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一厅的楼房，那只是总面积16平米的厦子房，因为中间有半截隔墙便被称为套间房。房子是土木结构，由于年久失修，土坯墙斑斑驳驳，屋顶上的瓦块多有残缺，屋子里到处是褐­色­的水渍。

这房子少不了要收拾。一位在建筑公司当工人的老同学邀来他的几位工友，帮我重新泥了墙，重新铺排了房上的瓦；用苇秆扎了顶棚，上面铺了几张高粱秆织的席……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居室装修。不过我却没花几个钱。料钱花了二三十元；工钱一分不付，全是“友出场”，顶多是一壶茶水，几盒一毛八分钱的“宝成”烟。

搬来的时候，蜜月尚未度完，因此，这里应是我的“第二新房”了。

第二新房比第一新房感觉好多了，不仅是地方宽敞，而且心也不一样。这毕竟是自己的财产，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

这个小屋归属我名下整整三年。按说，我应当在这里安安生生地住上三年，可因了我的一时热冲动，进住小屋不满一年，我又进行了一次荒唐的搬迁。

那时，我所在的那个“准劳改场”的小厂撤销，并入了灞河岸边的大厂——西安建材厂。我到新厂不久，不知谁把我会写东西的秘密泄露出去了（在此以前，我已经折笔为誓，不再写东西了）。一天，这个厂的子弟学校校长到车间找我，很诚恳地邀请我到子校来当教书先生。校长说：误人子弟是教师最大的罪过啊！你看，国家忙着搞运动，教师奇缺，咱不能眼看着孩子们荒了学习啊！你前些年在报上的作品我读过，很有水平，学校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啊……

我是个经不住别人抬举、更承受不了别人“煽”的人，校长一番感炽热的话便使我“忘了自己”。一时冲动，我脱口说出一个字来：“行。”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能不能在学校为我找间房子，我家离此实在是太远了（30多里）！要­干­，我就得连家搬来，好好教课。校长也说了一个字：行！当天下午就拉着我到学校，指着一间大教室说：你就住这吧。

155.上卷.向谁倾诉（51）

( 好家伙，这间教室能比我那小屋至少大出三倍！

第二天，校长为我找了一辆大卡车，又找了两位青年教师帮忙。ww我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踢里窟咚地就将家搬进了学校的大教室。

我那点家当，放在这教室里，连一个角也填不满。老实的妻子居然调侃地说：你在这可以支个场子，耍猴子玩杂技……

这个可供耍猴玩杂技的新房只容纳了我一天，准确地说只是一个风凉的夏夜。

第二天早上，校长找我，一改前日的热豪放，木木讷讷地说：唉，昨天你搬家，动静太大，不知谁给厂党委打了小报告。今早书记找我，他说……他说……

看到校长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心里突然明白了。我平静地对校长说：噢，书记大概是说，那小子是地主狗崽子，又写过歪诗，是“三家村”的孝子贤孙，怎么能让他去给工人阶级的下一代当老师呢？对不？

校长无，满面惆怅。

我说：好，你别为难，我立马就把家搬走。明天我照旧回车间­干­活。

当天中午，还是先一天用的那辆卡车，又将我全部家当运回了我的那间小屋。

车轮滚滚，一路飞土扬尘。

车上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坐在车厢内的我和妻子却相顾无……

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

我所买的那套房子位于市内的东四路与东五路中间的一条小巷内，距繁华的解放路不过几百米，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用现在的话可称为黄金地段。那地方前几年就已经进行了旧房拆迁，拆迁后建成了一座中档宾馆。有内行朋友帮我做过估算：我那房子如果放到现在，最少三十万元或者换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可是，我在那所以民间契约形式算在我名下的房子里只住了三年，便将房子又卖给了原来的主人。卖价与买价相等：四百元。

有朋友调侃我，说我是仨钱买俩钱卖，不图赚钱只图快。

可我有我的难处。

1971年我调到位于西郊的水泥厂工作，妻子也按新工招进了这个厂。这是个新建的厂子，我们属第一批进来的工人。当时新建的宿舍楼空了很多房子，管理也很松。有位和我私交不错的领导暗示我：先占一间房，以免受上下班的奔波之苦。我一时鬼迷心窍，就决定将家搬到厂里来。

听说我要搬家，这个房子的旧主人（即我姐同院那位老太太的儿媳­妇­）就托人找我说。说是根据现在的政策，她那被遣返原籍的父母有可能落实政策重新返城。一旦回城，老人就没有栖身之所了。那房子如果你不住了，是不是再卖给我们？价钱么，随行就市，按现在的行，你出个价……

几乎在她托人说的同时，有人已经愿意出四千元买这间房子了。如果我稍微板一下面孔，完全可以大赚一把：要知道，四千元在当时对于我们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尽管我怎么卖都不违背“原则”，因为我有买房契约。而我却觉得，除了“原则”之外，人还要讲个感，讲个义气。当初，人家在咱困难的时候主动卖房给咱，解除了咱新婚寄人篱下的困窘；如今人家有了困难，咱能只顾赚钱而不顾人家的难处么？

于是我对说合的人说：不管什么行不行，她啥价卖给我，我啥钱退给她，就算我借她房子白住了三年吧。

对这件事的处理，多少年来没有人不骂我是“冒傻气”的，可我至今无怨无悔。

我将家搬到了厂单身宿舍。从此不再黎明即起，踏月而归，顶风沐雨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奔波了。

然而，好景不长。不出三个月，厂里呼呼啦啦一下子招进了六七百名新工，单身宿舍立刻紧张起来。厂里管房子的后勤科长不得不勒令我将家搬出来。不过，我和妻都是技术工人，厂里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分房时还是设法给了一点照顾。安排我妻住在二楼（二楼是女工宿舍）给她的房内只安排了一个女徒工，剩余的地方还可以放我们的家具灶具；安排我住在三楼和两位男徒工同住一室，和妻只隔一层楼板。

156.上卷.向谁倾诉（52）

( 家，就这样被分割了。***

隔着一层槽型楼板，我和妻用“­鸡­犬之声相闻”来形容都不准确。说句粗话：我半夜起夜小解，“水声”都能惊动妻子的梦；而妻在下面打个喷嚏，我心里就猛地“咯噔”一下：是不是感冒了？

白天，我还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吃顿饭什么的，而一到晚上，我们就只好“天各一方”了。

一层一拃厚的楼板，胜似一条天河，我们过着牛郎织女似的生活。

讲个狼狈得让人羞于启齿的故事——

过春节了，厂里这帮从农村招来的新工都回家了。我和妻便趁此良机过几天夫妻生活。头一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午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散了我们的鸳鸯梦。敲门的是和妻同室的那个女徒工。妻一把将我的头摁进被窝，起身开门。我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听她们对话。原来，那姑娘回家后，家里非逼着她和一个她不爱的农村青年在春节期间举行订婚仪式，姑娘一气之下便连夜搭车回到厂里……

她们谈话，我却连咳嗽都不敢咳出声，憋得脸都紫了。

好在那姑娘太累了，不一会儿就上床睡着了。我悄悄钻出被窝，摸黑穿好衣服，光着脚溜出了房子。妻送我到门口时，一声幽幽的叹息，眼泪便流了下来：

“咱这过的是啥日子呀……”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趁别人不在时“幽会”了。二、三楼之间仅有十几个台阶，可我们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家。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年，直到我们的二儿子出世之后，厂里的家属楼竣工，我们分到了一套一间半的简易房。可那时，我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82。5元，还要养活两个孩子，能不断炊烟就算计划得好的了，谈什么装饰啊！

