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在车间的钳工案上，我写出了第一唱给工人的赞歌。ww***那是一段山东快书，题目《英雄大战火焰山》。几天后，我亲自粉墨登场，在全厂的文艺晚会上为两千多名工人演出，台下掌声如潮。不久，我又写了一段对口词《我们是工人阶级新一代》，厂里竟将这玩意儿按通讯稿的惯例，推荐给电台、报社。广播电台由两位著名播音员播出，《西安日报》以1/3的版面在头条刊载……

那年，我18岁，是穿一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的小徒工。

20年后，当我的一篇为普通女工立传的散文在都的《工人日报》获奖时，编辑让我写篇创作体会。我想到了我的学徒生涯，想到我的笨拙和师傅们的宽容厚爱，于是便真依依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不敢忘记他们》。

真的不敢忘记他们，我的工人师傅们、弟兄们！虽然他们没有帮我成为一名优秀的钳工（那是因为我朽木不可雕），却扶我走上了文学之路，用挚爱，用宽容，用理解，用掌声，乃至用他们的心血与汗水！当我熬到了师傅的份上，我的徒弟们也看出了我这个师傅不是­干­活的料（说白了：这师傅是个混出来的假冒伪劣品）时，每逢到了抢修现场，徒弟们便找把小凳儿或摞几块砖头，对我说：师傅，你坐这，指点指点就行，出力的活让我们来­干­。ww厂里的活不让我出力，就连我家的买煤买面搬东西刷房子，工人弟兄们也说：师傅，你歇着，看你的书写你的字去，这些活我们全包了，只要你能给咱写几篇好文章……

我是在工人们的呵护下走过这风风雨雨的人生之旅的啊！

“文革”风暴初起，我被打成“小三家村”，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一时惊慌失措。那个雨烟朦胧的夜晚，我在工厂旁边的护城河边苦苦徘徊……师兄弟们到处找我，扯着嗓子在雨雾中喊着我的小名：“毛三……毛三……”当师兄脱下工作服裹住**的我，搂着我的肩膀朝宿舍走时，小师弟竟在我ρi股上踹了一脚，骂一声：还像个工人么！还像个男子汉么！

啊，这一脚真踹得好！抹去满脸泪与雨的混合物，我觉得，所有的懦弱被这一脚踹散了，所有的忧郁都在骂声中远去了。

以后，我离开了工厂，走上了我一生苦苦迷恋的文学之路。我曾有过炫目的桂冠，有过一时的辉煌。我曾踌躇满志，神采飞扬……但那时，我的工人兄弟们没有一个人登门求我帮他们开一扇方便之门。然而，当一阵突兀而来的风雨将我从辉煌的山巅吹落于深深的谷底时，睁开酸涩的双眼，我听到的第一声呼唤仍是工人弟兄们真而焦灼的声音。

我当年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厂工会主席、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大姐用温热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殷殷切切地说：回来吧，工人们理解你。你是咱工厂走出去的孩子呀！你在外面受了伤，你就回家来嘛……

哦，那一刻，我潸然泪下……在此以前，虽饱经磨难，在血与火的磨砺中我没有掉过一滴泪——我在泪雨朦胧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我生命之所依。

我知道，我的生命中注入的是工人弟兄们澎湃的热血，而我的生命与热血只有在工人之间才能澎湃如潮，炽热如火！

我回来了，我的师傅们却大多退休了。可他们还是来看我，拉我到他们家吃饭、喝酒、聊天，让我帮他们读家书、写信，帮他们的儿子们孙子们补语文课，给孩子们起名字……这一切，我皆欣然从命。

一帮子年轻的工人，总是跟我没大没小地嬉闹；车间里搞活动，总要将我拽去，让我吼两嗓子海派京剧或秦腔，于是满堂喝彩，满堂闹笑；班组外出春游，也要将我拉到车上，到了山林绿野间，几个人一嘀咕，猛地将我抬起来，“咚咚”打一阵“夯”，浪漫的笑声便摇动了山林……他们问我：该把你叫啥呢？叫叔？我们有点吃亏；叫哥？你又有些吃亏，­干­脆就叫叔哥吧！

众人为这“伟大的明”而欢呼雀跃，“徐——叔——哥”……我就笑着叫他们“瓜兄弟，傻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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