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县里抽调大批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地守住沂蒙县的大小路口，严禁老百姓逃荒。

这下穆三胖的苏制五一式步枪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带着村里的基­干­民兵守在关家桥村的西头，凡是进城的老百姓都要审上几审，尤其是一家三口以上的。

不久，穆三胖的这支步枪又押解了一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被押解就因为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不过是个处方，而这个处方不过是两个字：粮食。

说这话的人是关家桥的一个老中医，一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奉行的是“悬壶济世”的行善哲学。周围的人没有不说他好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老中医……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很多人因缺粮而患了水肿，便到他那儿求诊就医。

病人问：“缺什么药？”

老中医曰：“就缺一味药。”

“什么药？”

答曰：“粮食。”

就因这句话。被蒋大喇叭认定是“现行反革命”，是“煽动闹事”，并命令立刻抓人。但关家桥本村的民兵实在抹不开面子，不愿抓，便只好让崮下村的民兵来抓。穆三胖只好扛上枪执行了。

真的不是我爷爷事事都好，料事如神，实在是他经历的事太多了，所以，对所有的事他几乎都有经验。

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他找到了县委周书记。为了怕人看见，他是晚上去的。当时，县委的几个­干­部刚刚“开完会”，所谓的开会就是偷偷地吃点东西，那时已没什么可吃的，不过是些糠窝窝和清煮胡萝卜。

周书记一看我爷爷夜间来访，甚是惊诧：“哎呀，老前辈，要不您也吃点……”周书记拿出了三个胡萝卜，这是他准备带回家的。

我爷爷说：“谢了。我有工资，有口粮，还能撑得下去。”这个时候，说实在的，我爷爷毕竟有商品粮供应（原先每月28斤，最少时减至21斤，后又有所增加），还有每月的工资。他和我­奶­­奶­两人吃，至少是饿不死的。只是他的一些老部下找上门来，才有些吃紧（一枪准的孙子求上门来，则直接要了我­奶­­奶­的命）。

“老前辈，您这深更半夜的来……”周书记一个劲地在想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又做错了。

“周书记，你也是咱本地人吧。”我爷爷反倒不急不躁。

“是呀，我当然是本地人。”

“咱沂蒙人一旦遇到荒年的做法，你可知道不？”

“当然知道，逃荒要饭，闯关东。”周书记说，他家老辈的就有闯关东的。

“是呀，打从大清起，咱沂蒙就有闯关东的习惯。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连当年吴化文制造无人区时都没有不让老百姓逃荒，小鬼子一来，逃荒更是家常便饭。”

我爷爷越说越气：“怎……怎么到了共产党，反而不让逃荒了呢？！”

周书记也连连嗟叹：“这不都是上级部署的嘛！”

“你凭良心说，这政策对不对？”

“是有点过分。”

我爷爷加重语气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现在饿死这么多人，早晚要查责任。而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菩萨都是对的’，刀把子最终砍向的是下边的一批替罪羊。到时你……”

周书记的确是个聪明人，他一把拉住我爷爷说：“老前辈，您什么也别说了，打明天起，咱睁只眼，闭只眼。”

从那以后，沂蒙县的拦人政策有所松动，外逃的人有所增多（大都去了东北，也有去新疆打石油的），饿死的人才逐渐减少。

1962年5月，上头追究责任，周书记的处分在县委书记里是不轻也不重，仅判处2年有期徒刑（但1963年7月就放出来了）。

依我爷爷的­性­格，他当然也去找了公社书记蒋大喇叭。但蒋大喇叭仍固执地认为自己必须忠实地执行上级意见，仍坚持“宁可再死人，红旗也不丢”的政策。所以，关家桥公社跑出去的人最少。最终，他为自己的忠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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