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29日后，他又在日记中罗列了中共数条“罪状”。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显然他是在为扣押毛泽东做准备。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苏两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中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此时恰逢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因为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军。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向毛泽东等人授勋

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日记里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8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有害。”毛泽东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授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抗战功绩。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蒋介石一生做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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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见“神秘客”（1）

文/陆茂清

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南京政府已临大厦之将倾，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月1月21日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任后，就与亲密战友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安排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李、白之所以将此项重大使命交付给刘仲容，是因为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关系。

“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他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西安事变起，刘仲容正在西安，与前来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周恩来恳切长谈，后应邀秘密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

经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联络，传来了毛泽东的回音：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鉴于长江下游两军对峙，中共方面建议：刘仲容经武汉人豫，由河南信阳进入解放区。因为这一地段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部队控制中，既安全，又不会走漏风声。

刘仲容自武汉北上时，去司令部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既是希望，又是预祝：“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是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但愿如此。”刘仲容点头过后又摇头，“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一脸严肃地说：“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白崇禧情急的缘故，显得武断而神情激动，“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总司令的话我都记着了。”

白崇禧依然板着面孔，是鼓励，又是告诫：“我们共事了20多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切望刘兄谨记孟老夫子教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不辱使命。”

第一次会晤：拒绝李、白的“划江而治”

因战火与交通不畅，刘仲容走走停停，直到3月下旬，方才到达北平，毛泽东对他的来访颇为重视，既为摸底、又为交底，所以当天晚上就与之见面。

夜间8点敲过，周恩来派车将刘仲容送往双清别墅毛泽东住所。

毛泽东将客人迎进室内，请坐，敬茶，热情洋溢道：“今次算小别重逢，这是第三次与刘先生见面了。”

寒暄过后，刘仲容话入正题，道明通过谈判谋求和平来意后说：“希望听听毛先生的意见。”

毛泽东未谈而先问：“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2）

“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8项条款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弹弹烟灰，把问号给了对方。

“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刘仲容加重了语气，“总之是，希望中###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

“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意图说服毛泽东：“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能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的口气、神态充满了自信心，“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之点在于得人心，也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挡车？”

刘仲容承认毛泽东言之在理，放缓了口气近似央求：“如今你们处在了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毛泽东摇摇头：“古语云各为其主，刘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然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他辅以一劈手势，以示不可动摇之决心。

刘仲容见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便把话题转向别处：“桂系夏威一部被包围在安庆，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迫缴械，白总司令要求毛先生缓颊留情。”

“大原则解决了，别的事情好商量。”毛泽东爽快答应，“双方参谋人员在前线联系，我军解除包围，发还武器装备。”

第二次会晤：转达对李、白的期待与忠告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刘仲容沉吟着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又讲了4点，请他转告李宗仁：

——李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他照样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由白崇禧、何应钦为代表，我方则由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谈成签约后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届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

——关于桂系的军队，只要不出击，我们就不动它，待后再商妥善办法。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可照此办理。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3）

——和谈业已开始，美国人和蒋介石是不甘看到成功的，必然阻梗破坏，希望李先生洞察其­奸­，切莫上当。

应毛泽东之嘱劝说李、白碰壁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刚跨下舷梯，神经敏感的记者围了上来，争相发问。他知言多必失，快步钻进了白崇禧派来的专车。

次日沪宁地区报章纷纷传扬：神秘客刘仲容负国共谈判之神秘使命，在机场不愿有只言片语，冲出记者群而去。

刘仲容向李、白原原本本报告北平之行，李宗仁未做可否的表示，但说且待商量。

白崇禧听刘仲容汇报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就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刘仲容仗为知己，直抒己见：“###势不可挡，战必败，又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讲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

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原来一则李、白意图拉美国Сhā手中国内战已有苗头，二则蒋介石将一大批黄金送给白崇禧，条件是不与中共签约。

刘仲容闻此讯息，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也因此对李、白丧失了信心。

第三次会晤：恳请“中共的朋友”留在北平

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刘仲容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连贯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

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

“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

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

“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认真考虑。”

“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最后修正案》。然而，至4月20日，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解放军剩勇追穷寇，所向披靡，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毛泽东同志要我尽量劝刘先生留下来，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还回去­干­什么？新中国十分需要刘先生这样的人才。”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周恩来伸出手去：“非常之欢迎刘先生的明智选择，至于李、白两位及国民党其他军政人员，也欢迎他们随时与我们合作。”

至此，桂系密使的神秘客刘仲容，确定了最后的归宿，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他受毛泽东之托，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并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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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1）

文/黄东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这位被美国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着复杂而奇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着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以至于晚景凄凉更令人唏嘘，他便是张国焘。

张国焘为什么到了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到底说了什么？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西安，转道武汉，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不久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被军统抛弃，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官场辗转沉浮，也曾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但总是郁郁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之极。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一些美国的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在这些机构看来，张国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让他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将有着相当研究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版权，开始以《我的回忆》为题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不久，张国焘开始被美国政府注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曾经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 1-3 HK/Ea/IVR 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1968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2）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重要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虽然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1968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3）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目前，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现在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做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在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夫­妇­先是与长子生活在一起，后因其子生活拮据难以养活老两口，于是张国焘夫­妇­只得住进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遭遇中风，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进位于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环境很差，医生、护士很少，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护理，而狭窄闭塞的病房更让张国焘气短，六七平米的病房，还要与一位外国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萧萧，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寒冷。这个时候，张国焘瑟瑟发抖，冻得呕吐，只得自己多备几条毛毯，无可奈何地聊度岁月。

1979年12月2日，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仍不见踪影……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3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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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1）

文/康庭梓

“九一三”事件之后，围绕着“禁空令”的问题有些离奇的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有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一说。分析这些传说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其二，不了解飞行行业的人们说出的外行话；其三，缺乏科学依据的个人想象。

何谓“禁空令”或“净空令”

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于1点55分左右，从414号界桩进入蒙古国境的时候，中央下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吴司令员（吴法宪）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禁空令”，有人叫它“净空令”，还有的叫“禁航令”。

从命令下达之时开始，禁止任何飞机起飞。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除了已经飞越出境的林彪座机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上不应该出现任何飞机，如果有，就视为非法，视为违背中央的命令，所以叫“禁空令”。既然，禁止地面任何飞机起飞，空中就不会有任何飞机飞行；既然，空中没有任何飞机飞行，作为空间，应该是清净的，或者是安静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把它叫做“净空令”也未尝不可。

此外，在每个国家地图上，都规定有不准任何飞机在其上空飞行的地方，这些地方叫做“空中禁区”。一般都是国家的大城市或特殊的军事要地，虽然叫做“空中”禁区，但都是以地面范围的大小为依据划分的。空中禁区的存在，是为了大城市居民生活安全与安静的需要，或者是某种重要地面设施保密的需要。这种规定通常是长期的。例如，北京市区机关与居民居住密集的地面上空，就是“空中禁区”中的一个。凡是从空中进出北京市各机场的飞行员都知道我国首都的飞行管制办法。属于全国­性­的“禁空令”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类似“九一三”事件时的“禁空令”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了解一下“空中禁区”的知识对于进一步理解“禁空令”或“净空令”有一定的帮助。

“禁空令”与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

在“九一三”事件中，中央高层关于飞行的命令有两条：一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一是“禁空令”。

先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经过是这样的：

1971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5人乘坐林彪座机从北京飞达山海关机场后，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看到林立果已调来了专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通过林彪警卫团向北京的周总理报告。此时，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查飞机的事情，一方面直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平时，林彪专机的行动都是逐级上报，层层把关，各有关保证部门为专机飞行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为什么这次飞行却不声不响悄悄进行、连空军司令员也被瞒了过去呢？

当时，正是星期日的晚上，吴法宪首先将电话打进西郊机场专机师师长的家里，追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周总理让吴法宪追查飞机的同时，也命令海军政委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

深夜，离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遥的山海关海军机场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静静地停放着，负责飞机警卫的指战员们在飞机周围巡逻。对于林彪专机悄然到达山海关的反常行动，周总理直接向山海关机场发出指令：

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2）

没有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海军政委）4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当周恩来以及空、海军司令部等领导机关，为了追查林彪专机一事正在紧张忙碌的时候，在山海关林彪专机组除了机长潘景寅之外，笔者与机组其他8名人员已处在睡梦之中，对外面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0时许，山海关机场的佟参谋长从调度室直奔停机坪，就要向机长传达周总理不准起飞的命令时，看到飞机已经启动强行滑出。佟参谋长调动油车堵截飞机，遗憾的是没有将飞机拦截住。

周恩来4人联合命令未及生效，林彪座机在黑暗中吼叫着强行起飞了，很快消失在西南方的夜空中。停机坪上那么多双惊恐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256号飞机，直到飞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人们还没有从那触目惊心的场面中清醒过来。

1点55分左右，当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飞越国境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为当时对林彪乘机叛逃的意图还不清楚，对林彪的全部­阴­谋还不了解，于是，中央从大局出发，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外，还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

