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
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栗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
(2)毛泽东决定粟裕指挥。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栗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 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
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闵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祥,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
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
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陕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O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169艘,总吨位6.48万吨。
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1950年1月25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既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栗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栗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3)危殆中的台湾出现了转机。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
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降临了转机。这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蒋介石惊喜交集。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
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O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止,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军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逃台湾。胡琏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 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蟠命再打K婧螅*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兑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4)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
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撒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
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Сhā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5)彭德怀临危受命。
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
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到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
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
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
“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
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祥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多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困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他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罗!”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
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时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
可是7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他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他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人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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