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高大魁梧、军人举止的上尉。可他却又矮又瘦，

头发烫成波浪型，留着大卫·尼文式的胡子。达利的业务经理外表整洁，礼貌周全，表现出老式的良好举止。他有一张长脸（未免拉得太长了）、晒黑的肤­色­和故作浑厚的嗓音。由于他穿着灰­色­的“加莱王子”牌套装，上面有人字形图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温莎公爵。或者说他是大卫·尼文缩小后的模样。相互介绍完毕，穆尔上尉打开四四方方大档案柜的一个抽屉，拿出成百支圆珠笔聚合成的一堆东西给我看，上面长出黄黄的石笋，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问。

“达利的尿尿笔，”穆尔上尉大笑着说，“达利从旅馆房间偷走了这些笔，把它们都扔进一个抽屉里。有兴致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朝这些笔撒尿。他尿液里的矿物质氧化了金属，那些免费的笔就长出了这些奇异的石笋。这东西不是很美丽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达利怎么啦？”我问。

穆尔上尉耸了耸肩。“达利就是达利嘛。”他说。

“你不喜欢他？”

“他是我老板。我不是非喜欢他不可的。”

“达利现在在巴黎吗？”

“现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不可能的。达利这个时候在纽约。冬天里他总待在纽约。”

“要是达利在纽约，”我说，“那我就怀疑我从吉尔伯特·哈蒙手里买的印刷品上的签名了。”

穆尔上尉笑了。“去问哈蒙吧，”他说着打开了一瓶香槟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