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梁代以后，南方地区儒家思想重新兴盛，统治者对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被慢慢地改变了。与此同时，北方地区即使在长期战乱时期，对­妇­女节义的宣传也从未停止过。

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高涨，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同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因此隋代和唐朝初年，缠在­妇­女身上的重重枷锁总算稍稍松懈了下来。隋唐时期，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唐太宗还曾经颁布诏文，鼓励再婚。

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唐朝皇室自身对女子改嫁曾经丝毫不在意。据《公主传》记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有二十九人改嫁，其中五人甚至嫁了三次。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改嫁过。

一言一行均为天下典范的皇室皆如此，民间更不必忌讳。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经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抛到脑后去了，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正统的知识分子也不拿改嫁说事儿。

与此相对应的，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女子都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本是太宗的才人，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的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的行为，却在唐朝皇室公开的存在。至于朝廷命官、知名人物的再娶再嫁更是司空见惯。

尽管唐代­妇­女再嫁并非难事，但对丧偶­妇­女再婚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唐代法规中规定在父母、丈夫丧期嫁娶者要入狱三年。另外，虽然社会规范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节，但如果­妇­女本人愿意终身不嫁，唐朝法律予以保护，规定除父母、祖父母之外，任何人不得强迫守节女子改嫁，否则要入狱一年。

­妇­女在唐朝的地位之高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对女子再婚的宽容自然也空前绝后。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大大加强，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的情况都绝迹了。

中国古代上层社会对女子再婚的宽容仅仅维持了百余年，这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这点理­性­的光芒马上就被礼教的浓雾吞噬了。

盛唐的辉煌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争斗，中国进入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明显孱弱的宋代。宋代初期，社会上对­妇­女再嫁仍旧较为宽容。一度，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期的多年变乱，连唐末时期规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太祖的妹妹开始嫁给米福德，守寡之后又嫁给了高怀德。

社会名人中，大文豪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范仲淹的儿媳年轻守寡，正好他的门生王陶丧妻，范仲淹就把儿媳嫁给了王陶。王安石的儿子常常打骂妻子，夫妻俩­性­情不和，王安石便找了户好人家，劝儿媳改嫁他人了。由此可见，宋代初期皇室和民间的改嫁之风是依旧盛行的，直到北宋后期才逐渐式微。

北宋年间，学术界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响了其后一千年的思潮，那就是儒学的变体，理学。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摧残人­性­需要。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藐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但这一理论在北宋时期的影响并不大，程颐的侄子死后，他媳­妇­也改嫁了。但是，在南宋之后礼教之风日渐严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皇室公主和亲王君主多次改嫁的记载，一般官宦人家的女儿再婚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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