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与“禁空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前者是针对256号飞机异常行动，在9月12日午夜发出的，没有周总理等4个人的联合签署意见，256号飞机不能起飞的命令；而“禁空令”是面对全国的飞机、在林彪座机逃出国境之后发布的，命令中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以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林彪，去掉了李作鹏。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传达“禁空令”的时候，没有提到林彪，这可能是他已经知道林彪就在飞机上。当时为何还要写上林彪的名字？中央从国家及党的全局考虑，林彪出逃是国家的绝密，命令下达后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人，平时的中央文件上都是毛、林不分，如果突然不提林彪，会引起许多猜疑和麻烦。

林彪座机是要重返山海关吗

“九一三”事件后，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曾有这样的说法，林彪座机之所以北逃，是被中央下达的“禁空令”逼走的。其理由是，林彪座机在山海关起飞后不久又折返飞回山海关机场，就是因为“禁空令”，山海关机场处于封闭状态，跑道灯没有打开，256号飞机在没有办法降落的情况下，被迫向西北境外飞走的。

以上说法，对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尤其是不具备飞行常识的人，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犯了两个最基本的错误。其一，飞机起飞后，并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其二，“禁空令”是在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才发布的。

从起飞之前林立果们的行为表现看，飞机一旦起飞，就不会在国内降落，林彪等人是在南飞广州的计划败露后，破釜沉舟北逃叛国的。他们的仓皇举动，把以往副统帅专机行动的气氛弄得荡然无存，平时轰轰烈烈的专机迎送场面，被枪声及载满荷枪实弹军人的军车所代替。在林彪的­阴­谋行动已经开始暴露时，机组以及警卫战士这些善良人们的心目中，还把林彪当做领袖，还不能从这些反常的现象中反应过来。实际上若不是林立果拉大旗做虎皮、处处把老子摆在面前，仅凭他自己是寸步难行的，机组的潘景寅机长等4人也决不会冒那么大的危险将飞机快速升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3）

可想而知，林立果为了达到将飞机升空的目的，在地面上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一旦起飞升空之后，他比谁都清楚，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机场落地，都会落个被扣留审查的下场。别说是一架专机，就是一架普通训练的飞机，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私自起飞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特殊因素，256号飞机是不会在强行起飞之后又重新回到山海关机场落地的。

飞机起飞后曾有一段极不正常的转弯，从分析其轨迹表明他们也不是要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有一些人认为那就是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意思，那是误解。

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笔者与机组其他4人不约而同登上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以焦急的心情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通过对不正常的转弯进行的详细分析，说明这一切是潘景寅与林立果们在空中斗争的结果。由于飞机上没有打开电台，无法从通话中得知空中的具体情况，单从雷达屏幕上飞机航迹的反常变化中就可见一斑。

林彪座机起飞后在空中划问号吗

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存在着一定的原因，这就是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之后，北戴河林彪住处中的人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认为飞机又返回山海关机场。由于机场被关闭无法降落而向北戴河飞来，在空中久久盘旋之后，划了一个问号向北飞走了。在一本畅销书中如是说。

由于256号飞机向西南方向强行起飞后，没有在正常的时间与高度上进行一转弯，而是向西南方向持续飞行了4分钟之后才勉强小角度向右转的。飞机爬高的速度为每小时约500多公里，每分钟前进近10公里，北戴河位于山海关机场的西南方向40公里处，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经过北戴河附近上空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如果说听到飞机声音的说法还有可能，那么看到飞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9月13日午夜基本上是暗夜，没有月光，如果飞机不是从头顶上空经过、高度又是比较低的话，是很难看到一掠而过的飞机。再说，256号飞机由于仓皇出逃，起飞前没有按规定打开灯光。正常情况下位于飞机两翼端部及尾翼上的航行灯应该是打开的，它们分别是左红右绿后白。当时，右机翼上的航行灯已经在飞机强行滑出时被油车顶端的把手挂坏了。除航行灯外，机身外部上下还有比航行灯更亮更明显而且不停闪动着的闪光灯。闪光灯的作用是便于空中的飞机发现对方，也便于地面指挥员及时找到飞机的位置，但256号飞机同样也没有打开闪光灯。256号飞机经过北戴河上空时的高度大约1500米，林办的人清楚地观察到256号飞机飞行情况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更离奇的是还发现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近似问号的轨迹后飞走了。

从飞机飞行的角度出发，一个站在地面某一点不动的人，即使站在问号的中心，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没有办法看到1500米的夜空10多公里范围内飞机的全部轨迹，更不要说有楼房及树木的遮挡了。退一步设想，如果大白天一个人站在晴空万里的开阔地带，倒是可以看到高空飞机在一定范围内的飞行情况，如果把飞机盘旋的一部分想象成问号，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从三叉戟256号飞机当晚不正常转弯轨迹中任何一段拿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构成一个差不多的问号。

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4）

山海关机场当晚的确没有打开跑道灯光等一切夜间飞行设施，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机场调度部门只有在接到上级有关指令，才能打开起飞降落设备并实施指挥，反之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将这些设备打开。三叉戟256号飞机虽属于重要专机，但是没有上级的命令仍然是不能放飞的，跑道灯光设施当然也不能打开。当晚256号飞机是依靠飞机上的灯光照明进入跑道起飞的，因为起飞时对灯光设备的要求不高，只要将飞机对正跑道的起飞方向加大油门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跑道灯光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夜间安全降落是不可能的。由于256号飞机根本不存在起飞后重新返回山海关机场的事实，当然也就不存在机场封闭、将256号飞机逼走的事情。

“逼走”一说是荒谬的

飞机在河北迁安上空完成艰难的一转弯，最后将航向调整到325度之后就再也没有较大的变化，出境时间是1点55分。在256号飞机向边界飞行的过程中，在空军指挥所进行监控但还不明真相的人，曾多次建议将其用武力击落，毛泽东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根据这一­精­神，在没有真正确定林彪叛逃出境之前，如果提前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最后飞机没有出境怎么办？因为当时谁也没有真正掌握林彪等人的叛逃企图。

林彪座机从山海关起飞在前，中央下达“禁空令”在后，前后相差1小时20分钟，把“禁空令”传达到基层部队的时间还要更长。由此看来，把林彪叛逃的理由归结到“禁空令”上是很荒谬的。

实际证明，中央下达的“禁空令”是非常英明的。就在“禁空令”落实的过程中，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持林彪手令，于13日凌晨3点15分，从专机师的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五型3685号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开飞机上的通话设备，拒绝与地面对话，说明其叛逃决心顽固不化。如果256号飞机提出到祖国的任何机场着陆，中央都会开绿灯的。

事后获悉，林彪乘机起飞后，周总理还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准备一架伊尔—18飞机，随时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这架飞机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派上用场。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飞机将电台打开，只要提出愿意落地，就近机场就马上会提供所有便利于着陆的条件。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来自非法出版物，说林彪在空中用电话与广州联系，得知广州已去不成时才决定改航北逃的。

稍有一些飞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飞机上的通讯设备除了短波、超短波电台通过机组通讯员与地面飞机指挥调度人员进行联络外，不存在乘客与地面直接通话的事情，就是专机也没有这种设备。使用移动电话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而且，为保证飞行安全，规定空中不准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可见林彪与广州直接进行空地联系的说法有多么可笑。

毛泽东后人现状：主席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1）

文/史哲

2007年3月23日4时20分，毛岸青在北京逝世，消息迅即传开，有人曾认为，毛岸青的离开会非常平静，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放缓脚步，陷入沉思、悲伤，毛岸青的去世，使人们想起了毛泽东，并掀开记忆，毛泽东时代，是一段牵动中国人复杂感情，让中国人经历独特命运的年代。

尽管在毛岸青的追悼会上，有人哽咽地称他为“首长”，但他生前最重要的两个头衔却只是“中校”和“研究员”。“叱咤风云”这个词与他并无太多关联，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待在北京西山脚下那个偌大的院落中。

这种茫然产生的缘由，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请看《南方周末》记者史哲的文章。

毛岸青的去世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和前任党的总书记###。毕竟，今天中国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毛泽东的继承者。毛泽东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岸青离世了。至此，人们方才惊觉，对这位伟人的儿子竟有些陌生，陌生到不知他长什么样，不知他生前在做什么事情，不知他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生。”许多人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去多关注他一些、多留意他一些呢？”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其实，在这个家庭中让人们感到陌生的又岂止毛岸青一人。看看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时毛家后人的合影：刘松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妻；毛新宇——毛泽东之孙；邵华——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妻子；毛东东——毛泽东重孙；刘滨——毛新宇之妻；李敏——毛泽东女儿；孔继宁——毛泽东外孙；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李讷——毛泽东女儿；王孝芝——毛泽东外孙；王景清——李讷的丈夫。除了依稀熟悉的一两个名字，除了少数残留的记忆，对于这份名单，人们或许只有茫然。

这种茫然产生的缘由，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江青可以不理会这句话，但毛泽东的子女们却把它牢记在心。

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多年独立生活，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不过，这种欣慰的代价也充斥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她记得因为不会生火而熏得自己满眼泪水，也记得最初煮米饭常常会做成夹生饭，面没发起来就蒸馒头，结果蒸成了面疙瘩……

李敏的低调同样影响了一对儿女。儿子孔继宁，发起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女儿孔东梅则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也算各有所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着别人的面，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很少直呼“外公”。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

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

毛泽东后人现状：主席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2）

李讷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不过由于许多治疗费用要自己出，她的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李讷独子王孝芝初中毕业时，李讷态度强硬地让儿子报考了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李讷认为“社会实践重于读书”。王孝芝第一份工作是在长富宫做门童。然而，即便境况如此，李讷还时常感念父亲对她的教导，假如不是他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恐怕很难过得来”。

