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年底，省人大内司委正式立案，确认我的案子系错案，应予纠正。但事过近一年，没有结果。遂触景生，写出此文。这期间，经郭树兴运作，我回到《西安晚报》副刊部当了一段“打工编辑”。图为与副刊部友人郭树兴，刘小荣，高亚平，徐晓红等同游六村堡万亩桃园。

等待平反的日子

2001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我终于为《血沃高原》这部历时三月、伏案疾书的长卷画上了最后的标点。这标点不是句号，而是一串酷似泪水的“……”。因为，最后一节写的是将军的葬礼。

我用深的泪水为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送行，虽然，将军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伸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我将椅子挪到离书桌一米以外的地方，点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片刻，眼前便漫起一缕缕烟雾。

烟雾缭绕中，我回到了那个雨烟迷蒙的深夜……

半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国庆期间，我和作家韩起住在城东北、浐河岸边的一个名为“西部渔港度假村”的客房里。我们是应省高管局（高速公路管理局）邀请，为即将建成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们写一部报告文学，或者说为他们树碑立传。那天晚上秋雨潇潇，大约9点多钟时，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来找我，来人叫赵秉森，和我有过一两面之交，他妻子李丽玮是出版社的编辑，他是解放军驻陕某部的师政委，大校军衔。

赵秉森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舅父是位老红军，生前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老人1998年去世后，甘肃省委曾组织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但我舅母觉得写得不好，通不过，就对我说，听说你们陕西的作家很厉害，你在陕西请位作家为你舅重新写吧！说老实话徐老师，来这以前我是做了多方面调查的，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妻子，都推荐的是你……”

我有些感动，便问他：“下这么大的雨，到这里来的路又很难走，这么晚了，你是咋来的？”

赵秉森就笑：“哈……有车。这样才显出我们请你的诚意嘛！”

“可是……”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敢答应他。我知道，能当上“中顾委”委员的人，一定是当地资格最老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我却是个身背着“劳改释放犯”恶名漂泊于市井江湖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上的巨大反差——用古人的话来说，一个是“居庙堂之高”的重臣、高官，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民，让我诚惶诚恐。

赵大校举手截住了我的话头：“我知道你想说啥。徐老师，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做过调查，你那案子是公认的冤案，你这个人却是公认的好人。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都没说的。不然我不会顶风冒雨稀泥大喳地跑这来。这事我就认定了你啦！”

我这人不怕打压，就怕“抬举”，大校的一番慷慨陈词，真意切，引爆了我胸中的一腔“江湖义气”。

“好啦，就冲你老弟的这份信任，这事我­干­！”

至年底，我和老韩完成了那部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我便只身转移“战场”，住进了西稍门外的一家小宾馆，开始为黄罗斌将军写传。

黄罗斌是陕西蒲城人，16岁参加革命，先后任渭北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政委、团长、旅长、师长，身经百战，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刘志丹手下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宁夏、甘肃党政主要领导。一生充满传奇，命运却大起大落……为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开国功臣写传，其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下至小士兵。而他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事件，几乎就是一部从“红军草创”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传记不同于小说，不能杜撰虚构，书中的每个事件、每个人物都要和历史的真实——党史、军史对上号。书写成要送中央党史办审查呢！

黄罗斌的夫人从兰州寄了五箱子资料，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反复比对求证，又采访了十几位健在的黄的战友，直到3月初才开始动笔，每天写一万字左右。小宾馆临着马路，我在日夜呼啸着的车辆声中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共和国高级将领的传记，写尽了他82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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