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转播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齐哀悼”。中央电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见附件二）

上午9时，刘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达了天安门。转播点设在西观礼台最东头的平台上，紧挨着临时搭起来的追悼大会的平台。建这个平台是很费心思的。原来打算在天安门城楼上开追悼会，但有许多难题不能解决：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挂在天安门城楼前面，而后面又挂不下；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站在什么地方?总不能站到遗像的后面去，无法向毛主席的遗像致默哀。后来才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之前、金水桥之北建一座平台。为此，工人们连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一直摆满了整个东西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参加追悼会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一大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100多万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除了啜泣声，无一点响动。

下午2点30分，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

我们到了现场，就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的转播稿、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自己配画面，要研究协调播音与画面的配合，又由于电视台两部摄像机出了故障，一时弄得很紧张。2点30分，中央电台转播人员各就各位，等待着2点50分开始转播。到时，转播准时开始。下面就把我在转播后记录下来的情景抄录于下：

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传来的啜泣声，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这是转播，一切那么静、那么庄严，当然不能用声音指挥播音，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住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各种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静下来。转播临近了，我轻轻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时间到了，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全国、全世界!啊，我们准时开始转播了!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0）

开始，方明太紧张了(其实，我的手里也出了汗)，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试播时慢，我只好临时压缩间隔时间。

转播与大会的衔接恰到好处。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后，奏起了哀乐，广场上爆发出哭泣声，根据上级的要求，实况中的哭泣声要适当掌握音量，与哀乐相比不能太突出。

转播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当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而转播顺利结束时，合上了话筒的开关，我长长地吸了口气，大家彼此默默地紧紧地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转播稿见附件一)

根据事先的安排，转播完大会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这是由广播大楼里播放的。

对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转播，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的祖国在静默，8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追悼会后，中央电台接连播出大会实况（含华国锋致悼词）和由播音员播录的悼词。

9月18日共播出：追悼大会实况11次；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 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Ｇao潮已经过去，但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电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9月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审定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播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电台的慎重考虑,与治丧气氛相适应,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改为机关单位等基层的座谈活动。

至此，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结束。现将这一期间主要内容播出的时间、次数做一统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主要内容播出时间次数统计

《告各族人民书》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丧委员会名单》9~11日(3天)47次

悼词(单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会实况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会预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众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农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种悼念通讯16~25日(10天)111次

国际唁电(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论16~18日(3天)23次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1）

国际新闻报道(含外国悼念函电)27次

这一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前无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2）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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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新华社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民意被“四人帮”扼杀了。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位伟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竭力压制和降低治丧报道规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经历了艰难曲折，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顶着种种压力走过来的。这是中央电台历史的重要一页。以下所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本来面貌。

噩耗传来 全台悲恸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约在7点10分左右，中央电台政治处的高聚成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低声而急促地说：“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

我急忙起身往外走，从他紧张的神态中，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刚走到剧场前厅，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周总理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紧缩。谁也没有再说话，赶紧向办公室走，不，简直是跑。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三位台领导，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到了中央电台台长办公室，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都先期来了。他们满含眼泪，低声问：“你知道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是沉默，沉默。还是杨祚铭先说了话：“光知道总理好久没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是那么消瘦，可没想到……”

这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了许多许多。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夜辛劳，光是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操­碎了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建起来的。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起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军民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周副主席，他领导了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克服重重困难，1940年12月30日办起了中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使用的第一台广播发­射­机，就是周副主席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们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从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后再没有公开出面，可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当他病重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了总理；当他病危时，“四人帮”又以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批判、打倒邓小平。周总理正是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而去的啊！

当天夜里，广播局局长邓岗到治丧委员会开会去了，他打回电话来说，当晚有可能播出讣告。我们赶紧派人(那时家中都没有电话)把刚回家的中央电台各部门的负责人找回来，宣布了这一极其悲痛的消息，大家泣不成声,有的放声大哭。我提出了几项安排和要求，要大家迅速做好准备，保证安全播音。随后，各部门的同志闻讯赶来了，各自坚守岗位，广播大楼的灯光彻夜未熄。

根据以往治丧报道的情况，首先播出讣告，要认真领会讣告的内容、重点，研究和把握播音的基调、情绪和速度，要准备好录音、复制和播出安排；另外，准备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有时与讣告一起播出，有时分别播出；第三，准备播出哀乐，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1分30秒的、2分25秒的和3分35秒的，这次用3分35秒的哀乐；第四，组织记者报道吊唁活动，播出纪念文章，报道各地和各方面的反应，播出外国领导人唁电；笫五，随时准备撤换其他节目，有些播出节目要重新录音和制作，以求内容、气氛上的协调一致；第六，停播一切文艺节目；第七，准备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2）

宣传安排 令人不解

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是有一定规格的，依其职位和贡献大小而有所区别。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如何呢？我们急切想知道中央的宣传安排。8日夜，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会回来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的宣传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讣告可以比他们的“多播一些”。接着，是一连串的“不”：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等等。一位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国总理的治丧报道，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