那时也不兴这个。

我说漂泊苦愿君常安乐

话扯到这儿，你会不会说我是在“忆苦思甜”？不，不是。我知道“忆苦思甜”这个字是有特定的使用范围，那是指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我还是混沌未开的“孩”，我没资格去忆。我上面讲的都是新社会的事，是狼狈些，尴尬些，但也说不上就是苦难。何况，这些事大都生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整个民族都过得不安宁，岂能有我个人的逍遥。再说，造成我漂泊不定的，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很多都是我的­性­格使然。一位懂哲学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研究个人悲剧的时候，往往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而忽略了个人的­性­格因素。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格才是造成人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我历来很赞成一个著名的格：­性­格即命运。看了前面我讲的那些往事，你大概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之漂泊，居无定所，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我不会动脑子、深思熟虑、思前想后，而是全凭感用事，一时冲动便“说走咱就走”了。俗话说，人没长前后眼，这话对，二郎神长了三只眼也都在前面。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可以用脑子去想去计算去策划去衡量得失权衡利弊啊！我就不行。要不人们怎么把我们这号人称为“书呆子”呢？这个称谓对我是一点也不冤枉。

以后我还搬过几次家，一一说出来，怕你说我是在翻流水账。简单地说说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工厂调出来去主办一个文艺杂志，不久，妻也从西郊调到北郊一个工厂。西郊的领导便说：俩人都调走了，厂里分给你们的房子就得交出来。这要求合合理，咱只有照办。交了房子，我又没有住处了，便厚着脸皮挤在岳父家中。其实，那年头人调走了，房子仍占着不交的多得很。那要能赖，能跟领导胡搅蛮缠。可我不行，天生的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就得活受罪，怨谁去？

在岳父家混总不是长事，咱又不是上门女婿。于是便在农村租房。那几年，房租不断上涨，到了无力承受的时候，只好另找地方。到了1983年夏末秋初，这城市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连­阴­雨，一下就是40多天。我租住的农民的房子几乎有被雨水泡塌的危险，屋子里整日“流水叮咚”，人在屋里走都得穿雨靴，床上罩块大塑料布，晚上睡觉都不揭掉。这时，我的一位文学朋友主动提出，让我搬到她岳母那里去住。她岳母在城里，紧靠北城墙的一条小巷，独门小院，一排4间平房。我在潇潇秋雨中搬进这座小院。

157.上卷.向谁倾诉（53）

( 小院南有大楼，北有城墙，阳光很难照进来，所以就长满青苔，砖铺的地面泛着墨绿­色­的藓。我住的那间屋，潮湿不说，墙上还有不少扭曲的裂缝。冬天，这屋里活像一个冷库。最热闹的要数顶棚。顶棚是纸糊的，成群的老鼠日夜在上面追逐嬉戏，撕咬糊棚的糨糊。前年，我和几个朋友联手策划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一个穷文人。用什么细节来表现这个穷文人的潦倒困窘呢？我有主意。我说：晚上，穷文人趴在桌子上写文章，顶棚上老鼠的奔逐声搅得他无法静心写作。于是，他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冲着顶棚“喵……喵”地学猫叫，老鼠们果然静了下来……过一会儿，老鼠又闹，穷文人又学猫叫。如此折腾到天边曙­色­初露……几位朋友都说这个细节好，生动，属于“神来之笔”。我心头却无限凄凉酸涩。这哪是什么神来之笔呀，这就是我在这小院住时的真实写照！

后来，我老婆的工厂给她分了间房子，平房，跟我在城里那间老鼠作乱的小屋差不多。这时两个儿子都成了中学生了，不能和我老两口挤在一间屋子里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给两个儿子搭了间木板顶的小屋。再后来就分到了现在这套一间半的单元套房。

这是我前半生住的最好的房子：水厕到户，有厨房，有客厅，有晾台，一大一小两间卧室，窗子向阳，实用面积40平米，不错，挺不错。ww

但是，“挺不错”的感觉很快就被现实打碎了：儿子都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这点地方怎么安置？我是个靠写文章谋生的人，书房只能安在狭窄的晾台上，书籍资料堆积如山而无法理出个整洁来，不由得暗自长叹……

我在等待，等待我的第十三次搬迁。我想我会等到的。到那时，我也会“装出一个自己的家”的。

我相信：是船，总会有靠岸的时候！

后记：平反后，报社为我购买了一套新房。2002年4月，我搬入新家。我想：这应当是我最后一次搬迁吧？因为，船，靠岸了……图为乔迁之际，朋友们赶来祝贺。

落个好心

我决定去找老同学白周颂，向他退掉那张储蓄卡。

老同学是一家国营大型商业公司的老总，麾下拥有数亿资产、几千号人马。去年初，我因在他的商场买一件小商品与他不期而遇。老同学问我在何处高就。我说，现在是不在官场亦不在商场，只靠一支笔写点臭文章谋生。老同学便骂：你老兄不够意思，我看过你给别人写了那么多文章，为啥不给兄弟的公司写点？你是怕兄弟出不起润笔钱？

我笑着反­唇­相讥：你老弟是大老板，大人物咱一律敬而远之。

白周颂苦笑着摇了摇头，脸上便晴天转­阴­：唉，现在的老板不好当啊！

白周颂跟我商量：你不妨到我公司挂个职，公司需要你这号人。你照当你的作家，照写你的文章，我这有事了就叫你，没事你就不用来。工资嘛，每月我给你存到银行，给你办个储蓄卡。

我想了想，说：行。

没几天，白周颂打电话叫我。我去了。白周颂捧出一个书面烫金字的聘书，上面给我的头衔竟然是公司副总经理！

我连忙摇手：老弟，这官太大了，我不敢接……

老同学骂了句粗话，没等我反击，劳资处长便将储蓄卡送来了。

唉，那就当这个冒牌的“副总”吧！从此，我每月有了七百元的固定收入。实话实说：仅靠我爬格子每月也足能爬出这个数来，但工资是旱涝保收，有它垫底，再爬格子就从容得多了。

可我不能白拿人家的工钱，自打接到聘书后，我就经常到公司“搜事”。我也的确为公司­干­过不少体面的事。所以，每当我揣着那份储蓄卡去银行取钱时，我的心态是平静的。我觉得我对得住这笔工钱，对得住老同学对我的信任。

这种心态保持了一段时间。今年春上，我的心开始动摇了。

原因是：去年入秋之后，全国的商业零售业突然出现大滑坡。大趋势如此，老同学的那家公司又岂能一枝独秀？

158.上卷.向谁倾诉（54）

( 我还是常常到公司去，问问有啥事需要我出力。ww***可白周颂为了撑住那“下坡的碌碡”，忙得脚不沾地，总是对我说：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每月还按时给我的卡上打钱，我这不是无功受禄么？

