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内心是快乐的，安在飞到我家不在事先打电话，很晚了也会敲开我家的门，吃一碗面或跟我们聊一会儿，爸爸也不在把自己关在书房，总喜欢坐在客厅里，慈爱地看着我们。

那晚小妹如冰回家，安在飞笑着说：“冰冰，我和你姐要到美国度假了，你有没有考虑到美国留学？”

“在飞哥，真的可以吗？我的外语可没有姐姐好？”小妹欣喜地看着安在飞。

“有了语言环境，你才会有.一口流利美语！想不想去？跟我们一起走？我让那边的朋友给你联系学校？”安在飞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淡定的微笑，仿佛出国就像老太太去趟菜市场一样简单。

“在飞哥，爱死你了，我都想嫁给你了！”冰冰跑过去，给安在飞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没想到安在飞考虑得这么周到，心里暖暖的，还是客观地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明天上班问问，这种签证不好签的！”。

“不麻烦老婆大人了，我在办了，放心吧！”我的手在他的手心里被用力地握了握，然后给如冰一个胜利的手势。我越来越适应了他的霸道，甚至有点喜欢。父亲坐在沙发上，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脸­色­潮红，眼神有些呆滞，我以为父亲有些累，也就没在意。

第二天早上，父亲艰难地准时来到办公室，九点钟，最后一次纪检会议要给自己定­性­了。他微笑着，八点半，他拿起电话，给纪检组长打电话道：“老袁，到我屋里来一趟吧？”

很快，房门推开，矮胖的纪检组长，白胖的脸上堆着笑，说道：“老如，知道你会主动交代的，说吧！”

父亲艰难地支撑着身体站起来，微笑着说：“老袁，我是想交代，我想了好几天，还是觉得问心无愧呀！”

纪检组长怒不可遏，脸上的­肉­扭曲着，指着父亲说：“咱们会上见！”说着拉开门走了。

父亲追出去，大声说：“老袁，等等我，一起走！”楼道里过来过去的人，看着他们俩，公式似的点头问好。

纪检组长不得不放慢脚步，和父亲一起向楼下的会议室走去。到楼梯口，转弯处，父亲突然叫道：“老袁”！纪检组长头也没回，随着一声闷响，山似的身躯从他身边倒了下去，父亲跌倒在血泊中。会议室里边的、外边的­骚­动了，奔跑过来，把父亲送往医院。每个人都不忘厌恶地看一眼，伫立一旁，惊愕的纪检组长，仿佛他是凶手。

突发­性­“脑溢血”，让我失掉了父亲。天塌了，我和妹妹仿佛成了只会抽泣的“木乃伊”，被“善良的人们”关怀着、安慰着，安在飞给我们姐妹来支起了一片不大的天，同时正式以我丈夫的角­色­出现在众人面前。纪检组小无声息地撤了，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生廉洁、劳累过度、因公殉职。我并不知道父亲在接受纪检调查，当时我觉得对父亲的评价就该这样，根本没有觉察到安在飞父子的如释重负。

安在飞帮我们姐妹俩料理完父亲的后世，就带着满脸泪痕的我和妹妹，飞到了大洋彼岸。我也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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