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到1940年初,沂蒙的抗战形式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力量统称:“八路军山东纵队”,公开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关庆民的义勇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沂蒙独立团,下辖三个大队,约1000多号人马。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终于穿上了军装,军装为草灰色的,是用草木灰和槐树叶子染的,洗上三水就得再染一次。
王达礼的保安团已被保安15旅改编。国民党方面想让王达礼干个副旅长,兼着保安团团长。但王达礼不干,他说老子抗日是为打鬼子,不是为升官,我还是干我的保安团,你只要及时给我补充给养和军饷就行。这时,他的队伍已达700多人。可谓兵虽不多,但个个能打。王达礼给自己的队伍定了个死规矩,想入保安团的必须有枪,有枪的编,无枪的遣。就这一点而言,他最瞧不起关庆民那帮共产党,只要想参军,拎把大刀片都行,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鬼子吗?那岂不成了大刀会了。
沈鸿烈刚刚落脚,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奉命率部队陆续入鲁。当时,沂蒙山区的老百姓对东北军的印象不是很好,觉着是他们丢了东北三省。放着老家的鬼子不打,跑到山东来争食吃。
我爷爷见过于学忠,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说话和气,没有官架子,治军也严。我爷爷敬佩他的是,他始终喂着张学良的马,而且从不骑。他说是要等少帅回来时再骑。说这话时,眼里溢满了泪水。我爷爷说:“路遥知马力,板荡识忠臣。”就这一小件事,说明于学忠这人的忠诚与厚道。
说起我爷爷与于总司令的相识,那就可有故事了。用中国的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原来,干部的直属警卫营就驻在一个叫北小湾的村子里,一河之隔的南小湾就是我爷爷他们的地盘。有一天,警卫营的一位姓吴的班长喝多了,把在河边洗衣服的南小湾的一个叫三花的大闺女给强Jian了。三花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此事一出,影响非同小可。驻北小湾的兄弟们火上了头:他娘的,“鸡芭采花,脑袋搬家”,这是咱们的老规矩。不行,非把那家伙“施山规”不可(挺厉害,先割蛋,一个时辰后再活埋)。
接着,在一个小头目的率领下,一伙兄弟们冲进了北小湾。还好,人家到底是正规军,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不愿将那位吴班长交出来。连长说,我们定将军法从事:枪毙!
这帮弟兄怎么也不相信那位连长的话,一伙人硬是不走。吃饱了喝足了,还一泡屎拉到了人家的堂屋里(土匪就是土匪)。
那连长一见这样,知道是碰上了难缠的。立马快报军部。于学忠听说了,一边派人向我爷爷报告,一边策马亲赴北小湾村。那帮弟兄们一见于总司令到了,气焰才稍稍收敛。
于学忠说,请山上的弟兄们相信我,我于学忠历来治军严谨,我定会军法从事。那小头目还是有些不相信,嘴里叽叽咕咕的。于学忠啪的一下掏出了自己的佩枪:“如果诸位弟兄不相信的话,你们毙了我……”
就在这时,我爷爷策驴赶到了,老人家一看这架势,照头给了那小头目几鞋底(跟王达礼学的):“简直是胡闹!”
那个小头目和他的一帮弟兄一个个吓得脸色铁青,话都说不清了。
我爷爷则向于学忠致歉,而于学忠则连连说对不起。接着下令:“立刻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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