那天，我对周颂说：你给劳资上说说，我的工资就不要再了。

白周颂说：咱这么大的公司，哪在乎你那几百块钱。没事没事！

老同学越说没事，我心里越毛。人家数千员工正在苦渡难关，我搭不上手，却拿着比一般员工高出近一倍的工钱，我问心何安？

我越来越觉得那钱烫手挠心。

我对妻说：这工资一定得退掉！

妻说：也是，朋友在难处，不能白拿人家的钱。不过，这一退咱就紧了点。紧点就紧点吧。

我怕老同学忙，没时间听我把话说明白，便事先写好一封信，信上说：不拿工钱不是不要交，今后有什么事，我绝对是招之即来……

周颂长叹一声：唉，还是那么迂！文人清高，好了，我成全你。ww

“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我终于将那份储蓄卡收藏起来，作为一段友的纪念。收藏好后，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真是如释重负。

从此，我便少了那份旱涝保收的收入，却落了一个好心。

好心比啥都金贵！

桃林漫步

年年清明，总要揣一沓纸钱，到东郊的洪庆原去祭拜老娘。当纸钱化作灰屑随风飘散后，抹一把蒙眬的泪眼，懒懒地走下原坡，便踅进了那片桃林。桃林在川道上，左边就是灞河，灞柳顺蜿蜒的河堤逶逦成行。柳是最早感悟春风的，至清明，岸柳已织就一道绿­色­的屏障，呵护着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桃林。近看一朵桃花，花是粉红­色­的，而极目远眺桃林，却是闪闪烁烁一片嫣红。映得天上的云、林间的渠水也泛出红晕来。早春的风悄然漫过桃林，万千枝怒放的桃花袅娜摇曳，如花海漾起轻波。人行花间，心也随花阵一齐摇曳了。

桃林间有绿茵掩映的小径，小径又被桃花拥簇；桃林间有婆娑的绿树，绿叶又被桃花举起；桃林间有茅庵草舍，却不曾见与桃花相映成趣的村姑；桃林静悄悄，偶尔有小鸟飞过，洒下几声清丽的啁啾。风过桃林，留下无字的吟咏……

年年都从桃林过，年年留下不同的感怀。少年得志时，视桃花如丽人，穿行桃林，一路轻狂的歌；中年困顿时，视桃林如故乡，踽踽而行，伴着幽幽乡愁。而今生命靠近夕阳，桃林独步，望满目红粉，却感到一种孤独的凄凉。

尽管如此，心中却总是忘不掉那片桃林。

今年清明，依旧从坟地踅入桃林。

灞河堤上绿柳依然逐风抖擞，如美人秀飘逸；桃林依然横看成排竖成行，早春的风还在桃林间吟唱。可是，桃花呢？桃树向天伸出紫檀­色­的枝­干­。十里桃林，竟不见一点桃红！

我惊愕地站在依旧被绿草掩映的小径上，没有了桃花的遮掩，原野上的我只剩下了孤独。

是开花的时节了，那桃花为何还不开放呢？我困惑地摇摇头，错了吗？没有。今儿就是清明节啊！

不见桃花消息，心便如这旷野空落落的，双腿也就失落了气力，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掏出烟来，默默地抽着。……

归去。步履散漫。心中郁郁然。

路边有一农人，呆呆地站着，呆呆地望着我。那老农定是为我而困惑：这家伙西装革履的，一个人在这瞎逛悠啥哩？

寂寞中的我，便主动与老农搭讪：请问，这桃花为啥还不开？

老农似恍然大悟般“噢”了一声，慢腾腾地说：今春气温一直上不来，桃花要迟开几天。昨天已经露出骨朵来了。快了。是花，迟早总是要开的么。春寒再长也有个尽头……

我俯身看去，噢，果然那桃树的枝丫间已有紫红­色­的骨朵儿拱出来，于是便恍然悟出：务桃的农人比我这赏花的闲人对花的期盼要心重得多，也仔细得多。

告别老农，我穿过桃林，沿柳堤走向公路，风过柳堤，满堤婀娜的柳枝告诉我，相信岁月，这是──春天。心里便念了老农的话：是花，迟早总是要开的！我又何必如此急呢？

159.上卷.向谁倾诉（55）

( 1995年底，省人大内司委正式立案，确认我的案子系错案，应予纠正。但事过近一年，没有结果。遂触景生，写出此文。这期间，经郭树兴运作，我回到《西安晚报》副刊部当了一段“打工编辑”。图为与副刊部友人郭树兴，刘小荣，高亚平，徐晓红等同游六村堡万亩桃园。

等待平反的日子

2001年4月3日上午10时许，我终于为《血沃高原》这部历时三月、伏案疾书的长卷画上了最后的标点。这标点不是句号，而是一串酷似泪水的“……”。因为，最后一节写的是将军的葬礼。

我用深的泪水为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送行，虽然，将军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伸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我将椅子挪到离书桌一米以外的地方，点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片刻，眼前便漫起一缕缕烟雾。

烟雾缭绕中，我回到了那个雨烟迷蒙的深夜……

半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国庆期间，我和作家韩起住在城东北、浐河岸边的一个名为“西部渔港度假村”的客房里。我们是应省高管局（高速公路管理局）邀请，为即将建成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们写一部报告文学，或者说为他们树碑立传。那天晚上秋雨潇潇，大约9点多钟时，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来找我，来人叫赵秉森，和我有过一两面之交，他妻子李丽玮是出版社的编辑，他是解放军驻陕某部的师政委，大校军衔。

赵秉森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舅父是位老红军，生前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老人1998年去世后，甘肃省委曾组织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但我舅母觉得写得不好，通不过，就对我说，听说你们陕西的作家很厉害，你在陕西请位作家为你舅重新写吧！说老实话徐老师，来这以前我是做了多方面调查的，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妻子，都推荐的是你……”

我有些感动，便问他：“下这么大的雨，到这里来的路又很难走，这么晚了，你是咋来的？”

赵秉森就笑：“哈……有车。这样才显出我们请你的诚意嘛！”

“可是……”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敢答应他。我知道，能当上“中顾委”委员的人，一定是当地资格最老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我却是个身背着“劳改释放犯”恶名漂泊于市井江湖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上的巨大反差——用古人的话来说，一个是“居庙堂之高”的重臣、高官，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民，让我诚惶诚恐。

赵大校举手截住了我的话头：“我知道你想说啥。徐老师，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做过调查，你那案子是公认的冤案，你这个人却是公认的好人。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都没说的。不然我不会顶风冒雨稀泥大喳地跑这来。这事我就认定了你啦！”

我这人不怕打压，就怕“抬举”，大校的一番慷慨陈词，真意切，引爆了我胸中的一腔“江湖义气”。

“好啦，就冲你老弟的这份信任，这事我­干­！”

至年底，我和老韩完成了那部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长安飞虹》，我便只身转移“战场”，住进了西稍门外的一家小宾馆，开始为黄罗斌将军写传。

黄罗斌是陕西蒲城人，16岁参加革命，先后任渭北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政委、团长、旅长、师长，身经百战，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刘志丹手下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宁夏、甘肃党政主要领导。一生充满传奇，命运却大起大落……为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开国功臣写传，其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下至小士兵。而他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事件，几乎就是一部从“红军草创”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传记不同于小说，不能杜撰虚构，书中的每个事件、每个人物都要和历史的真实——党史、军史对上号。书写成要送中央党史办审查呢！

