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男人和女人的婚事很黄很暴力，男人看上某个女人，只需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拽回山洞（这就是“发妻”的由来），再来个霸王硬上弓，事情就解决了。无需钻戒、盖着大红公章的结婚证、或是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一切简单直接。呵，好怀念那年头的青山绿水，无化工污染的空气，无金钱污染的人心啊！

进入封建时代，儿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得来的，琴瑟和鸣，如胶似漆；合不来的，也只能打落门牙和血吞，人前装欢，人后咽泪，终其一生不知“爱情”为何物。当然，也有极个别不安分的女人，不甘束缚，跃跃欲试，剑走偏锋，留下千古佳话或丑闻。前者如崔莺莺（“我的婚姻我做主”之代表人物），寺庙里结识张君瑞，红鸾星动，芳心暗喜，差遣红娘从中传信儿，后花园里私定终身，好事多磨后终成佳偶。后者如潘金莲（“我的身体我做主”之代表人物），在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的身上得不到雨露滋润，不愿自己的­肉­体和心田就此荒芜，越轨勾引小叔子，叵耐这武二空有一身打虎的力气，却半点不识美­色­风情，硬梆梆地拒绝了她（美人不多情乃木美人，英雄不风流乃石英雄）。及至遇见花心大少西门庆，两人­干­柴烈火，露水偷欢，为求长相厮守，金莲不惜毒杀亲夫，怎知西门庆纵欲短命，她最终失去靠山，被武松剜心剖肺不算，还被那沙猪派（男­性­沙文主义猪）的男作家用如椽大笔刻薄了一番，稳坐史上第一­淫­­妇­的宝座，迄今无人敢篡位。女人们说起潘金莲来，个个咬牙切齿，鄙夷唾弃，可心底里未尝不羡慕她的泼辣骄纵，爽烈­干­脆；男人们提起潘金莲，都说这种女人玩得娶不得，谁要娶了她，可以开一个绿帽子专卖店了，保证货源不绝，生意兴隆。荡­妇­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性­幻想，潘金莲让中国男人集体意­淫­了八百多年，至今仍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只因为一旦她转型成功，后继无人，那么，谁来安抚­性­苦闷的男人们呢？“守身还是守心，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潘金莲如是说。

来到文明社会，自由恋爱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比诺贝尔发明火药的威力还大），它引爆了人们情ｙu的小宇宙，人类的感情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既可灵­肉­合一，也可身心分离，端看实际需要而定。男人们用金钱和权势打造自己，女人们用美貌和胴体当作诱饵，布下陷阱，支开罗网，等待着狩猎与被狩猎，追逐与被追逐。而战场通常是烛光摇曳的星级餐厅，宝马或宾利车的后座，或是铺满玫瑰花瓣的温床上。

谁打响第一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才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最后的赢家。

二十岁以前，舒娅对“相亲”这种古老的交友方式嗤之以鼻，认为它应该和煤球炉、老式家用木马桶、BP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时她憧憬的浪漫相遇是在道路的转角处匆匆撞到一个英俊潇洒、多情又多金的年轻男子，接下来的发展就像三流言情小说的情节，高级的约会，低级的误会，大团圆的结局，俗不可耐却温馨动人。

那么，她因何走上了“相亲”这条不归路，并且成为蝉联二十五次相亲失败的冠军呢？唉，三伏天里冻死羊——说来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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