相对于毛泽东的儿女，反而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因其“女将军”的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并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成为“第一家庭”后辈之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

“他从小爱唱《东方红》”

虽然不能与祖父相比，但37岁即已任正师级研究员的毛新宇，也算非常顺利。

论学历，毛新宇比他祖父高许多。199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毛新宇先是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继而于2003年7月在军事科学院获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如今，毛新宇已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部的研究员。

在许多有关毛新宇大学生活的回忆里，有两点使他颇具特­色­。

第一，非常节俭。多年以后，有昔日的人大学生撰文提及，在一次午饭期间，毛新宇不慎将汤洒在餐桌上，在别人想帮他再打一碗的时候，他却把碗贴在桌边，用食指将洒在桌面的汤刮到碗里，说：“扔了可惜，这样也能喝。”但这一细节终究无法确证。

不过，毛新宇衣着十分简朴经常被提及。曾有新生充满好奇与神秘，追着老生问“谁是毛新宇”，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穿得最破的那个”。

第二，毛新宇对政治历史兴趣颇浓。毛新宇说话速度不快，但每每谈及毛泽东却能滔滔不绝。许多关于毛泽东的书，中国的、外国的，毛新宇多有涉猎，不过他直言“他不喜欢美国人写爷爷的书”，里面有太多“偏见”。

对于毛泽东，毛新宇充满了敬仰。

2006年10月，毛新宇曾应邀在广州做了一场题为《爷爷与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专题报告，在这次报告会上，他说“爷爷”是自己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200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的重孙毛东东降生。对这个儿子，毛新宇喜爱有加。在毛岸青去世两周后，有记者请毛新宇介绍一下毛东东的情况。毛新宇说，“他从小爱唱《东方红》，喜欢看跟曾祖父有关的历史片，而且，现在已经会背三到四首毛主席诗词……虽然他没有见过曾祖父，但是他跟曾祖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脉联系。”

确实，毛泽东对中国的意义和影响非同凡响。他已经离开中国人31年之久，他的后人现状如何，或许是理解毛泽东的一个视角。

历尽苦难的毛岸青

50多年里，作为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机会并不多。

1998年9月，纪念毛泽东逝世22周年的活动，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露面。那时的毛岸青只能坐在轮椅上。之后，毛岸青出现了心脏病及并发症，到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毛家后人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合影已不见了他的身影。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肩”，遗像里的毛岸青目光平和地看着这个世界。他的那身军装清晰地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部队大院、机关、军校……这些在普通人眼里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串起了毛岸青最重要的时光。

众所周知，他和死在朝鲜战场的哥哥毛岸英都有着非常凄惨的童年。之后，他们被接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得到了苏共中央的照顾，并开始了学业。从苏联回来后，毛岸青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来在###马列文献编译室任俄文翻泽。他翻泽的一些作品被收入中文版的《列宁全集》，他的俄文功底很好，这也是权威部门评价其为“翻译家”的依据。

但这位翻译家，由于幼年颠沛流离，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晚年甚至是在北戴河的军队疗养院里度过的。

比起那些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大显身手的同龄“革命后代”，毛岸青大多是把思绪沉浸在对以往的怀念中。

毛岸青的妻子邵华曾说，毛泽东、杨开慧和毛岸英是丈夫最最思念的人。了解毛岸青成长经历的人，也许很容易了解他内心的痛苦——7岁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母亲，不到而立之年又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兄长。

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大多会提及毛泽东家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在所有子女中，毛岸青无疑是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命运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别眷顾，相反却给了他很多波折。如今他终于翻过人生最后一页，丈量完所有苦难，走到了生命尽头。

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1）

文/陈晓农

毛泽东确定中南海为办公地点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起初暂驻西郊香山，对于进京后选择何处为办公地点，一时犹豫不决，据说周恩来经过考察，建议以中南海为办公地点，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议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园林的旧貌，作为公园为好，中共中央可另择办公地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确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笔者1951年随父亲陈伯达进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陈家搬出中南海，前后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之久。

最初，中南海内的各区是这样划分的：甲区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乙区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地：丙区为国务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内进行了大调整，中央宣传部陆续迁出中南海，搬到景山东面的沙滩去了。乙区划归中央办公厅管辖，但甲乙区的划分仍维持不变。

###搬走以后，原来属于###的一批院落进行了大翻修，成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领导人的住宅。这些新搬来的领导人有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们与此地的老住户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都属于乙区的居民。

住在甲区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此外，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住在中南海东岸西苑门内划归乙区的飞地“东八所”。住在丙区的有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

还有一些领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未在中南海，他们当中有陈云、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几们，包括林彪、刘伯承在内，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两区统归中央办公厅管辖后，仍维持甲乙区的划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照顾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习惯，确保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

中南海的娱乐生活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区，这对住在乙区的人们不免是件憾事。不过，每逢周末晚饭后7点多钟，位于甲区的两个娱乐场所允许乙区的人们光顾。这两个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春藕斋则是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

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20世纪30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禁止举行舞会，春藕斋也就不再举办娱乐活动了。

两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明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2）

西楼餐厅存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现代史中有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

西楼餐厅放电影是卖票的，一般的电影2角钱一张票，上下集的电影3角钱一张票，与当时外面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或者还稍贵些。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

中南海里的另一公众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健身场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两个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内游泳池，均设计得很典雅，在装饰上，并不华丽，但也是不同部位铺设不同的瓷砖，非当时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对中南海的居民开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领导人使用，池水可加温，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点至3点开放，与西楼餐厅一样，它也对居民公开卖票，票价是每张1角钱，这与当时外面对市民开放的游泳池的票价相似。

在20世纪50年代，每逢冬季结冰期，中南海还有另一处季节­性­的健身场地，那就是中海西岸边的滑冰场。滑冰场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块用长木棍围起来的冰冻湖面而已。似乎没有人专门管理，只是偶尔有人在夜里扫去冰碴，给冰上的裂纹浇水补缝。滑冰的人随时可以去，也没有人收钱。那时，中南海里会滑冰的人极少，滑冰场上往往只有五六个人的身影。刘叔宴是少数几个会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们兄妹都是靠她教会的。我学会滑冰以后，有别的小孩请我教，记得我教过###的女儿妞妞，她学得很吃力，究竟学会没有，已无印象了。

困难时期的伙食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入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寂寞感不可名状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

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1）

文/施宝华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归返阔别了近30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李政道的夫人秦惠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参观了上海芭蕾舞学校。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10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

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静、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他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你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50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2）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做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16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

在讲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毛泽东：当“裁判”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4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3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人物新探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1）

文/徐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这是一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然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比他还年轻，22岁，刚刚登基为王。此时，七国争雄，秦国只能算二流国家。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既然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下一步去哪里？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发布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吗？”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2）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3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10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50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惟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以他的变法，开秦扫天下的先声。

大乔和小乔（1）

文/沈伯俊

如果说起汉末三国时期的美女，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江东二乔”了。史籍中有关江东二乔的记载极少。陈寿的《三国志》在《吴书?周瑜传》只有这样一句：

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

裴松之注此传时引用了《江表传》，也只有一句：

（孙）策从容戏（周）瑜日：“桥公二女虽流离（按：流离，光彩焕发貌），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第一，二乔的姓本作“桥”，至于她俩的芳名，史书失载，只好以“大乔”、“小乔”来区别。现代人对此会觉得奇怪，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现象却是见惯不惊的。历史上许多皇后都没有留下名字，就是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妹妹孙夫人，不也同样不知其名吗？

第二，二乔的籍贯是庐江郡皖县（今安徽潜山）。

第三，二乔长得很美，有倾国之­色­，顾盼生姿，明艳照人，堪称绝代佳丽。

第四，孙策、周瑜得到二乔是在建安四年（199年）攻取皖县之后，当时，孙、周二人都是25岁（周瑜仅比孙策小一个月），因此，估计二乔的年龄不过20上下。

第五，孙策、周瑜对能娶二乔为妻感到非常满意。

从二乔方面来说，一对姐妹花，同时嫁给两个天下英杰，一个是雄略过人、威震江东的“孙郎”，一个是风流倜傥、文武双全的“周郎”，按照传统观点，堪称郎才女貌，姻缘美满了。

然而，二乔是否真的很幸福呢？史书上没有说。不过，从有关资料分析，至少可以肯定，大乔的命是很苦的。她嫁给孙策之后，孙策忙于开基创业，东征西讨，席不暇暖，夫妻相聚之时甚少。仅仅过了一年，孙策就因被前吴郡太守许贡的家客刺成重伤而死（《三国演义》第29回写到此事），年仅26岁。当时，大乔充其量20出头，青春守寡，身边只有襁褓中的儿子孙绍，真是何其凄惶！从此以后，她只有朝朝啼痕，夜夜孤衾，含辛茹苦，抚育遗孤。岁月悠悠，红颜暗消，一代佳人，竟不知何时凋零！