黄罗斌的夫人从兰州寄了五箱子资料，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反复比对求证，又采访了十几位健在的黄的战友，直到3月初才开始动笔，每天写一万字左右。小宾馆临着马路，我在日夜呼啸着的车辆声中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共和国高级将领的传记，写尽了他82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160.上卷.向谁倾诉（56）

( 一次又一次的泪湿素笺，一次又一次的心潮起落，一次又一次的仰天长叹……因为，我所写的这位将军，红军时代曾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坐过大牢；解放战争中又遭人误解，两次都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而上世纪60年代初又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蒙受了长达16年的不白之冤……

这一切，都在这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ww

黄罗斌以82岁高龄谢世。我在最后一节中写道：“把忠诚献给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

一支烟，燃烧了多半之后，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我摁灭了烟头，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老妻带着哭腔的声音：“省高院……通知……让你下午去一趟……”

我的心一阵狂跳，预感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即将生……我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对着话筒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放下了电话……

看了看表，此刻，离我为这部书“杀青”刚刚过去了5分钟！

即将生的是件什么样的大事呢？

2006年，这部写于五年前的作品《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期间中央党史办经过三年多审查，评价很高）。我在给原陕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邰尚贤（已离休）赠送的那本书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蒙冤之身，为我军一位高级将领写传……谁解其中味？唯邰主任也！历时百日，当本书最后一行泪水似的标点画完后的5分钟后，我接到了法院通知，法律将宣告我无罪！邰主任读完这部书后你一定会感到欣慰：‘我在位期间所做的努力是正义的！这样的书是有罪之人能写出来的？’”

邰尚贤先生是坚定不移地履行人大的法律监督权力，力主为我平反的人！

那天要生的大事就是，法律将宣告我无罪！

其所以产生这种预感，是因为那段时间赵秉森在北京工作，一周前他打电话告诉我：最高法院已向陕西省高院下文，责成高院纠正我的错案，并说：“耐心等待吧老兄，太阳就要出来了！”

接完那个电话，转身现一位年轻女子站在我的身后，狂喜中的我甚至没有辨认出她是谁，便抱起人家旋转了一圈，高呼：“太阳出来了！”热泪夺眶而出……

那女子喃喃地说：“我刚才听见了……徐老师，祝贺你！”

直到这时，我才认出了，那女子叫马田华，汉中人，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当编辑。

我自知失态，忙说：“对不起，田华，我刚才……”

马田华笑了：“那有啥，我也为你高兴！”

但是，那狂喜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很快冷静下来……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风云变幻，我已经悟出一个“真理”：一切都会有变数的。我曾经用形象的语向朋友们阐述过我的这种“参悟”：一个馒头抓到你手里，不一定就是你的。即使塞到嘴里，也有可能被人一个“嘴锤”打得让你吐出来。只有咽到肚子里才算数。

我默默告诫自己：别张狂，坐下来好好写你的书吧，权当没接过这个电话。

书写完了，京城传来的那个消息也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回我有点“确信”了。

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任热腾腾的温泉水在我**的身躯冲刷了半个小时……

走出宾馆大门，透过车辆的洪流，我看见马路对面那座军工单位的大院里，一簇簇跃出墙头的桃花、杏花、梨花，开得热烈而妖娆……

然而那天我从省高院法官手里接到通知，去不是宣告我“无罪”的裁定，而是声明他们“有错”的决定，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平反一个错案，必须先走一道程序，由法院声明：原判决有错，经院长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这个程序在法律上就叫“再审”。

我在“再审决定书”送达通知上签字时，问法官：“还要开庭审理吗？”

法官淡淡地说：“不用了。这就是个程序。过几天我们再给你个平反裁定就完了……”

161.上卷.向谁倾诉（57）

( 忽然就涌上一个念头，这是不是把馒头塞进嘴里了？“过几天”的过程中，会不会突然飞来一拳打到我的腮帮子上呢？

有了这种念头，拿到再审决定书的我还没敢过分张扬，只是给老妻和几位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通报了一下……

厚可盈尺的书稿送去打印了，我呼唤的“太阳”并没有出来，只能说听到一些报晓的­鸡­鸣。***为了法官给出的那个模糊数字“过几天”，我独坐客房，四顾茫然。

华灯初上时分，高管局的朋友董邦耀打来电话，说后天是清明节，他和他的一帮子“三线战友”要到陕南旬阳为当年牺牲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的战友扫墓，“几位战友让我邀请你同行。旬阳位于汉江边上，山清水秀，跟我们去散散心吧。”邦耀说。

正是为没着没落的“过几天”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我“欣然从命”，第二天一早便和一群小我10岁的“三线学兵”到了秦岭环抱、汉江萦绕的小城旬阳。

碧水如玉的汉江的确让我陶醉，但有一件事却也让我好生伤感了一阵子。

“三线学兵连”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是一个荒诞而动荡的时代。西安两万多名正在读初、高中的学生离开校园，高呼着支援“三线”建设的革命口号开到了正在修建中的千里襄渝线上。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却­干­起了连成人都吃不消的劈山开路、打钻放炮的苦差事，数百名学生牺牲于青山绿水间……事过去了将近30年，活下来的战友结伴为死难战友扫墓，可是，他们开着车在山上转了一天，却找不到战友的安息之地。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半山腰一座用石块砌起的“断墙”之上看到了几座散乱的荒坟……

20多位“三线学兵”上到断墙之上祭奠战友，我独自靠在墙边，心里涌上阵阵凄冷……等他们下来后，我对邦耀说：“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也太……我看山下就是旬阳车站，你们谁下去，搞点油漆，找把刷子，给这里画个标记，也给其他来扫墓的同学指个路嘛。”

两位手脚麻利的“战友”顺着山坡下去，不大一会儿便拎来一桶红漆和一把小刷子。

清扫了断墙上的灰土，我在上面写下一“诗”：

总是英雄出少年，忍将忠魂伴青山。

梦里忽闻铁龙吟，惹得汉江泪涟涟。

诗是竖写，最后的五字连成了一长串的“泪珠儿”。

……

转眼到了4月16日。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到位于西一路易俗社东侧的电信营业厅缴手机话费，营业厅院外有一个不高的水泥台阶，两端是倾斜45°的护阶石。我一脚踏上去，猝然间身子朝后一仰，就听“咚”的一声巨响，整个身子顺着护阶石倒了下来。又是咚的一声，后脑勺砸在了石阶的上端……街上的人忽地一下围过来。可没等他们说什么，我却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冲着围观的人笑了笑便扬长而去。

我听见身后有人惊叹：“哟，这老汉，皮实得很哟！”

走出百十米后，才觉得脊背隐隐作痛。这一跤，摔得够意思！

但是，这种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手机响了。还是老妻的声音，这回没带“苦音慢板”，而是异常兴奋：“快，省高院让你去接平反决定……你在哪？”

“就在法院附近！”

真的，那一刻，我刚刚从法院门前走过！

“向——后——转！”五分钟后我便进了法官的办公室……

这回，“到嘴的馒头”彻底进了肚子！

这时，不仅是“太阳出来了”，而且是日­色­过午，暖融融的春阳洒下万般温馨……

那一年，我给一家杂志社写的文章中曾用“出门后希望遇到一场瓢泼大雨，并且要伴着电闪雷鸣……”来形容我从法官手中接到“宣告原审被告徐剑铭无罪”的再审决定书时的心，那也是真的。不过，文章切忌重复，今天再写就得换个角度。

