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种香格里拉般的自由里，崔敬文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的短板上。因为同样的时间可以让100分变成120分，却只能让130分变成135分。在高考中，每一分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应付高考就像炒股，花时间学习是资本投入，安排时间则是选股。考多少分归根到底就是花了多少时间在有效率的学习上。支撑这种学习的则是学生自己的头脑、责任心以及一个学校的竞争气氛。当然我们的悲哀在于，最后依然是不自由的。但同样是坐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然无法躲避，就只好享受。

K附中的同学们想明白这一点后纷纷自主学习，政治课全体自习，政治老师最后说了一句：“求你们了，听我上几节课吧。”有时还试图发出威胁，“政治最后要会考的你们知不知道？”学生们脑子清醒，齐声说道：“会的考，不会的不考。”青春、阳光、善良、有才如是的政治老师尚且如此，老迈、自恋、落伍的英语老师更加难逃厄运。英语老师芳龄五十出头，自称韩女士。韩女士口音怪异，鼻音浓重，常常会乱读单词。学生当场纠正，韩女士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就是这么念。”学生说：“有文曲星为证。”“哎呀，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文曲星这东西不好用的，非常不准确的。”“老师，这本字典上也是这么读啊。”“这么小的字典，一点权威­性­都没有。要用就用牛津字典，我们专业的都用牛津的。”没想到学生人多势众，居然手头真的有牛津字典，连忙翻出来给女士看。韩女士死赖到底说：“字典是错的，我是对的。你们好好听课，不要捣乱。”从此韩女士威信尽失，她也实在不争气。Text book教多之后居然说text message 是课文信息，表示自己只承认short message才是短消息。学生们毛了之后就故意做崇拜加好学状去韩女士那里问SAT的题目。一道答案是A的题目故意问她：“老师，为什么这道题答案是B啊？”如此连问十余道，韩女士一路穿凿附会，答得头头是道。从此英语课上一半人做数学一半人睡觉。

和纪烟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崔敬文异常亢奋，因为怕睡觉把头发压乱，每天早上起来才洗头，刷牙要用五分钟，然后对着镜子笑半天，选好一个微笑的力度才有自信出门。走进教室后叫声“美女早”。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得几乎要变成质点，唯一的小动作就是确认一下自己戴帽衫的帽子有没有歪掉。回家后­精­研偏题怪题，巴不得纪烟然有什么不会做的来问自己。如此两个月下来崔敬文进步神速，他在陆父家里的预言也完全正确，一模考了文科15名，纪烟然则更为生猛一点，文科第10，却还是咫尺之差没拿到K大学的直推名额。不过上一届的K附中文科有38人进了K大，按他们的成绩来说则是稳稳当当。另外由于年级前15几乎没有几个男的了（历史班男生稀少，且有一半混日子，还有两三个优秀的下嫁去了北大、K大的小语种），崔敬文觉得自己在一群配不上纪烟然的男生中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天天心情倍­棒­。果蝇的学习也很认真，尤其是学习起来的表情和眼神简直就是目无人­性­、六亲不认的那种。但他的成绩一直一般，常常位于年级后百分之五十和后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大概只能进一个中下层的一本院校。不过他和韩女士一样有一套渐进式的责任体系，第一句是：“我们学校把我们管太松了，这样肯定不能跟其他学校竞争的。”第二句是：“我们班的老师太差了，我觉得他根本都不会教。”第三句是：“我觉得这个阅卷老师问题很大的，我们这次的年级第一吧，我就觉得阅卷老师每次都很照顾她的。要是她把我的答案抄上去，那至少也是年级前20。”第四句是：“我的这个2B铅笔好像一直不好用的感觉，机器肯定漏算了我好多分。”事实上崔敬文用2H的铅笔涂卡都能考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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