小乔的处境比姐姐好一些，她与周瑜琴瑟相谐，恩爱相处了11年。

在这11年中，周瑜作为东吴的统兵大将，江夏击黄祖，赤壁破曹­操­，南郡败曹仁，功勋赫赫，名扬天下；可惜年寿不永，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准备攻取益州时病死于巴丘，年仅36岁。这时，小乔也不过30岁左右，乍失佳偶，其悲苦可以想见。周瑜留下二子一女，是否皆为小乔所生，史无明文，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她终归是这二子一女的嫡母。由于周瑜的特殊功勋，孙权待其后人也特别优厚：其女（又是一个不知名字的！）嫁给孙权的太子孙登，若不是孙登死得早了一点（赤乌四年病卒，年仅33岁），当皇后是没有问题的；长子周循，“尚公主，拜骑都尉”，颇有周瑜弘雅潇洒的遗风，可惜“早殇”；次子周胤，亦娶宗室之女，后封都乡侯，但因“酗­淫­自恣”，屡次得罪，废爵迁徙，不过最终仍被孙权赦免。尽管如此，小乔本人却是琴瑟已断，欢娱难再，只好和姐姐一样，在无边寂寞、无穷追忆之中消磨余生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自古红颜多薄命”，死于非命者何止万千；相对而言，二乔算不得太不幸，但她们同样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乔和小乔（2）

作为艳名倾动一时的美女，江东二乔很自然地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素材。现存最早而且最著名的作品当推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消，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严格地说，杜牧这首诗并非咏二乔，诗人只是即景抒情，因赤壁而想到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并进而产生联想：如果周瑜不是借助东风发动火攻而打败了曹­操­，东吴很有可能战败，那样的话，江东二乔也会被掳到铜雀台充当曹­操­的玩偶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战胜者把被征服者的妻室姐妹女儿掠为已有，似乎是天经地义。曹­操­灭袁绍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把袁绍的媳­妇­甄氏纳为自己的儿媳；孙权也曾把袁术的女儿占为己有。因此，如果曹­操­真的灭掉东吴，要掳走二乔也毫不奇怪。不过，如果把曹­操­南征的目的说成是夺取二乔，那就歪曲了赤壁之战的意义，也太贬低曹孟德了。事实上，写《赤壁》诗的杜牧也并不这样看。

然而，多情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们却按照各自的美学观点去理解杜牧的诗，并大加引申，创作出形形­色­­色­有关二乔的绘画、诗词、戏曲、小说。共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的艺术虚构。罗贯中并没有模糊赤壁之战的重要政治意义，但出于“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他有意突出曹­操­“好­色­之徒”的形象，渲染了曹­操­觊觎二乔美­色­的主观意图。在第44回《智激周瑜》一节里，他借诸葛亮之口，说曹­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清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并采用移花接木、颠倒时序、虚实杂糅等艺术手法，在曹植《铜雀台赋》中加进“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等句，证明曹­操­确有此意，遂使诸葛亮的激将法天衣无缝，立即奏效，激得周瑜说出了坚决抗曹的本意。在第48回《横槊赋诗》一节中，罗贯中照应前文，让志得意满的曹­操­直接出面，对众官说道：“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这样，既表现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又揭露了他垂涎于二乔芳华的欲念。罗贯中写这两个篇章，都不是要写二乔，但无意之中却从不同的侧面映衬出二乔惊人的美丽。

二乔究竟有多美？《三国志》没有写，杜牧没有写，罗贯中也没有写，这种美实在太模糊了。可是，千百年来，这“模糊美”却一直动人心魄，并不断地被人们用想象丰富着、补充着。文学艺术的奥妙，真是难以尽述！

知遇之恩害了姜维（1）

文/谈歌

姜维，字伯约。他本是魏国的将领，是被诸葛亮招降过来的。往明白里说，姜维是魏国的叛徒。

为了收服姜维，诸葛亮的确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上所讲述的，其实诸葛亮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攻进魏国。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司马懿被免职了，魏军也失了士气，不乘胜前进还愣着­干­什么呢？可是诸葛亮放弃了这一个破魏的大好时机。诸葛亮想什么呢？得了一个姜维便喜气洋洋地回师了？连逃跑的夏侯懋他也不缉拿了？用诸葛亮的话讲：“我放走了一只鸭子，却得到了一只凤凰（指姜维）。”

可见姜维的倒戈，对诸葛亮的意义重大。有人读《三国演义》到此处，心里总有些疑问，为了一个人才，而放弃了整个攻魏的计划，至少是在天水关的战役中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失去了作战的最佳时机，值得吗？姜维是个什么人才呢？诸葛亮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姜维呢？这里边有诸葛亮的难言之隐，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了蜀国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刘禅，只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蜀国的一切事务，采取了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一边晒着，养尊处优了。诸葛亮在西蜀治理多少年，他有一个致命的失误：即没有注意培养后备­干­部。简单地说，他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即一个常务副总经理。我们可以分析，从诸葛亮出山之后，他身边的人才很多，他却一个也没有看中。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合他的心意。诸葛亮大概晚年的时候，也真是急眼了。不行啊，眼看着自己一天天上岁数了，三天两头闹毛病，总是吃药打针，动不动就得住院，我得赶快找一个接班儿的啊。谁合适呢？诸葛亮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不可能将就。

诸葛亮要认真选择，这个人必须在思想上、策略上跟他保持一致，而且在­性­格脾气上，还必须达到诸葛亮的满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魏国处。好呀，这人就是姜维啊。好容易遇到了，诸葛亮不得急了眼啊。一定得把他收降过来。

实事求是地说，诸葛亮也培养过接班人，马谡算不算？应该算是一个。至少我们可以说，诸葛亮开始是十分器重马谡的，把他放在身边当贴身参谋，军情大事都跟他商量，够重视的了，够感情的了，甚至可以说，够哥们儿的了。可是这位马哥们儿理论上有一套，实践经验差得太多。他自己主动要求实践一回吧，还经不住实践考验，把街亭弄丢了，自己的脑袋也弄丢了。

除了马谡，还有谁被诸葛亮培养过？似乎没有了。翻遍《三国演义》，诸葛亮似乎没有再对谁有过培养之心，动过培养的念头。看起来，姜维真是幸运儿哟。

有一个姜维，诸葛亮就很放心地死了，也很放心地把班儿交给了姜维。姜维的确不负诸葛亮多年的栽培，诸葛亮身后，他又对魏国发动了几次大动作的进攻。当然，不管效果如何，反正姜维的意思到了。什么叫意思到了？就是说，你诸葛亮作为我姜维的前任领导，你留下的大政方针，我姜维可都是不折不扣地继续执行了。这是形象工程，我不­干­不行。至于执行得好不好？到位不到位？效果显著不显著？那就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总感觉姜维对魏国采取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有点敷衍了事，住脸上擦粉儿的感觉。北伐中原是个脑子活，更是个力气活。蜀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如何，你姜维未必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硬­干­呢？就因为诸葛亮对你有知遇之恩，你就拿一个国家的命运穷折腾。凡是诸葛亮交代的就要执行，凡是诸葛亮说过的话就不能更改。如此说，姜维是个守旧派、凡是派。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守旧派、凡是派，注定是没有什么作为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知遇之恩害了姜维（2）

由此说，姜维的失败是必然的了。

还可以猜测一下，姜维从骨子里未必就完全同意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可是诸葛亮对他姜维有知遇之恩啊。姜维心里话：如果不是诸葛亮，我姜维现在是什么？大概屁也不是，顶多还是魏国里的一个普通将领，工资也不会太高，出息也不会太大。就算我当年投降过来，如果诸葛亮渐渐看不上我了，也不再重用我，我也不可能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蜀国的大将军。这是国家顶级的领导­干­部，这里边的情分多大啊。没有诸葛亮先生，就没有我姜维的今天。我姜维要是改变了诸葛亮留下的方针政策，那世人会怎么看我呢？算了吧，诸葛亮先生怎么说的，我姜维就怎么办吧。办好办不好的，反正我是严格执行了，效果显著不显著的，那就另说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姜维就是把工作与个人情感掺杂在一起了。

也别怪姜维，自古接班人这个角­色­，都不好演啊。你或者当改革派，或者当凡是派。可不管什么派，你都得被人指责。如果你是改革派，人家会说你是修正主义；如果你是凡是派，人家会说你没有创新，是保守主义。

姜维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杆儿凡是派，凡是诸葛亮先生既定的方针，他坚决执行。也不管形势变化不变化，也不管诸葛亮生前没有完成的尾巴工程是不是合理，也要继续把这尾巴工程搞完，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他姜维倒是省事儿了，萧规曹随。可是整个蜀国真是费事儿了，诸葛亮死后，蜀国的物力财力都已经捉襟见肘，姜维还是一个劲儿地伐魏。这不是穷兵黩武吗？姜维伐魏，实在是有点儿“乏味”，真有点儿应付差事的味道了。

姜维的命运还不济，他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打了多少年，后来还遇到了两个劲敌：邓艾与钟会。这二人出道儿虽然比姜维晚些，可名气却与姜维在伯仲之间。最终，这两个人不负司马昭的期望，攻破了蜀国。邓艾受降了刘禅，钟会困住了姜维。邓艾大概用刀顶着刘禅的后腰，让刘禅给姜维下命令：让姜维投降。刘禅就下命令了：姜维啊，我都投降了，你还撑着个什么劲儿啊？快投降吧，咱们打不过人家。邓艾大概想得很轻松，刘禅都下命令了，你姜维敢不听吗？敢不降吗？