邰尚贤为主任的省人大内司委，根据陕西作家协会主席团要求为我平反的呼吁和我本人的申诉，于1996年正式立案，行使法律监督权，并明确指出徐剑铭的案子是件错案。于是我便相信，平反是指日可待的事。可是，三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那年清明节，我到东郊田王村为老娘上坟，回来时路过灞河岸边的一片桃林。我是年年祭拜老娘后都要在这里走走的，而年年清明这里的桃花都开得灿若红云。然而，这一年，桃林却混混沌沌，没有一片桃花。我问一位过路的老农，“为啥今年的桃花到现在还没开？”老农不紧不慢地说：“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个尽头嘛！”

162.上卷.向谁倾诉（58）

( 老汉哼着秦腔走了，我呆呆地站在桃林中间，蓦然意识到：哦，这老汉是个哲人呀！

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尽。绝！

从被捕入狱，到平反昭雪，16年间，我做过多少思索，写过多少文章，有过多少期待，咽过多少苦涩，今天想想，老农的一句话便点破了“天道玄机”啊！

2002年4月，我搬到了平反后单位为我出资购买的新房内。而我此前住的房子是我入狱后我老妻单位见她呣子三人无处栖身“照顾”给她的。搬完家后，我站在新家的窗前，忽然就想起了新家和旧家所处的路名：

旧家——含元路。

新家——长乐路。

“元”“冤”同音。这其中，难道也有“天道玄机”么？

（写于2009年12月15日65岁生日）

这个家只要有我

如果，每个家庭都需要做一个广告，宣传自己家的特征，我将为我的这个家设计这样的广告：

一个并不高大健壮的男人，挺着并不雅观的大肚子，骄傲地对妻子说话；妻子手拄一只拖把，向男人投去信赖的目光；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从那男人嘴里飞出：这个家只要有我……

妻对我这番设计很不满意：“哼，大男子主义！你像个主人，把我设计成了个小丫鬟了！”

其实，我从不把妻当做小丫鬟看待，历来挺尊重她的。ww她朴实、勤劳，在工厂­干­了30年，工人弟兄们对她的评价是：没说的。她­干­活从不偷懒，上班从不迟到。虽然从未赚回个先进、模范之类的桂冠，却被人们公认是位好工人。为她所感动，我曾以她为原型，写过一篇散文《谁也没有注意她》，表后，还得了个全国­性­的散文大奖哩！在家里，她更是优秀的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做饭洗衣全由她包办了。她有一种洁癖，打扫卫生是她的天字第一号神圣使命。扫地、抹桌、洗碗、刷锅的活一分钟也不拖延，不吃不睡也得搞卫生。家里并不富裕，也没有什么豪华家具，但却从来都是桌明几净。一位工友来家里串门，望着水泥地面惊叹地说：“你家的地面上都可以擀面摊搅团了！”没有活可­干­时，她就觉得不舒服。儿子常常将脏衣服扔下，妻埋怨说：“这么大了，衣服该自己洗了。”儿子嬉皮笑脸地说：“这是为了解除你没活­干­的痛苦。”

结婚快30年了，家里的活我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沾，连我的换洗衣服都由妻掌管。妻不在家时，我连哪个瓶子是酱油哪个瓶子是醋都分不清。妻常常恨气地说：“唉，这个家不是你的家！”

过意不去时，我也­干­点活，可我笨手笨脚、丢三落四，妻便说：“一边去。看你­干­活我心里别扭，你­干­活不够我生气钱！”

好好好，那我就彻底不­干­，何必让她难受呢？

这么说，我在这个家中就成了废物一个了？

其实不然。

结婚前，我就对她说：“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男人和女人组成一个家，男人主外，女人主内，这是中国的老规矩。家里的活你别让我­干­，外面的事我不要你­操­心。这个家只要有我，天大的事我担着！”

这话看似平淡，其实是挺豪壮的。因为那时正是“文革”动乱时期，派­性­斗争已展到枪炮相加、人人自危的地步。人说：家是避风的港湾，可那时的家也难以避风，动不动就有被抄、被砸的可能。那时，我觉得我应是一面墙，为妻遮风挡雨。武斗到激烈的时候，上班的路上都会遇到危险。我对妻说：“你别上班了。在家待着吧！”我只身去上班，去应付各种变幻跌宕的风雨……后来，由于派­性­掌权的缘故，她以合同工手续不全而被工厂打回家了。那天，她是哭着回家的，像个与家人失散的孩子。我对她说：“不要紧，还有我哩！”她泪眼蒙眬地说：“你一月只有三十九块二的工资，我在家闲着，日子咋过呢？”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家只要有我在，不会让你难为的。”

我把每月三百九十二大毛的工资交给她，每天骑车到20里外的工厂去上班，只带点蒸馍咸菜就撑一天。烟断不了，就买8分钱一盒的“羊群”，不怕你笑，连在地上捡烟头的事咱都­干­过哩！就这样，我们还是熬过来了，从未断过炊烟。

163.上卷.向谁倾诉（59）

( 她在家闲着，总不是个事，她要求工作。ww我说：“这事由我来办。”于是，我托熟人，找朋友，给她在一个小厂找了个临时工­干­。妻是车工，技术不错，人又勤快朴实，在小厂虽是临时工，却挺受人抬举的。后来大招工，她想找个正式工作，我还是那句话：“这事由我来办。”我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她招进了工厂，端上了铁饭碗。

妻有时埋怨我：“你在家啥活不­干­，都是我把你惯出毛病了。”

我便反­唇­相讥：“外面事你一点不管，也是我把你惯出毛病来了。”

我这话也不为夸张。这些年，凡是家门以外的事，她一概不管。十年前，我从工厂调到城里一家杂志社当头儿，家也搬到城里。她上班远了，很累，想调近一点。我说：“你找厂里谈谈。”她说：“不会说，你去。”我设法将她调到一个离家近的单位。­干­了几年，她已是快40岁的人了，再­干­车工，站一天腰酸脚疼，实在撑不下来。我说：“你找厂长谈谈，让给你换个轻一点的工作。”她说：“我不去，我说不了话。”

我说：“那我给你写个条子，你交给厂长就行了。”厂长是我的朋友，事本不难办，可她仍说：“拿上条子也得找人家，我不­干­。ww”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写个条子，装到信封里，封好，她只负责将信交给厂门口的传达室就行。她说：“这还差不多！”

你说，她懒不懒？

快30年了，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我看挺好。我不会­干­家务活，却可以­精­力集中地写我的文章。这些年，虽未成什么大气候，在作家群里也占了个小小的位置，至少作品的数量不算少。她不管外面的事，埋头­干­家务却省了不少心。以至于只比我小两岁的她显得比我年轻十来岁。女人嘛，显得年轻些，比啥都划来。

尽管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尽管我也不是个传统观念的追随者，可我总认为，男子汉立于世间，就应当是高墙，是大树，任凭雨打风吹；而女人，由于心理的生理的原因，无力承受更多的风雨。家既然是避风的港湾，就应当让女人躲在家里，享受家的温馨的同时，以女人特有的天赋，给家里创造更多的温馨。虽然这些年，我采访过，接触过不少闯下大世事的女企业家、女强人，可我在敬佩她们创业­精­神的同时，又隐隐地为她们生出一点恻隐之心来：柔弱的肩膀挑如此沉重的负荷，在世间抛头露面，受多少难为？有时还得抛家舍子，常年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她们的男人哪去了？怎忍心让自己的妻子受此磨难？

