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干­校。1973年7月至1974年9月我担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了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编辑与审稿工作。1974年10月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进了中央电台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这一简历说明，“文革”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处在中央电台广播宣传的第一线和领导岗位上，天天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诚惶诚恐。毋庸讳言，我在广播宣传中执行了那时错误的方针政策。在这样的大的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岗位上，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高低诚然可以减轻或加重由宣传舆论造成的损失，但无法根本避免。

“文革”期间，中国也曾经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发生过一些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进程和未来的前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到宣传小组不久，便面对重大新闻宣传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25日在极其紧张中保证了准确、及时地向全国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27日报道了北京市民观看卫星途经北京上空的动人情景。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几十年中遇到的最紧张、最忙乱的一次播出。

——1971年9月13日，当时被呼得山响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突然叛逃，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和前后强烈反差引起的震惊难以言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宣传报道上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保证了全国局势的稳定。

——不久，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的喜悦溢于言表，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指示全文刊播57国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致辞，完全按照发言次序，完全不加选择、不加删节、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中央电台创下了一次新闻节目播出6万多字、长达5个多小时的历史记录（记录新闻播出35个半小时），开创了新闻广播一次节目时间的最长记录。

——正在“文革”“打倒美帝”的Ｇao潮中，在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浪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惊人之举，1971年4月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面对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周恩来总理以高超的智慧缜密部署宣传报道上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原则，赢得了赞誉，保证了顺利转折过渡。

最难忘的是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宣传报道的紧张、复杂、艰难和巨大的政治压力，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境难平。

自序（3）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更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新闻界在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的压力，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悼念活动，但难有作为。4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