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的喜悦溢于言表，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联大，指示全文刊播57国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致辞，完全按照发言次序，完全不加选择、不加删节、没有政治倾向地客观报道，让听众去评判。中央电台创下了一次新闻节目播出6万多字、长达5个多小时的历史记录（记录新闻播出35个半小时），开创了新闻广播一次节目时间的最长记录。

——正在“文革”“打倒美帝”的Ｇao潮中，在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浪中，毛主席高瞻远瞩，做出惊人之举，1971年4月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随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面对隔绝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周恩来总理以高超的智慧缜密部署宣传报道上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原则，赢得了赞誉，保证了顺利转折过渡。

最难忘的是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宣传报道的紧张、复杂、艰难和巨大的政治压力，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境难平。

自序（3）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而“四人帮”却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更激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愤怒，新闻界在想方设法抵制“四人帮”的压力，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悼念活动，但难有作为。4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

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听众的需求和媒体之间出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电视的崛起，都强烈需要中央电台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改革？无先例可循，“万事开头难”；宣传改革易，自身改革难，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旧难为继，放开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河”。新闻改革既有巨大的动力，也有顽强的阻力。就中央电台而言，这是个老台、大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节目、风格和结构，“文革”后又刚刚恢复了以前众多的名牌节目，这是几代广播人的财富，要改革“船大难掉头”；中央电台有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的队伍，有光荣的传统，但改革需要新思维新观念，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总在顽强地表现。中央电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改革，从讨论“广播自己走路”开始作理论准备，逐步作局部节目调整，但进展缓慢，直至1985年底才开始了全面的不停顿的艰难改革的历程。

——1986年中央电台正式提出了“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更好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全面改革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全台的节目设置、方针和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取消、合并和新设一部分节目，同时改革播音，设节目主持人。1987年元旦出台了新方案，突出了重点新闻，创办了《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等，很快赢得了听众。

——1987年7月中央电台在全面改革基础上又瞄准新闻进行重点改革。新闻是中央电台的主体，它的变化如何是中央电台改革的标志。这次改革的着重点是拓宽新闻报道面，增加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提倡重大新闻活动的现场直播和记者的现场口头报道，加强广播评论等，同时详细研究确定了新闻节目的布局和分工，实现了第一、第二套节目相交叉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节目。

——1991年中央电台主要围绕专题和文艺节目进行了第三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可以提前，因“北京政治风波”而延缓。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着眼于全台宣传质量，使节目设置与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战略部署相对应，与听众的收听习惯相适应；发挥全台优势，促进“三提高”：提高宣传质量，提高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改革以调整节目布局和结构为重点，将有关同类节目合并和改造，设置了6个板块节目，分别安排在各自听众相对集中的“黄金时间”播出，设主持人。

——1992年中央电台还准备进行一项改革，设想在新闻报道中充分利用广播和中央电台“两个优势”，把《全国联播》办成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当地广播记者的现场即时报道节目；设想把不同类型的节目办成专题频道。但未来得及展开，我就离开了中央电台。

在每次改革中，同时对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和对台湾广播作了调整改革，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行政工作与后勤服务等都作了统一改革。这期间也是全国广播界改革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很有首创­性­的节目，创新了节目设置和编排形式，振奋了广播人的­精­神，不仅走出了被电视冲击造成的“广播低谷”，更深化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进取的过程，以上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Сhā曲，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

1993年4月，我被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从此迈进了对外宣传战线，工作了8年多。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次调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工作的变动使我由对内宣传转向了对外宣传，由广播转向了书刊、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由以中文为主的宣传转向了以外文为主的宣传，由具体参与一个单位的宣传工作转向了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宏观策划与管理。

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非常看重广播，非常看重对内宣传，而对对外宣传却很生疏，很少接触，很少了解。走进对外宣传，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对外宣传工作具有特殊­性­，它内涵丰富，面对的是一个广阔复杂的世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发展前景的事业。中国对内与对外宣传工作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犹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服务于我国工作全局和内外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长时间里两个轮子的转速不同，对外宣传的特­性­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从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外宣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外宣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迫切要求，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种“两厢情愿”的主客观需求，为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国经济和信息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对外宣传从来没有过的广阔空间；和平、发展、合作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有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变化。

自序（5）

我在外宣战线工作的8年中，前4年多虽然参与中央外宣办工作的研究，但主要是在中国外文局；后3年多主要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一直以对外出版发行书刊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创造了外宣业绩，也创造了丰富的外宣经验，涌现出一批真正懂外宣的人才，像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沈苏儒等，都是中外颇有名气的中国外宣专家，而且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对我学习和从事外宣大有裨益。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又为我了解中央外宣决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给了我一个从全局、宏观了解和把握外宣的机会，有一种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的切实感受。多年的积累告诉我，正确地把握全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不谋全局，不识一域”。在这期间我具体分管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国际问题的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对这些事件总体的认识和结论留待历史去评说。

2008年10月于北京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2）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6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电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钟。

并机播出。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电台经常采用的做法。什么叫并机?当时，中央电台有4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4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除了中央电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3）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告气氛相协调。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评的。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 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4）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时间，犹如弹琴、写文章定调子和找感觉一般。许多领导、专家在场，品头论足，众说不一，能做到大多数人认可实属不易。2560字的稿子，录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1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约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北京电视台用中央电台的录音)。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而赢得了下午4点钟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在首播之后，又由女播音员赵培录了《告各族人民书》。

这样，首次播出的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

下午4时播出 “地球停止了转动”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的外国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据《参考消息》载，中央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报道的具体时间分别是：

路透社：下午4点零6分；

美联社(东京电)：下午4点零7分；

路透社(香港电)：下午4点零9分；

合众社(东京电)：下午4点10分；

法新社(香港电)：下午4点15分。

它们都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主要事实，然后不断深化、完善。下午4点28分，路透社向驻北京和各大国的分社发出内部通报，要记者赶快补发各方面，特别是政要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其他通讯社也发出了类似的“内部通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5）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发生后的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将在最后部分向读者作详细说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过程中，上级通知下午6时播出《公告》，这就忙着录音、合成节目，重新安排播出时间。接着，上级又通知下午8点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从凌晨到晚间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并机播出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10点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59分50秒，正好每个小时播一遍。

当天播出的次数是：《告各族人民书》13次，《治丧委员会名单》6次，《公告》9次。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用记录新闻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刊用。

9月9日夜，全台职工通宵未眠。

空前绝后 25天的治丧报道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电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事实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内容的节目，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综合报道瞻仰毛主席遗容，播发“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社论，介绍各报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发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知名人士的唁电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采访首都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报道小组，这个小组从采访、编辑、审定稿件、录音制作，直到合成节目，把成品交给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安排播出。全台节目统一安排，许多节目不挂牌子。

为此，节目时间可以随意延长。一次节目有多长?拿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新闻报摘》节目为例，9月10日为65分钟；11日为5小时20分钟；以后也常在四五个小时之间，而最长的是12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从早晨6点30分，一直延长到中午1点钟，共长达6小时30分，创下《新闻报摘》节目一次播音的最长记录！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长，可是晚上8点的《全国联播》节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30分，而实际上全天播音是在凌晨1点35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原来的节目分成几次节目，化整为零播出。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此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电台归纳整理，提出了对播出这些内容几项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谈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过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6）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