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当你见到妻子泪眼巴巴地从外面回来时，必定想到她在外面受了委屈，自己便急切地要问：“这是咋啦？谁他妈的欺侮咱了？”接着挽胳膊抹袖子的想去找人算账……而一旦你从外面回来，妻给你端上热茶热汤，接过你的衣服轻轻掸去尘灰，一缕温馨之会从心头悄然升起。即使在外面受了挫折，遭了别人的冷落，你也会被家的温馨所感动，觉得外面的那些挫折、冷遇是无所谓的事儿！

那年，天津作家蒋子龙到西安来，我问他：“嫂夫人是­干­啥的？”蒋兄说：“原来是搞技术的，这几年，我写东西太忙，她便自己要求改行做资料员了。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大忙人。”

一个家里就应当是男人主外，闯天下、挣钱；女人主内，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环境。­阴­阳互补，方成世界；男女配合，方成家庭！

尽管妻口头上不赞成我为家设计的这句广告用语，我相信，她心里还是很欣赏我的这句名的：这个家只要有我……

不然，她怎么碰到什么事都会对人说：“我不管，你找我们老徐去”呢？

为友­干­杯

“我在凄迷的风雨中苦苦跋涉，

前方的路口，谁，

擎一盏焰火闪烁的灯

深地，呼唤着我……

……

这是我写在那段苦难岁月里的诗。

2001年4月16日下午4时许，我走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那座嵌着国徽的大楼。我怀里揣着的是刚刚从法官手里接过的“宣告徐剑铭无罪”的判决书，这一纸判决洗雪了我16年的不白之冤……我站在大楼前，用微微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尽管我知道，16年来我妻儿为我吞咽下无数苦涩的泪水，此刻正望眼欲穿地等着我回家，与我分享这“再生”的狂喜，但我还是简单地给妻子交代了一句：“平反书，接到了。晚上我回去再说。”旋即便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并且决定，现在就去找他们……

164.上卷.向谁倾诉（60）

( 我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朋友们，把你悬着的心放下吧，我平反了！这回是真的！这回是真的！

1986年4月中旬的一天——呃，那是个“倒春寒”的日子，天上飘着米粒般的雪花——我被腰间佩着枪支的法警押上了审判台。***审判在政法学院礼堂进行。虽然我深信自己的清白，不曾触犯法律，但面对森然的公审场面，心中也不免有些犯怵。就在我从后台走向前台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我看到台下最前排，坐着我的几位朋友：周矢、丹舟、胡怀仁……朋友们的目光向我投来，目光中却看不到凄凉，看不出哀怨，他们在向我微笑……我蓦然悟出了那微笑的蕴含：没事的，兄弟！我们相信你……霎时，一股暖流从我心中淌过。

有了台下朋友们微笑的目光，我那天的“过堂”底气十足，对强加在我身上的诬陷之词据理反驳，慷慨陈词，我的竟引起台下多次掌声。据说，庭审过后，公诉人愤愤地对别人说：那天，徐剑铭嚣张得很！现在我可以“揭”了：我的“嚣张”是我的朋友们“怂恿”的。

度过了一年又六个月的牢狱生活，1987年8月17日，我走出了森森高墙。当看守所黑­色­的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闭之后，我那因获得自由而激荡漾的心却猛地收紧了；自由是有了，可公职却失掉了。出去后该以何为生呢？更可怕的是：社会上的人该用怎样的目光看我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人格尊严的失落比生命的失落更不堪其苦啊！

但这个潮水般袭来的困惑很快就消逝了，因为就在我转过身来的一刹那间，几十双久违了的目光向我涌来……其中有我的家人，更多的却是我的朋友……

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到底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但我却记住了朋友们的肺腑之：

商子雍说：“剑铭，想开些。如今的事，除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外，一切都会有改变的可能！”

关本满说：“工作的事不用愁。我开了个小工厂，不行你就到我那里去，咱们一块儿­干­。”

周矢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哥们永远是哥们！”

你知道这些话对于一个刚刚走出牢狱的人是什么：是穿透云层的阳光，是浸润­干­裂土地的春雨，是寒夜徘徊于歧路上的苦行者面前蓦然升腾而起的篝火……

从那时起，我人在江湖，却从未有过“皇冠落地”的沮丧；我身负奇冤，却从未有过轻放弃的怯弱。因为，我的朋友们从来就没有松开过搀扶着我前行的手臂！这期间，我曾在包括《陕西工人报》在内的多家报刊当过编辑、主编，每次“出山”都是朋友们的鼎力举荐；我曾写下过数百万字的文章，稿子交到哪位编辑朋友手中都是一路绿灯；我曾为许多企业写过专题文章，走到哪里朋友们皆以上宾相待；我曾被我当学徒时的工厂召唤回去，我的师傅们对我如同对待一个曾经走失又寻找回来的孩子，宠爱有加，呵护备至。当然，我也没有放弃过我申诉的权利，但真正起到作用的却是以陈忠实、赵熙为的省作协主席团。他们多次郑重地向法律监督机关出书面呼吁，要求为我平反……平反之后，凡外埠媒体记者来采访我，我总要提请他们注意：不要过分渲染苦难，这些年，有朋友们的真诚呵护，我活得挺好，真的！

那天我赶到张敏家时，屋里已坐满了我的朋友们。朋友们和我握手的有，拥抱的有，但绝没有悲喜交加、热泪盈眶的场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十几年来，朋友们虽然天天祈盼着我冤狱的昭雪，但在心灵的天平上，友谊的砝码从未减去毫厘，“哥们永远是哥们！”

那天，我和朋友们进了一家酒店，摆了两桌席，喝了个酣畅淋漓。席间，作家高建群感慨地说：“老徐这十几年能撑过来，的确不容易！是条汉子！”

我是个不善辞，特别是不善在朋友们面前表述的人。但此刻，我真的是激难耐。我站起来，对朋友们抱拳说道：“我其实是个很没用的家伙！能走过这段风雨泥泞的路，全靠朋友们的搀扶！承蒙不弃！承蒙不弃啊！”

165.上卷.向谁倾诉（61）

( 周矢提议：“为剑铭的平反­干­杯！”

我伸手拦住，说：“不，为弟兄们的友，­干­杯！”

品味人生（7章）

沙蒿

黎明时分从山西的阳方口上车，沿长城线向西行进。太阳露脸时，车已进入陕西境内。错落残缺的长城垛口不见了，公路跌落在浑黄的大漠之间。好个大沙漠，莽苍苍无边无垠，极目处与天穹相接。朔风吹过，黄沙像一群顽劣的孩子，在大漠上疯地追逐嬉戏，搅得天地间一片混沌。

大漠上见不到绿树，却能见到一丛丛的绿­色­，像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那是一些草一般的植物匍匐在沙漠上。

我问同行的老赵：那是什么东西？

赵熙常在塞上跑，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描绘塞上风的。他告诉我：“那叫沙蒿。别看样儿很丑，生命力却极强，并且有阻止黄沙移动的作用哩！”老赵叹口气，把忧郁的目光投向大漠，“这些年，黄沙不断南侵，陕北人植树造林抵御风沙，劳苦功高。其实，这中间也应给这沙蒿记一份功呢。”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逛过多少名山大川，见过多少奇花异草，却怎么也忘不掉散落在大漠上的那一丛丛丑陋的沙蒿。并且随着生命走向暮年，热锐减而感叹递增，就愈怀恋那些小生命了。