姜维降不降呢？这又成了一个问题。降，对不起当年诸葛亮一片刻意栽培之心；不降，就有了违抗命令的罪名。但这又不是问题，姜维肯定不降啊。我投降？笑话！我来蜀国是冲着诸葛亮先生的知遇之恩来的，我得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啊。我就这样贪生怕死地投降了，后人怎么议论我呢？不降！古人似乎比今天的人要脸，那时好像还没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流行。姜维偷偷地给刘禅写了封密信，意思是说：主子啊，您再忍忍，我这里再想想办法。

姜维能想什么办法呢？他先是口­干­舌燥地说服了钟会：哥们儿啊，你别傻了吧唧地再给司马昭卖命了。就算是你立了功，你也得不了什么好儿，司马昭也不会给你提高年薪。现在这天下的事儿，谁拳头硬就算谁的了。怎么样？咱哥俩儿合伙­干­吧。先把邓艾解决了，咱们再解决司马昭，这天下不就是咱哥们儿的了。按说，姜维这套话不应该说动钟会。钟会是个聪明人啊，书读得多，脑子像转轴。可是聪明人昏了头，往往比傻子还笨。无论古代或者当代，利令智昏多数是发生在聪明人身上。钟会真让姜维说动了：老姜啊，你的话我想了一夜，你说得有理啊。司马昭这个人靠不住。反。这天下又不是谁们家的，皇帝轮流做，今年或许就到我家了。­干­！

可是姜维和钟会都忘记了他们的对手是司马昭，这人可不是个“雏儿”，钟会临出兵的时候，司马昭就料到了这一步。钟会的变化，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事儿。他稍稍动了动心思，就让邓艾和钟会自相残杀起来，姜维也死于乱军之中。

胆大妄为的姜维啊，真是尽心尽力了。由此说，诸葛亮算是找对了接班人。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1）

李亚平

意外登极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24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14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10位年龄在20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36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死去，和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历史记载显示，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册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此时，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800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翰林天子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2）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作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他的词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3）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予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大臣之问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6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9个月宰相的章遭遇了重大打击。

这位章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游此”6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就做了6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徕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4）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30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70多岁的老臣被章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除旧布新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470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后来蔡京等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1）

文/梅朝荣

杀星转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万历时，已是第13个皇帝，明朝已经建立200多年。只是此时早已过了全盛期，整个社会正日趋衰败，各种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根本的是土地兼并问题。朱元璋本人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从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他用法律手段禁止地主的兼并行为，同时通过“路引制度”使农民不得四处流动。

土地兼并是每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明朝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慢慢向地主集中，尤为严重的是，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现象。明孝宗年间，只有4处皇庄，官田不到2000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36处，占地万多顷。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850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422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

这样一来，无数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受到官府追捕，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田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逃亡农户的赋税分摊在未逃亡的人身上，于是又引起逃亡，如此循环下去，“流民”越来越多。

偏偏这时接连出了几个昏聩的皇帝。先有荒唐的正德皇帝，继有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后有打破这个纪录的万历皇帝。以及热心做木匠、任由太监胡作非为的天启皇帝，当皇位传至崇祯时，国家已经糜烂，无法收拾。

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灾荒，农民生活尤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常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李自成小时候是有机会读书的，但是天生尚武的他，似乎对学业不太感兴趣。8岁那年，李守忠送李自成和李过去私塾读书。但是这两个人都重武轻文，不喜欢读书。有一天，李自成对好友刘国龙说：“吾辈须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这话说得很有气势，只是内里透着愚昧，想当初项羽也是这么说的。两人有着类似的品­性­，类似的经历，结局也有相似之处。

李自成如何走上了造反之路？史上说法迥异不一。不管真相是怎样的，官逼民反，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纷争乱世，喜好武力的李自成自然不肯落于人后，###之中初显身手，而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李自成最开始一无所有，只能依附于别人的势力，他前后共投奔了好几个领导者，但是都很快脱离了出来。毕竟，李自成想要自己成为一方之大，怎么能总是屈于别人之下。

王左挂起事较早，活动在陕北怀宁河一带，很快发展到三四千人。李自成觉得王左挂的势力较大，便投到他的军中，充当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号称“八队闯将”。

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率众南下劫掠韩城，总督杨鹤率兵来剿，王左挂损失过半，便接受了官军的招抚。李自成愤然而去，投到不沾泥（张存孟）军中。但是不沾泥胸无大志，不能容人，李自成在那里只待了两三个月，便领着李过和自己的一小队人马投靠高迎祥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2）

这位独眼闯王逐渐从明末造反大潮中脱颖而出，从屡遭围剿，几度诈降，险遭剿灭甚至身边只剩18个部下，到后来建国“大顺”，一路北上摧枯拉朽，“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最后埋葬朱明王朝。但是他却在辉煌的顶点上骤然陨落，空做了仓促的41天帝王梦。偶然吗？必然吗？李自成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份值得深思的问卷。

闯王双刃

历经起落，辗转四方。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无畏艰辛，一路杀过，常于绝处逢生机。但是，“破军星”的负面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流寇”出身的军队，又会给贫苦百姓带来怎样的生死折磨呢？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高迎祥联合张献忠等人围攻滁州，守军拼死守城，火炮连发，农民军伤亡惨重，滁州城数日攻不下。此时，援剿总兵官祖宽率领数千辽东兵赶到，冲击高迎祥、张献忠农民军，农民军大败。

高迎祥牺牲了，李自成被众人推举为闯王。这时各部农民军接连受挫，不少农民军首领还投降了明军。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有勇有谋，在他们的协力围剿下，农民军的处境十分困难。上天会赐给李自成怎样的转机？

正当官军节节胜利之时，清兵却突破喜峰口，大举南下，接连攻占昌平、宝坻、房山等许多州县，直逼京师。这一年，清太宗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祭天地，受尊号，改元“崇德”，并遣兵内犯。崇祯皇帝急调卢象升等入援京师。这样，李自成等农民军身上的压力大大减轻。

崇祯十一年十月（1638年），李自成被迫向河南转移，却中了洪承畴、孙承宗在潼关南原设下的埋伏，李自成的队伍基本上全军覆没，只带着少数几个亲信逃入商洛山中，这就是著名的潼关原大战。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自成不得不和亲信在陕南和川、鄂交界的山区中东躲西藏，躲避官军的追剿。直到第二年5月张献忠谷城复叛以后，才重新活跃起来。

从大局来看，熊文灿“先抚后剿”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民军大部分都被招抚，李自成也潜伏不出（外界传言李自成已死）。这时熊文灿正自我感觉良好。浑然不知大祸已经临头。熊文灿的大祸不在于李自成，恰恰在于已经接受招抚的张献忠，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叛乱，接着率军联合罗汝才一起叛乱。“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的一种刑法。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刑法，在闹市当众杀人可以威慑百姓。

李自成闻听张献忠复叛，立即赶去与张献忠、罗汝才会合，不久又被官军打败，被困于四川巴西鱼复诸山中，身边只剩下数十人。自崇祯十三年一月至四月间，李自成一直在这里躲避，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鱼复山受困”。

此次受困鱼复山，其窘迫与潼关南原大战后蛰伏商洛山相差无几，李自成曾数次想要自杀，经养子李双喜劝说才打消了念头。当时他的手下有很多人出去投降了官军，连最骁勇善战的刘宗敏也有这种想法。

李自成觉得大概上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够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你就拿我的人头去向官军投降吧。刘宗敏连卜3卦，没想到竟然都是吉卦，他于是相信李自成确实是上承天命，这才死心塌地地追随李自成。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3）

此次李自成可以说是危险之极，如果占卜的时候运气不好，3次中有一次不是吉卦，就不会有后来的进北京了。刘宗敏也迷信，3卜3吉，于是决定誓死追随李自成。关键是表示决心的方式很有问题，他的方式是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这是《明史》清清楚楚记载的事情。

这一回被困鱼复山中，李自成破釜沉舟，准备拼个鱼死网破，不管怎样都要有个结果。

高歌猛进

崇祯十三年秋天（1640年），李自成从巴西鱼复诸山中突围而出，进入陕南。当年冬季，又率部挺进中原，在河南迅速发展壮大。此时的河南连年灾荒，官府除加征剿饷外，又加征练饷，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得以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但此时的李自成碰到了李岩，有李岩相助，实在是他的福气。因为李岩的谋划，李自成得以进北京。同李岩一起投奔李自成的还有卢氏县举人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了宋献策。宋献策一来就向李自成献上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以为宋献策说的“十八子”指的是他。其实这是1000年前沙陀人李存勖用过的招数。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派人编写了这个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如此显而易见的盗用，却正好糊弄李自成这样不喜欢读书的人。

接下来，李岩对李自成的劝告，对李自成的一生意义非常重大。李岩首先劝李自成少杀人，以收取人心。李自成接受了他的意见，“屠戮为减”。接着劝告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赈济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

此外，李岩很重视宣传，他编了一首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四处传唱。经过这三件事后，“从自成者日众”。这三件事都切中要害，之后李自成才真正地迈出了从“流寇”向“皇帝”的第一步。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崇祯十六年十月（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陕西全省，督师孙传庭战死。洪承畴早已在崇祯十五年2月投降了清兵，孙传庭死后，明政府中再无李自成的敌手。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占西安。进入西安后，首先大掠3日，然后下令禁止。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封功臣，定军制，开科取士。

