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女儿死了以后，阿娜断绝了跟家人的关系。”乔瑟普说。

“女儿？什么女儿？”

“你不知道？”

“不知道。阿娜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昨天我们刚认识。”

乔瑟普摇着他面具似的脸。“悲伤的往事，”他说，“真叫悲伤。过去的鬼魂总是回来，总是回来缠着你。你知道，阿娜结过婚。她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名叫埃利乌特里，跟他祖父名字一样。我们给这男孩的昵称是‘泰里’。他跟他祖母住在巴塞罗那。阿娜的丈夫是冠军赛车手。他人不错。多好的人啊，后来他死于一次比赛，我想是在葡萄牙。阿娜还有一个女儿。她丈夫死的时候女儿才两岁。葬礼后过了半年，阿娜开着她黄|­色­的‘大众’车上了高速公路，女孩在婴儿座上睡着了。出事故了。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车灯碎了，挡泥板撞了个凹坑。在履行完必要的手续之后，她继续开车。等她们到了巴塞罗那，婴儿座上的女儿早已不在睡觉了。这小女孩死了。阿娜没有注意到，她女儿在事故中断了脖子。”

我叹了口气。

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墓地最外围的一角，山坡用作了骨灰瓮安放地。在岩石上凿出鞋盒大小的洞|­茓­，用来安放家人的骨灰瓮。我远远看着阿娜。她摘了一束野花。她转动钥匙打开了岩石上一个壁龛的玻璃门。里面有两只骨灰瓮，一大一小，那个小的从我站的地方看，小得如同一只蛋杯。阿娜低下头，亲吻了那些花，将它们装饰在骨灰瓮四周，瓮里仍存放着她丈夫和女儿的骨灰。即便离得那么远，我们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声，乔瑟普也不说话。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着。

“乔瑟普？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我问。

“听说过疯女人莉迪亚吗？来自里加港的莉迪亚？”

我仿佛是从一次惊讶猛地跳到了另一次惊讶。

我当然听说过。在总统大厦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页面光滑、有关达利的书本里，达利都声称是来自里加港（与卡达奎斯相距不远）的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开启想象力橱柜的钥匙，把超现实主义释放了出来。在每一本艺术图书中，莉迪亚都是作为言行古怪的渔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败的海边棚屋卖给了达利。两间棚屋建在卵石海滩上，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加厕所，另一间是卧室兼画室—破旧屋顶下一个21平方米的单层空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任何可以让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让我们返回到1930 年，达利以250比塞塔的价格（当时值2美元）买下了两间海边棚屋，立即对木屋进行打扫，并买下了紧挨着的地皮和邻近的农舍。他栽种了柏树和许多棵叶子闪着银光的橄榄树。居室里则布置得杂乱无章。达利把面包皮用胶水粘在墙上，将系着旧外套纽扣的线绳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园子逐渐扩张，直到里加港摇摇欲坠的棚屋变成了奇幻的和迷宫似的伊甸园，达利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来年。这可是正式记载在艺术史书籍上的，接着便是达利如何创作《记忆的永恒》这幅无可争议的杰作的美丽故事，这幅画是在不够宽敞的、带朝北天窗的画室兼卧室里创作出来的。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加拉坐在达利旁边，房间里就这么一张舒服的椅子。她给他读他最爱听的德文书籍和杂志，尽管他不懂德文，一个词也不懂。诵诗声、词语轻快的流动，以及加拉近乎耳语的轻柔、连贯的话音，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达利平静下来，使他达到完全的放松。达利常说加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四只铃铛一齐鸣响。每当她给他诵读时，他就用法语称她是“四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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