再为吃喝发愁，老百姓也不再担心土匪的袭挠。

当然，意外的时候也有，但杆子们都说话算话了。

一次是远在沂源的土匪郑五麻子（外号大铡刀，自称包公再世，要扛着铡刀平天下，有时也是滥杀无辜）北上窜扰，半夜偷袭了一个叫小坡子的村子，杀死了一个壮力，牵走两头牛，烧了五间房。为此，马大眼亲自带着队伍前往赔不是，并采纳了我爷爷双倍赔付的意见：安抚那户死了人的人家100块大洋，对丢了牛的照一头赔两头，烧了房的重新盖。此举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正是郑五麻子的这次­骚­扰，与马大眼这一帮结下了嫌隙，即便是在以后共同攻占沂蒙县城的行动中，他虽与我爷爷有过密切配合（那时马大眼已死），但还是没能避免最后的分道扬镳。

当然，也有杆子们开杀戒的时候。这本身又是个小故事。

有一次，他们这支杆子跟临朐北界的一个李姓财主说好了，这月由他出500块大洋，10石小米作粮饷。但弟兄们去取时，他却变了卦，叫来了临朐县的保安队，将三个杆子弟兄抓住活埋了，连小毛驴都给杀掉当了下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