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我那年22岁，在一家比利时­奶­酪厂工作。我既不是诗人也不唱歌，但我却写诗，而且在把白天都耗费在地下冷藏库之后，夜里又在一个摇滚乐队里唱歌。我在地下冷藏库里­干­的是在爱芒特圆轮­奶­酪上打孔的活儿。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安特卫普《全景》周刊的编辑打来的。他见过我登台表演，还读过我写的诗。他打电话来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换个工作­干­­干­。我当然有兴趣。换了你难道不想吗？

《全景》请我去当该周刊驻好莱坞的记者。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卖掉更多的杂志，他们想出了个主意：在封面上登出目前最杰出的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这些明星包括相当年轻的阿尔·帕西诺、费伊· 唐娜薇、罗伯特·雷德福德、芭芭拉·史翠姗、保罗·纽曼。据我的理解，我必须立即去好莱坞采访帕西诺呀唐娜薇这样的明星。对此你会有一秒钟的犹豫吗？我可没犹豫。我在爱芒特圆轮­奶­酪上打孔已经打够了。我马上中断了制­奶­酪行当，为自己签下了合同。

《全景》没有必需的资金把我送到加利福尼亚。我们有了一个折衷方案。他们给我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部手动打字机、一摞过期的《多彩》和《好莱坞报道》杂志（事情发生在70年代早期，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和G··gle搜索），再加上一把剪刀和一罐胶水，就要求我编写、虚构、捏造或幻想出那些采访报道，读起来得像是我一周里每天都跟银幕上的明星们喝酒吃饭。我并没有去好莱坞，在梅尔罗斯广场的游泳池边殚­精­竭虑，而是要在安特卫普陋巷里一间编辑办公室漏雨的屋顶下当牛做马。

我很胜任这份新工作，几年间我编造“现场采访”，写了许多很有吸引力的封面故事，被“采访”的有饰演女主角的芭芭拉·赫尔希、卡伦·布莱克、安妮塔·艾克伯格和安妮·班克罗夫，还有男演员尼克·诺特和罗伯特·德尼罗。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看到自己印在杂志上的名字，显眼地冠以“本刊记者发自好莱坞的报道”，这个头衔令我心里乐滋滋的。有一个星期我编造了有关“科杰克”的报道，而前一个星期我刚刚虚构出对萨尔瓦多·达利的采访。虽说达利不是电影明星，但知名度却与科杰克平起平坐，脸上的须毛也要多几根。

我是这样做的。我搜罗了艺术品展览目录、旧的《生活》画报、《巴黎竞赛画报》上的文章、路透社的电讯和二手艺术图书，突发奇想地产生了将达利置于好莱坞背景下的念头；我的文章说他正在那里帮沃尔特·迪斯尼制作有史以来最招人反感、最有伤风化的Se情动画片—我就让读者这么相信了。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假报道，是我全靠想象力编造出来的。达利的特写照片登在杂志封面上，模样挺迷人的，鼓着他那对金鱼一般的眼睛。他那著名的上了蜡的胡子，看上去也好得不能再好。

我常常去摆着这份周刊的书报摊转转，观察什么样的封面以及哪些电影明星最能诱惑别人掏钱买杂志。不久我就弄明白了，就封面而言，女明星在销售上要优于男明星—米亚·法罗轻取伍迪·艾伦，艾丽·麦格劳击败史蒂夫·麦奎因；与此同时，金发女明星的销量要大大超过黑发美女—费伊·唐娜薇和费拉·福赛特以十倍的优势打败丽莎·米内利和奥黛丽·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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