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我都把五十万投资的美钞塞进一只免税商店的购物袋里，钻进我的车，开着车满欧洲转悠，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到科隆到阿姆斯特丹，在各个边界的兑换处，把美元换成西班牙比塞塔、瑞士法郎、德国马克和荷兰盾。这就是警方所说的洗钱。只有一次，法国宪兵拦住了我。幸运的是我设法为自己开脱，免去了大麻烦，因为在法国洗钱可以判处10年监禁，而且没有缓刑。

在巴黎，我买到一幅非常大的达利油画《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非常暗，呈棕­色­，脏兮兮。据说它描绘的是几张扑克牌。假如我以很快的速度连续眨几下眼睛，这些纸牌就开始跳流行一时的扭摆舞。至少这幅画有点想法。在我买了它之后，我连着几个星期不断地眨眼睛，可我却再也看不到那些纸牌跳舞了。是什么给了达利灵感，促使他画了《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呢？这幅油画标出的时间是1962年。那一年，恰比·切克的《扭摆舞》在美国唱片销售榜上排在第一位，还赢得格莱美最佳摇滚表演奖。达利懂得如何显得很现代，如何与市场保持同步。

每次狂购乱买之后，我回家时车后行李箱里都塞满了达利的水彩画、小幅油画或铜版画、水晶玻璃雕塑和超现实主义达利铜马，重量几乎有1吨。那幅《扭摆舞》不适合装在行李箱里，得靠船运才能送到总统大厦。这些新进的货还是不够用，我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在艺术世界把生意做大，我必须成为批量供货商。一幅素描、一幅水彩画什么的有时起不了作用。客户们排队等着，拼命想把他们辛苦挣来的灰­色­收入或黑钱处理掉。他们不想纳税，他们对银行不信任，他们为处理掉这些钱寻求帮助，而我真心地乐意帮他们的忙。

在一本国际艺术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关于某位有名望的法国商人的文章，这位商人与萨尔瓦多·达利和他妻子加拉签下了独家制作印刷品的协议。我穿上全黑的套装、带硬领的白衬衫，系上­色­彩斑斓的领带。我口袋里装满了不同面额的钞票。我跟他预约会面时间，然后坐上了去巴黎的快车。

对一个商人来说，即便是法国商人，吉尔伯特·哈蒙在塞纳大街的仓库也太寒酸了。这地方年久失修。哈蒙并没有在街面低层开一家高档艺术画廊，却开了一家快要散架的店铺卖二手冰箱。吉尔伯特· 哈蒙原来是矮个儿、胖圆脸的人，待人非常友好。他的衣着破旧得犹如他的仓库。

“我需要达利的作品，”我对他说，“许多的达利作品。”

“你带现款来了吗？”

我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

“你需要多少印刷图片？”

“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数量上会有问题吗？”

“问题？有什么问题？毫无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把我带到仓库后面遮住窗户的保险库。一扇钢门上链条呀锁呀Сhā销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钥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钥匙才打开了钢门的锁。他拉了一下悬在半空一个灯泡的链绳，保险库被照亮了。这里有小型的体育馆那么大，而且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俯视街面的窗户都关死了，并遮得严严实实。在老式木制货架—人们称之为“欧式货架”上，堆放着群山一般的纸张。各种类型的纸张，其中大多数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国制造的纸张，它呈温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还有隐形的点状图案，非常适合于复制艺术品。跟Arches型一样，Rives型也是法国制造的，这种绒面纸张含100%的棉，最适合用于平版印刷乃至炭笔素描；每张纸上都有厂家水印凹凸标准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种薄薄的、半透明、缎子结构的宣纸。据说这种纸能在一百年间崭新如初。质量上乘，至少纸张是上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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