我想象不出：该是在哪个久远的年代，是一阵什么样的风将一些本该在沃野上开花的种子带到了这荒冷的大漠上？大漠上没有水，没有水的大漠怎能容得生命延续？然而，这种子竟以顽强的生命力与大漠抗争，与命运抗争。结果，它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它生出细细的茎，茎上又密密匝匝地排出羽状的叶儿，当春天的风吝啬地在它身上轻轻一拂时，它便开出米粒般的小花。这便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人们惊奇它的顽强却又嘲笑它的丑陋，管它叫沙蒿──黄沙上的蓬蒿。它不介意人们怎样称呼，它只想到：既然活了下来，就要活出个样儿来！

它将根须深深地扎下去，穿透黄沙，直抵沙层下的土地。因为它知道只有这样才为自己争取到水分，保持生命的蓬勃。

它给了昏黄浑浊的大漠一丛丛绿­色­，然而大漠却毫不领，日复日夜复夜地驱动流沙要将它埋没。它一次次抖落黄沙，却怎么也掸不尽身上的黄尘。它被黄尘笼罩着，人们见不到它的鲜丽，于是人们觉得它是很丑的了，像一群蓬头垢面的乞儿。是的，沙蒿很丑，它将整个身躯匍匐在黄沙上，哪有白杨的挺拔、杨柳的婀娜，它遍体黄尘，哪有文竹的飘逸、兰花的娇艳，它茎细叶小，哪有牡丹的雍容、丹桂的绰约。它根本不可能登堂入室或跻身花圃，它也从不抱这种奢望，即使有这种机会，它知道，它也会被崇尚浮华的人们踩在脚下。与其如此，倒不如在命运安排下的这块荒漠上含辛茹苦独善其身。

它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它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沙粒是经不住风儿的撩逗的，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风儿一来，黄沙就跟着它疯跑。黄沙无知而轻浮，它从未想过这样随风逍遥的结果是在侵犯村落、吞噬良田、污染城郭啊！

而历经磨难的沙蒿却想到了。

于是，沙蒿像一位忠诚的战士，守护着它身旁的这片沙地。它将整个身躯紧紧地匍匐在沙土上，每支根茎、每片叶儿都在全力以赴，按住轻浮的沙粒，不让它受到风儿的撩逗。这时的它，更像一位严厉而慈爱的母亲，伸出所有的手臂抱紧自己的孩子：听话，不要跟着那轻浮的风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

沙蒿是渺小的：千里大漠，滚滚黄沙，凭它的力量究竟能稳住几多尘沙？

沙蒿是伟大的：大漠千里，黄沙滚滚，它毕竟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尽力地守护着身下那几多尘沙！

我为“家仆”

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家务活是­干­不来的。有时也想表现一下，妻便说：“一边歇着去，看你­干­活不够我生气钱！”于是我便愈的“横草不沾，竖草不拿”了。然而，自入冬以来，我却不幸沦为“家仆”，­干­起了所有的家务活。我的不幸缘于妻的不幸。她今年刚满50岁，那种被人们俗称为“五十肩”的肩周炎便如期而至。而且来势威猛，不仅疼痛难忍，夜不成寐，连穿衣服也得靠我搭把手才行。虽然她还挣扎着去上班，但一回到家便再无一点气力了。

166.上卷.向谁倾诉（62）

( 这家务重担舍我其谁？

我对妻说：“放心吧，我能­干­好的！”

妻苦笑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儿。

我放弃了今冬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也放弃了每天清晨起来“爬格子”的传统，早上一下床就开始烧水，做早点。我知道我笨，但我相信笨鸟先飞总能收到以勤补拙的效果。吃完早饭我便扫地、拖地；妻上班走后，我便上市场买菜。我大概是市场上最“优秀”的顾客：不挑不拣、不看秤、不讨价还价，付了钱拎上菜便潇洒而去。中午妻问我啥菜啥价？我一概装糊涂（本来也就没记住）。妻叹了口气：“你呀……”便不再说什么了。头两天我很伤心，因为我炒的菜妻和儿子都难以下咽。儿子说：“你把盐店打抢了？”当然，我也会进步的嘛，慢慢的，饭菜质量就有了提高。但是，妻还是看不上我­干­活的架势：和面时，我浑身都沾满白粉；做菜时，我将整个厨房摆成一个杂货摊儿，锅碗瓢勺、油盐酱醋、青菜豆腐……各路诸侯全作散兵游勇状在厨房里摆着。我手忙脚乱，大冬天的头上竟有汗珠儿渗出来。等一顿饭摆上桌，我便累得身子骨如散了架似的。ww我说：“你们吃吧。”自己却点着烟，长长出口气，实在无心品尝自己的杰作了。

吃完饭还要洗碗刷锅；完了再扫地抹桌；完了再准备晚饭；完了又是洗碗抹桌……

好在洗衣服的事，我已以老子的权威不容分说地摊派给儿子了。

我当然还得写稿子，不仅是出于爱好，重要的是，我需要用稿费补充家庭的经济。自从主持了家务工作之后，写稿子的事就只有等到晚饭后去完成了。

妻洁癖难改，初时，常常埋怨我：这样­干­得不好，那样是糟蹋行道……渐渐的，她也变得宽容起来，不再挑剔了，有时还幽幽地说：“唉，难为你了！谁让我这胳膊不争气哩！”

而我，从这些繁杂的劳作中悟出的理儿就更具体更深刻了。

妻常说：“家务活不见功，使得奴才哼。”我不以为然，就那点淘米择菜、洗洗涮涮的活，有啥­干­的嘛？论什么功不功的？妻­干­活累了，难免唠唠叨叨，诉说她的辛苦，埋怨我的懒散。我便嘲笑她：“你呀，就是那种任劳不任怨、苦­干­不埋头的人。­干­点杂活儿，张扬什么嘛！”

经过这一段家仆式的生活，我深深地悟出了女人的艰难，家务活的劳人。于是我想起我在采访一位企业家时，那企业家的一段颇带哲理­性­的话：­干­什么事，都要换位思考。就是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想想你处在别人位置上会怎么想、怎么做，你就会对别人多一分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融洽起来。

过去，我常拿妻开玩笑，称她为：我家的丫鬟。可我却从不理解“丫鬟”的苦衷。

如今，我成了家庭的“男仆”，我就知道了：“丫鬟”难当啊！

别让童心蒙上­阴­影

我的孙子­乳­名大小，今年刚满8岁。大小每个周末都要到校外英语辅导班上课，下了课就自己坐中巴到我这里来和爷爷­奶­­奶­厮守一天。从他上课的地方到我家正好是8站路，按逢4进位的标准，车费是1。5元。

上个周末，大小又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早上爸爸给了我一块五毛钱，可我只用一块钱坐车。爷爷你猜，那五毛钱我­干­啥了？”

我笑着说：“你能­干­啥，不就是买零食吃了呗！”说完我马上觉得不对劲，绷起脸来说：“大小，你是不是混票了？那可不好啊！”