二月，李自成率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旋即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李自成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三日，农民军焚烧了昌平的明十三陵。明政府兵部派出的侦察骑兵，一个个地全都投降了，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仍被蒙在鼓里。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4）

三月十七日，崇祯召群臣议事，群臣束手无策，“有泣者”。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投降和战死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崇祯在某种程度上与李自成有些相像，他们都忽略了民生问题。李自成尽管有过赈济灾民的行为，但是总观起来，他的军队，对百姓的危害要占上风。他们都以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却是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因此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他们忘了，普通民众可能无力推动历史的进程，却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忽视民众的存在和感受，只去关注所谓英雄人物，结出的必将是暴力和权力的恶果。

自毁­干­城

骄奢­淫­逸，“流寇”作风，李自成得天下后，因缺少做帝王的才­干­，而至形势更为混乱。极短的时间内，农民军便为日后的灭亡打下了极厚的铺垫。非天欲亡他，自取灭亡而已。李自成统治的天下。是何种颜­色­？

闯王进了北京，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他们能否脱尽“匪气”，蜕变为朝廷军？

李自成终于进入了承天门，“登皇极殿，据御座”，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刻吧。他立刻下令搜索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有这样，他的心才能安定下来。

不久李自成就得知崇祯和周皇后已经自缢。关于如何处理崇祯和周皇后的后事，李自成的表现实在不怎么高明。他让人用门板将崇祯和周皇后抬了出去，以柳棺装殓，停放在东华门外。3天后，百官入见李自成，太监王德化怒斥群臣不去殡葬先帝，反而在此等候召见，惹得一片哭声，“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顾君恩将情形告诉了李自成，这才改殓崇祯和周皇后，为他们换上衮冕和翟。

李自成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材停放在东华门3天，其用意大概是宣告天下：崇祯已死，从此天下就是他的了。但这3天里，“百姓过者皆掩泣”。

为什么？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屡下罪己昭，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百姓没有想那么多，现在崇祯死了，以前有什么罪过也就一笔勾销了。人都是同情弱者的，所以这3天反倒让崇祯得到了他原本得不到的哀悼，这恐怕也是李自成始料未及的。

其实，这件事情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帝王礼仪好好安葬崇祯，既显得光明正大，又可以得到人民和百官的信任和感激。类似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是有的，只可惜李自成不喜欢读书。后来满洲人进北京后，重新安葬了崇祯和周皇后，结果就大大减轻了汉人的敌意。

无可否认，在北京的官员投降的非常多，而为崇祯殉节的却只有文臣、勋戚40余人。以致史书上这样记载，“百官皆好降”。李自成在对待降官问题上，又不甚明智。

对群臣大肆侮辱之后，李自成仍不罢休，又将他们押到刘宗敏府里，拷打索要钱财，交不出的人要受到惩罚。为此，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

夹棍之下收获倒是很可观。“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袍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群臣不但没有在李自成那里获得官爵，反而备受荼毒，甚至家破人亡，自然人人心怀异志，只盼大顺政权垮台。李自成向富贵豪权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5）

大顺军挖空心思地搜索财物，中饱私囊。他们将各衙门衙役或长班抓来审问，让他们供出某官绅的金银密藏在哪里，随后就去掠夺一番。一时间，城内混乱不堪。“贼兵满路，手揣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甚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从3月22日开始行拷掠之刑起，不过十数日，在大顺占领区，京城内外，已经乱如鼎沸，无法收拾。

当初，大顺军每次想要攻下某个地方，就四处传唱自编歌谣，如“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确如此，大顺军文告中也写过“均田免粮”文字，但从未施行过均田、免粮政策或举措，大顺“建国”或进京后，更没有制定以农为本的国策，而是以乌托邦式口号来赚取民众的拥戴，所以，当人民最基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人心背离。

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留下来的记忆甚微。1980年春，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一个建筑工地上。施工者掘得一枚古钱，拂去尘土，只见铜­色­金黄，宽轮光背，“永昌通宝”4个楷体字清晰可辨。闻讯而来的考古学者断定，此钱当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铸，在北京还属首次发现。这是李自成推翻明朝，居京一月的又一实物见证。

时光倒退到300多年前，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今天安门），他身后林立的刀枪剑戟和飘扬的大顺政权旗帜，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两个月，在西安建大顺国时，就开始铸永昌通宝钱了。永昌通宝铜质优异，但铸造不甚­精­工，常见品钱文楷书直读，最明显的特征是“永”字的写法自上而下，由“二”与“水”组成，通称“二水永”；还有一种钱文含行书意的平钱，大概铸于李自成后期，现属罕见品，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数枚。永昌通宝小平钱、折五大钱两种传世和出土颇丰，仅小平钱的版别就有约20种，可见当年铸行规模是十分可观的。

锈迹斑驳的永昌通宝印证着李自成起义军短暂的辉煌，也是甲申年留下的一份宝贵祭品。

心意不坚

帝王梦终于实现了，可又迅速梦醒，所谓江山，瞬间成为幻影。李自成为什么如此迅速地丢掉了辛苦得来的天下？其实也很简单，民心是可怕又可爱的东西，忽略了它，一个王朝最终会走向灭亡，而李自成始终没有悟透其间的真理。

李自成的梦没有做多久。

在他向北京进发时，吴三桂奉诏从宁远入京支援。但因为随行百姓过多，每日行走路程不过几十里，等赶到山海关安置好百姓后，李自成已经攻下北京了。

吴三桂思量再三，决定投降李自成，三月二十二日率兵前往北京。这时李自成等人早已经飘飘然了，觉得天下都在自己的掌握中，他一边招吴三桂前来，一边又对吴府索要钱财，同时抢去吴三桂的爱姬陈沅（陈圆圆）。终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随即回攻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对于吴三桂兵变以及后来投靠满洲人的行为，影响有多大，就不好说了。

接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后，李自成大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李自成出兵时，是带着太子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一同前往的。这说明李自成有招降吴三桂的意思，###吴三桂的决心并不坚定。北京到山海关400余里，从四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大顺军竟走了8天，一天行军不过三四十里。等大顺军慢悠悠地走到山海关，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满洲人，满洲人正在快马加鞭向山海关奔来，于二十一日晚上到达山海关。此时李自成和吴三桂正打得激烈，李自成并不知道吴三桂有援兵。这一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足以致命。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6）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双方激战一昼夜，吴三桂兵少，至二十二日上午已经不能坚持。这时，清兵突然杀出，“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

李自成正挟持着太子在山上观战，看见清兵突然出现，农民军无法抵挡，他骑马仓皇逃走。农民军一路奔逃，清兵和吴三桂紧追其后，“追奔40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李自成胜算了那么多次，为什么功败垂成了？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李自成山海关大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李自成没有想到清兵会突然杀了出来，农民军与吴三桂军血战良久，这时清军以逸待劳，万马冲击下，农民军自然难以抵挡。况且，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总兵力也超过农民军（约13万对10万）。

另外，农民军自从进入北京后，安于享乐，均存有富贵回乡的念头，很多士兵带着掠夺来的银子，有的还带着女人到山海关打仗，怎么能不受影响？农民军习惯于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已经成了农民军的正常反应。李自成也是如此，在山顶上望见清兵杀过来，很快就骑马逃跑。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回北京。农民军纪律更加败坏，“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逃回北京后，李自成开始准备向陕西转移，派人“悉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据说，败退西安时，清兵和吴三桂在后面追得很紧，农民军于是将这些金饼一路走一路埋在土里。后来这些金饼被人挖出很多，这才有了晋商的辉煌。

李自成本来做皇帝的心意就不坚决，从几件事情中都可以看出来。崇祯初年元旦，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李自成为首造反，李自成于是取一支箭Сhā入雪中，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李自成大喜，所以起义了。

后来李自成被困鱼复山，就让刘宗敏用卜卦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宋献策进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就很是高兴。进北京时，李自成指着承天门的门匾对丞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说：“我如果­射­中天字，必一统天下。”随即弯弓搭箭，正好­射­在天字下面。牛金星忙解释说：“这箭­射­在天字下，必定会中分天下。”李自成听后很高兴，于是迈入皇宫。

如果当初雪小一点的话，估计李自成是不会造反的；如果当初刘宗敏卜的是凶卦的话，估计李自成就会将他的人头奉上；牛金星后来针对“十八子，主神器”这句话进谗言说，你要小心李岩，说不定“十八子，主神器”指的是他呢，李自成就把李岩杀了，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进北京时，他非要箭­射­承天门的门匾，也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这时三分之一个的中国都已经是他的了，称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李自成就是没有信心。

灰飞烟灭

登上皇位，是李自成既向往同时又隐隐惧怕的事情。他向往皇帝的权力和荣耀，又惧怕夺取皇位后遭到他人的唾骂和谴责。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由朝廷封他为陕西王，走“造反、招安、藩镇割据”的路子。有人说，李自成从来就没有投降过，他的革命­精­神最坚强。其实不是他不想投降，而是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招安会被朝廷消灭，自己手中的砝码还不足以向朝廷叫板。

李自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7）

李自成看见崇祯的尸体时曾经叹息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因为崇祯一死，自己设想的道路就全被破坏了，这以后自己就要面对天下人的唾骂和谴责，所以才有当初杜勋与崇祯的谈判。

