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程颐、程颢之后的朱熹，也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宣传女子守节。当时他有个朋友叫陈师中，朱熹得知陈师中的妹夫死了，便特意写信给陈师中，劝他妹妹守节。

极具讽刺的是，别看朱熹在不遗余力推销“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他却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外放任职时还带着她们。而他的大儿媳居然在其丈夫死后却怀了孕。诸如此类的特大丑闻让程、朱理学一时名声变得很坏。宋宁宗闻之大怒，降旨要贬朱熹的官，这时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可叹啊，连朱熹自己都承认是在搞“伪学”，而一些迂腐之士还以他马首是瞻。

贞节观念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大力宣传和朝廷制定法律的推动。徐皇后的《内训》、解缙的《古今列女传》、吕坤的《闺范》、温氏的《母训》等书都为宣传贞节观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致使贞­操­观在寻常百姓脑中愈来愈根深蒂固。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令旌表节­妇­，同时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岁以后仍不改嫁的人，要旌表门闾，还免除本家差役。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嘉奖贞节所发布的特别命令。这个诏令等同于向老百姓发出一种信号：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只要守节，就有机会成为名人。这样一来，守节­妇­女可以获名，家属可以获利。在名利之下，能够抵挡住双重诱惑的还真不多。以前家属为了减轻负担，恨不得守寡的女儿赶快改嫁。现在看到能免除差役，反而巴不得女婿早死，好让女儿成为寡­妇­。

到了清朝，贞节变得非常狭义，几乎成了宗教。这时，许多学者继续致力于文字宣传、赞扬，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也在大力鼓励守节，社会上一般人也普遍承认，­妇­女恪守贞节成了万古不易的经义。

顺治十三年清世祖亲自编纂了《内则衍义》一书，在《守贞章》中提出“守身为女子第一义”，在《殉节章》中提出“­妇­为夫死，古之大经”，这两句话此后成为清朝­妇­女的信条。

康熙年间，一个叫蓝鼎元的人写了一本《女学》，书中提到女子“可贫可贱，可死可亡，而身不可辱”，又提出女子应从一而终，夫死守节，遭到弓虽暴只有以死明志，如果贪生怕死就和禽兽无异。这些话基本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女子贞节的态度。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和号召下，所谓的“节­妇­”和“烈女”越来越多。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节­妇­”、“烈女”只有51人，宋代增加到了267人，明代竟然达到了万人，而到了清代，仅安徽的一个县城就有2200多人。这一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清代对­妇­女贞节近乎变态的宣传产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效果。

现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前人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民居以外，还有两种建筑物几乎是无处不在，一是宗庙祠堂，另一个就是牌坊。比如在安徽歙县，那里至今还屹立着一个牌坊群，有明、清两代的牌坊近20座，而其中大部分与贞节有关。也许，当人们站在这些以贞节为名的牌坊下驻步观赏时，恐怕还能隐隐听到古时女子在“贞­操­”这一重压下发出的无助呜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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