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作为交换，李自成答应“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可惜崇祯不答应。李自成没有办法，这才攻进北京。

即使进到北京，李自成也没有在北京称帝的打算，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这时被清军和吴三桂打败，正好带着猎物打道回府，回西安做他的山大王。可见，李自成做的不是整个中国的皇帝梦，而是陕西的土皇帝梦。

李自成不登极，被从龙之臣叹为“我主马上天子”，登极则被明之旧臣视为“沐猴而冠”。因此，李自成始终处在极度矛盾与痛苦之中。他没有正式受命，始终没有取得皇帝应该具有的权威。因此，他只能是“寇”。

但是李自成最终还是称帝了，而且是在大败之后。29日，“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大败于山海关，李自成已经是元气大伤，清兵和吴三桂又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称帝，追尊七代又有什么用呢？惟一的意义是李自成圆了自己的皇帝梦，有了心理上的满足。

李自成称帝完毕，便开始运柴草入宫及各城门。当夜二更纵火宫中，北京城内陷入火海，“止留大明门及正阳门、东西江米巷一带未烧，盖贼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为百姓所杀，凡2000余人”。

当初进京时，北京百姓曾对李自成农民军寄予厚望。谁知不久农民军就开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时李自成退出北京，百姓便随后袭击，一雪前恨。不仅是北京，在河北，山东等大顺地区，百姓也是蜂拥而起，到处袭击大顺官兵。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离京西撤。退回山西后，李自成不是积极组织防御和反攻，而是四处分兵，自己则一路撤往西安。随后，就有一些部将背叛了李自成，发动兵变。那些明朝降将原本就不是真心归附，这时见李自成兵败，于是相继叛乱。李自成当初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的锐气好像在进入北京之后就全部消失了。

顺治二年二月，多铎率兵攻破潼关。李自成出战失败，于是放弃西安。离开时，李自成派人洗劫了西安，并将他旧日的宫殿焚毁，他最后还想将整个西安化为灰烬，幸好田见秀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随后又是一路撤退，败仗连连。李自成自此下落不明。

李自成的生死，至今都是一个谜。《明史》给出了两个说法，一种是李自成率20来个人到山中掠食，被村民所困，李自成无法逃脱，于是自缢身亡。另一种说法是，李自成率20来个人外出，正好碰上村民筑堡防贼，村民见李自成|人少，便上前围攻，李自成和坐骑陷在泥中，头部中锄而死。村民剥李自成的衣服时发现龙衣和金印，又注意到死者损伤一目，这才猜测到是李自成。

崇祯：一个破产的帝王（1）

文/李洁非

围绕崇桢皇帝的末日，历来还有两个悬疑，值得说一说。一是崇祯之亡，是不是亡于吝啬？二是崇祯何以在煤山上吊殉国，除这结局，他有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有，为何竟不践行？

我们先说第一个。

亡于吝啬之说也算是源远流长了。在一些明遗民中间即已有此议论，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后，从宫中搜得3700万两银子。他感叹：“呜呼！3700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崇祯宁愿藏着这笔巨款，也舍不得拿出来用于剿讨，“其亦可悲也矣”。其实，杨士聪也是得自道听途说，但仍有很多人乐于相信。近世西方的明代研究者，则从他们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材料，也增加了通往这种想象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人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中说，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经欧亚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三分之一，达7000吨至1万吨之多，置换成中国概念，略等于亿两至亿两白银。此论一出，明廷无法不给人以富得流油的印象。

有没有根据呢？有一点。应该说，万历年间，国库是相当充盈的。一则，张居正十年当政，经济搞得不错；二则，万历皇帝是有史以来最大财迷之一，爱钱如命，攫取无餍。然而，随后的天启七载，魏阉肆虐，政治坏极。崇祯接手时，国家已是一个烂摊子。不独如是，内乱外患也如影随形而至，且日甚一日，终崇祯朝的十几年，从头至尾同时在打内、外两场战争，国力再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且不说还有满朝上下蠹虫硕鼠之流或蛀或偷），只要这么折腾，钱没有不花得流水似的。我们不妨借清朝作为一个镜鉴。康雍乾时代，清朝也是强盛之极，然而道光咸丰之后，连续遭遇外侵内乱，不过20来年工夫，便由鼎盛跌至衰落边缘，而若论自身的政治腐败程度，其实尚未达到明末水平。所以完全可依常理推想，以那情势，崇祯无富可藏，无财可吝。万历时代国家的腰包很鼓，确有其事；万历皇帝出了名的周扒皮加葛朗台式风格，令人记忆深刻，在大家脑中造成了宫内必定金银成堆的猜想，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没有人去计算一番，打了十几年的内外两场战争将耗费多少，极其严重而普遍的贪污侵吞又将减损多少。

闯军西归携去的3000余万两银子，当系对百官富绅大肆拷逼的结果；限于篇幅，对此暂不细说。重要的是没人相信崇祯皇帝——一位泱泱大国之君，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光棍。然而，也许这才是真相。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隆庆、万历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由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一幕，在此后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这里我们着重自其笔下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

崇祯：一个破产的帝王（2）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2300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600两，宝元局易钱银300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甲申纪事》）

库藏止有2300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铱600两、易钱银300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子如是言。（《北归记》）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4000金。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此即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侯，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自2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这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索索捐了1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1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5000两私房钱，暗暗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扣了2000两，只拿3000两当作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逼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52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10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15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前线，或给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

“泥菩萨”黎元洪的另一面

文/冯远理

1913年12月11日，在武汉就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参谋总长的黎元洪不情愿地登上了北去的专列来到了北京。一代枭雄袁世凯以当初接待孙中山的最高礼仪接待了这位武昌首义的功臣和副总统。就黎元洪来说，也不想进京之初就和袁世凯的关系搞得很僵，于是宾主把酒言欢，极尽欢愉。这道政治风景，给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少希望。有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一二把手­精­诚团结？所以当时就有不少报纸把二人的会晤比喻为巴拿马运河开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忽然聚合的奇观。然而，宴会结束，他竟被送至瀛台下榻。黎元洪到此心中雪亮：他已成为慈禧手中的光绪。

袁世凯为顺利称帝，对黎元洪极尽拉拢之能事，他甚至让自己的儿子给黎家当了女婿，但黎元洪不为所动。当袁世凯为称帝之事亲自去瀛台拜访他时，他义正词严地对袁世凯说道：“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万。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先烈？”弄得宾主不欢而散。在袁世凯控制的参政院会议上，他对帝制党的论调反­唇­相讥，为此他多次遭到帝制党喝倒彩和谩骂。他不堪忍受，坚决要求辞去副总统和参谋总长的职务。当时，副总统的薪金加参政院的补贴每月5万元。民国初年的1元，约等于现在的100元。也就是说，黎元洪当时的工资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然而，黎元洪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共和”的理想和独立的人格。他在湖北时，有人就预料袁世凯将来要称帝，劝他加入反袁阵线。黎元洪不愿国家重燃战火，就对这些人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顶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我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我毁家灭身，继起者也必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至于灭亡。”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正式接受百官朝贺，就任皇帝，改儿“洪宪”。两天后，他发布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以表彰他武昌首义、恢复华夏汉土之功。黎元洪这时的地位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对黎元洪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召集智囊前来商量对策。有人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也有人坚决反对。黎元洪最后做出决定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随后国务卿陆徵祥来黎府祝贺，黎元洪当面表示不接受爵位后，拂袖入内。袁世凯不久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黎元洪下了逐客令。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最终会接受，于是在12月19日再次颁布敕令，并命令九门提督江朝宗来黎府宣封。黎元洪这次­干­脆见也不见江朝宗。江朝宗只好耍赖，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大怒，从房间疾步而出，指着江朝宗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但江朝宗仍然长跪不起，捧诏高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于是命令左右将其架出。袁世凯闻讯，仍不死心，又派长子袁克定和其他人前往黎府送礼，均被拒收。当帝制的积极拥护者和策划者梁士诒前来道贺时，黎元洪指着客厅中的一根石柱对梁士诒说：“你们如果再逼我，我就撞死给你们看！”由于黎元洪众所周知的反对帝制的鲜明态度，护国将军蔡锷出京前特地秘密拜访了黎元洪，并请黎元洪静候佳音。当蔡将军打响了反帝制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赏道：“松坡不愧英雄本­色­！”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的最初三天半的时间内，的确与革命党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但这是一个一旦认定理想和目标就百折不回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绝大多数读书人仍把科举进第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当时的天津水师学堂，一心要“效命疆场，为国捐躯”。1894年的甲午海战，五品二管轮黎元洪和十几名海军战士凿船自沉。誓死报国。黎元洪不会游泳，穿了一件救生衣。与风浪搏斗了几个小时才游到岸边。他虽然没有出国留过学。仅仅受张之洞派遣到日本考察过3次，但他刻苦好学，明了世界大势，坚信共和、民主是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的最好政体。他虽然是一个温柔敦厚之人，素有“泥菩萨”之称，但遇到原则问题绝不退让。也是这一认识，使他能够在非常时期坚持自己的观点，把个人利益置之脑后。这样的人格，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2l世纪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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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忠诚反遭忌

文/刘兴雨

1896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一天，他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就是段祺瑞，他连忙问道：“段祺瑞怎么没来？”一旁的唐绍仪告诉他，段赶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经发电报催他尽快来报到。段回家之前，并不知道被调往小站协助袁世凯练兵。接到电报颇感为难，一边是人生大事，一边是军令如山。

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接到袁世凯电报，一是说婚姻大事要先办，去小站之事，可延几日；二是贺喜，并有银票一张，作为贺礼。

段办完婚事，赶回小站，袁世凯率领一批将官，亲自迎接，并邀段同上一辆车回到军营。几天后，段祺瑞在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同僚。婚宴结束后，饭店老板告诉段祺瑞：“袁大人已经吩咐了，所有花销全记在他的名下。”从此，段对袁世凯忠贞不贰，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可左膀右臂并不等于心腹，对心腹交待的事情，左膀右臂并不一定知道。就像袁世凯要当皇帝，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段一开始还为之辩护。后来段的叔叔问他：“老头子有此意思，你的看法如何？”“万万使不得！”段祺瑞毫不犹豫地说，“此种事必遭天下人反对。”他还就传闻问过袁世凯，袁矢口否认。

等帝制活动逐渐公开时，段祺瑞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依然苦口相劝：“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亦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袁世凯也装作推心置腹的样子说：“芝泉（段祺瑞字），你是我的老部下，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绝不会做皇帝。如今我这个大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如为儿孙计则更不可。克定是个残废，其他几个也无此才能。你尽可放心，不要胡思乱想。”段祺瑞一片忠心，袁世凯却在考虑由谁来接替他任陆军总长。

袁世凯要当皇帝一时走火入魔，段还是要劝阻，别人怕他遭嫉恨，就劝他别去，他说：“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他不能眼看袁自取灭亡而不顾。

段祺瑞的虔诚，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人有了不满，总会被人看出。老段也不是一般人物，哪能一点变化看不出来。于是，1915年 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走他，便连忙答应。假期一满，老袁就把老段的职务给撸掉了。袁世凯登基，老段也没去参加，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叹息：“项城（袁世凯字）作孽啊！”

后来，叔叔劝段祺瑞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握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他还说：“我不是为个人计较，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事情总是这样­阴­差阳错，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本是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息。

好人胡适（1）

文/思公

胡适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帅，关于他的思想学问的书有很多，读了些，也不太懂，更不敢妄谈。但对这个人印象很深的，倒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的为人，慢慢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人的人品很了不起。20世纪30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语，以致林语堂曾在文章中，幽默地拿这开起玩笑。在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题的“德学俱隆”还是得到了人们首肯。

人们对胡适的思想和学问的赞许，可能造成对他人品上的崇高有所忽视。在他的年代，社会急剧动荡，兵荒马乱，像他那样，最终得到“好人胡适”的名声，真是难得。在那种不太好的社会，他竟告诉学生，“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自己也是躬身实践，在与人的交往中，总是坦荡、热情、与人为善。他的心灵像一潭明澈的湖水。在老朋友陈独秀遇牢狱之灾时，他不因政见不同，倾力相救；在周作人做汉­奸­前后，他先是殚­精­竭虑地劝说，之后又为其尽力开脱。最伤感的一幕可能是，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他这个北大校长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胡到南京后，费尽力气，说动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名人朋友，当飞机返回，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但机舱门打开，仅几个人下来，胡适当时就失声痛哭了。乱世之泪，何人能解？在“文革”中，有很多老教授、老学者都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和那架空空的飞机。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在死之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恩师的身影？永远是谜。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的文章中特别指出，“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太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往往注意上联，不注意下联。”胡适不光学问好，他的品行、道德也很让人景仰。我们继承他提倡的民主、自由，最好先少说，而是多学学胡适先生的做人。

吹不散的心头人影——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初为同道，但后来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相左，但私交却胜似亲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曾是亲密的战友。1916年当陈经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时，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赞赏。他马上给胡回信，“文字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改良文字之文学，寄登《青年》均所至盼。”在陈的鼓励下，胡适很快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由陈登在《新青年》上，吹起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陈在随后告诉胡，“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愿将胡引为同志。1917年，陈到北大，胡回国后也到北大任教，二人协力齐心，推动新文化运动，同成为这次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五四运动”后，两人分道扬镳，陈日趋激进，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则坚持科学、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但胡适并没有忘记与陈的私交。他在1925年给陈的信中，将他们的关系讲得清楚分明。

好人胡适（2）

“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太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五四”以后，胡陈分手，陈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1927年两党分裂，遭到血腥镇压，共产党也直落谷底。而在此过程中，最惨的莫过陈独秀，不仅两个爱子延年、乔年惨遭杀害，自己也被当成失败的替罪羊，被开除出自己创立的党。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1932年陈在隐藏中被以###魁首名义逮捕，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处以死刑。陈也抱定必死之心，他给人题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墨迹，但求速死。

这时的陈，在别人眼里，仍是###匪首，千夫所指，共产党对他也不闻不问，真是四面楚歌。这时，正是胡适，鼓动起北大教授，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由胡的好友罗文­干­（时任司法部长）斡旋，在蒋介石首肯下，将陈转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胡这不是第一次救陈，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适出头营救。那时，他们是战友，这次两人在思想上已是敌手，而陈已如无人答理的丧家犬，胡的援手无异雪中送炭，难能可贵。

陈在狱中，亲笔给胡适写信，表示了感谢，要知道陈独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时，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送他金钱厚礼，他一概拒之。而在给胡的信中，可看出他对胡的友情和信任。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尚有随时在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能得着些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看书以消磨光­阴­。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吧。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得以提前出狱，他出狱后，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在南京、武汉失陷后，陈流落到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县农村，生活窘迫。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解放》杂志上污蔑陈独秀是每月拿200大洋的日本汉­奸­。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全然要再置陈于死地。反倒是九名教授在《大公报》发表声明，为陈辩污（由于手头没资料，没查是否胡适参与此事，或签名）。但我相信胡知道会签名，那些教授也一定是胡的朋友。1938年胡适为赴国难，终于同意进政府工作，出任驻美大使。他一直关心着陈的命运，他的朋友几次写信告诉有关陈的贫病状况，甚至商量由他想办法让陈赴美。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爱莫能助了。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小镇中贫困死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好人胡适（3）

不管胡陈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但胡始终把陈当做朋友对待，对朋友的遭遇，耿耿于怀。他曾对人讲：1919年北大辞退陈，是他最痛心的事，造成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陶孟和）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离开北大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更左倾了，实开后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不管此话对错，完全可看到胡适心灵的一片良善。

君子坦荡荡——胡适与周家兄弟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在最高级，周稍差些，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鲁迅，一度被推上神坛，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只言片语，就能置人死地，如一句“四条汉子”就让四个著名文人一死三残。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俨然一位鲁圣人。胡适在大陆曾被骂得猪狗不如，但在海峡那边，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说，一个汉­奸­的帽子，足以压他个半死。所以我来谈这三个人，首先就是想先剥了他们的种种外衣，去除金粉黑漆，权当三个从青年相识的才子，最后都成大名的文人，一生的交情、恩怨，看看各自为人的特点而已。

胡适与鲁迅和周作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做深入的论述。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敲敲边鼓。三人应是关系不错，但不知因背景不同还是别的，鲁迅对刚认识不久的胡，从头就怀有戒心。他多年后说，大意是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门口帖着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像个关着的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鲁的话很奇怪，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的坦率­性­格，为什么只有鲁迅有此疑心。看来鲁的防人之心比常人要强烈许多。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的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动的健将”。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曾经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一直放在心里。几年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好人胡适（4）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摩擦，没什么可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生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没和胡适来往。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第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支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和周作人在疏远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过后不久，在周作人的嘱托下，胡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

鲁迅不仅没与胡适和好，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批评胡适。例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现象、他们怎样地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关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是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后来发表《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作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成为鲁迅攻击胡的借口。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挖苦胡适，尤其以一条不实新闻报导，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惟一秘诀。”胡与鲁迅是老朋友，互相有了解。能用这样恶毒的话吗？鲁迅在提到胡适时，虽然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不多。但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却很多。而且，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

好人胡适（5）

反之，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基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对鲁迅的谩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鲁死后，也从没发过恶声。读过鲁迅书的人，不免对其人产生敬意，也有人崇尚他的硬骨头­精­神。但很多喜欢鲁的文章的人同时表示，不敢交这样的朋友。鲁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话：一个也不宽恕。但不知对胡适这样一直对他友好的人，是否领一丝情？

鲁迅死后，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关系。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周留在北京。1938年，胡出任驻美大使途中，听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职，给周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苦苦劝说老僧不要入世，日本人的水。但周作人不仅没听，反担任了北平伪政府的教育总督办和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伪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长，而周则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全国对汉­奸­一片喊打的情况下，胡适在极大压力下帮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学的名义给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增加。为此，胡在报上挨了不少骂，说他庇护老友。而周在这份证明下，确有减轻量刑。对此周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得臭不可闻，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陆作出了怀念之文，真是奇迹。他的文章对胡一句好话没讲，而是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起、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胡适死后，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看着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我几乎潸然泪下。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他无话能说。所以我觉得，周家兄弟还是有一个对得住胡适的，尽管他生前没听到。

朱学勤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将它做个结尾。“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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