“没有。”大小急得脸都红了。

一旁的老妻忙说：“你让俺宝宝把话说完嘛！俺宝宝才不是混票的坏孩子呢！”

大小就偎依在­奶­­奶­怀里，有点羞怯地讲了事经过：

“下了课我就到车站等车。车没来，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老爷爷凑过来，伸着双手向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要钱，说可怜可怜吧……那个叔叔说：‘去去去，我们坐车还没钱呢……’我觉得老爷爷真的好可怜，就给了他五毛钱。然后，然后，我就自己走了一站路。哎，走一站我的一块钱不就够买票了吗……”

167.上卷.向谁倾诉（63）

( 老妻面露惊讶之­色­：“哟，这么冷的天，让俺宝宝走了一站路！大小呀，你……”

我知道老妻下面要说什么，因为她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那上面有一篇记者的调查，题目就是《拿什么相信你，街头行乞者》……

可我还是截住了老妻的话头，向孙子伸出大拇指说：“大小，你做得对！省下五毛钱给了可怜的老爷爷，说明宝宝善良；宁肯走一站路而不混票，说明宝宝是个诚实的孩子！”

领到赞赏的大小立刻摆脱羞怯，猴子似的蹦跳着到院子里找小朋友们玩去了。***

从媒体上不断看到一些街头行乞者的骗局，真的让你很难相信他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央视的法制节目也做过几期专门教未成年人如何识别骗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节目。我不敢说媒体的动机不对，效果不好，可每次看到这些心里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让初涉人世根本不谙人世的孩子们承载如此沉重的社会­阴­暗，让纯洁无瑕的心灵上浇铸上如此冷漠森严的“铜墙铁壁”，我总觉得是社会的悲哀，孩子的悲哀！

也许，该让老妻提醒小孙子：小心上当，也许，小孙子这回真的是让那位“老爷爷”骗了。ww但我还是不忍心让小孙子这种善良与诚实的举动蒙上­阴­影，所以，我制止了老妻的提醒，告诉宝宝：“你做得对！”

球打在门柱上

我喜欢看足球赛，虽然我只能算“准球迷“，但绿茵场上的抗争却给了我许多人生的启迪，譬如：球，打在门柱上。

足球场上，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进攻队员脚下左盘右带，一路狂奔，在球迷们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中拔脚怒­射­，足球如闪电般飞向球门，对方门将惊出一身冷汗……然而，球打在门柱上弹出了底线……

满场的欢呼声刹那间变成了幽幽的叹息。

­射­门者一声长啸，双膝倒地，双手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头……

又一次进攻失败了！

这是一个多么悲壮的场面！球员的心在流血，球迷的眼在流泪！也许，一位球员的命运，一个球队——有时甚或是一个国家——的荣辱，将在这一刹那间生逆转。一球饮恨，饱尝“败走麦城”的苦涩；皇冠落地，何日能雪“俯称臣”的耻辱？

残酷的竞技场，残酷的绿茵，残酷的——门柱！

我就常常想不通：想那门柱（包括横梁），不过有手臂般粗细，又无移动的灵­性­，为什么常常会将神勇的球员踢过来的神奇的球无地弹出去呢？即使世界级的大牌球星也常常为此而蒙羞。

绿茵场硝烟散尽，我恨气地关了电视，心还沉浸在对门柱的怨恨之中。直到弯月临窗，绪渐渐平复，理­性­从浮躁中回归后，对“球打在门柱上”做一番品味，竟也琢磨出一些理儿来。

我想，任何竞技赛事，对于观众都是一种欣赏，在欣赏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足球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运动，就是因为足球场上激烈的对抗和在对抗中瞬息变幻不可预测的结局能给观众最大的刺激。球打在门柱上，使观者在刹那间里由狂呼跌入悲叹，感生一次“大地震”。欢乐也罢，痛苦也罢，遗憾也罢，都是激的真实流露。而惟其如此，足球才有了它挡不住的诱惑和深不可测的魅力。而门柱正是把这种魅力推向极致的道具。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把绿茵场比作人生，比作命运。现在想想，那文章中恰恰忽略了对“球打在门柱上”的理解。人生有许多机遇与人擦肩而过却失之交臂；人生有许多厄运坎坷，偏偏又使人猝不及防，从天而降；人生有许多奋斗劳作，往往在生命的“开花时节”突然遭到风雨的袭击而枝叶凋零；人生有许多艰辛的跋涉、攀登，历尽千辛万苦，眼看着就要登上峰顶时，骤然间电闪雷鸣，山体塌垮了……

这时的人，像不像将球打在门柱上，又眼看着它弹出底线的球员？

但是，球迷们仍然钟于那位在瞬间失败了的球员！

因为，他是进攻者，他的失败也是在激四­射­的进攻中遭遇的“不幸”！

168.上卷.向谁倾诉（64）

( 更令人振奋的是：哨声响过，那位因将球打在门柱上而扑倒在地肝肠欲断的球员，“呼”的一声便重新跃起，失败的痛苦瞬间抖落，悲怆的叹息顿时化作拼搏的勇气，重新“杀”回进攻的行列。ww那身影，如鹰展翅，如箭离弦，如龙出水，如虎下山……一旦捕捉到战机，他还会拔脚怒­射­，还会高高跃起，用不屈的头颅，向“敌人”的大门“冲顶”……只要终场的哨声不响，他就一刻也不放弃争取胜利的希望！

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竞争者的风采！

如此，即使再有几次球打在门柱上，又有何妨？

为自己喝彩

一生总是在为别人喝彩：为冲锋陷阵的勇士，为创造辉煌的英雄，为与命运抗争的强者，为耕耘者的奉献­精­神，为开拓者的赤子怀，甚至，为明星、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神来之笔……

我们用这飞扬着激、喷薄着活力的喝彩声，为我们的时代壮行。

当生命的光辉汇成如火的夕阳时，蓦然回，我们觉得：也应当为自己喝彩三两声了！

为自己喝彩？

是的，为自己喝彩！

回往事，没有碌碌无为的羞愧，没有虚度年华的悔恨；虽然经历过太多的风雨，甚至走过泥泞，踏过坎坷，受过磨难……可我们总是走过来了──用自己的双脚！留在我们生命旅途上的是一行坚实的脚印。

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生命的壮美而喝彩？

如火的夕阳中，我们还在走。

诗人说：“走着是美丽的”，因为“走着”就是生命的活力在张扬。春风拂面，青山如画，芳草如茵，我们的步伐潇洒而从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固守着灵魂的圣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伸延着永恒的信念！

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走着”而喝彩？

即使一生总是为别人而喝彩，我们也应当为这种为别人喝彩的­精­神而喝彩自己。因为喝彩就是爱的宣泄，就是激的喷涌。时代需要激，需要爱，我们喝彩，就是对时代付出了与爱！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真诚的付出而喝彩。

为自己喝彩，不是孤芳自赏，不是自吹自擂，更不是矫造作。

为自己喝彩，是乐观、豁达、真诚、自信的体现。你听──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在为自己喝彩；

“老夫聊少年狂……酒酣胸袒尚开张”──苏东坡在为自己喝彩；

“我自横刀向天笑，生死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在为自己喝彩……

“我有豪似归时，花开花落寸心知”……

朋友，相信自己，你就不妨为自己喝彩三两声。如此，你会走得更­精­神！

感悟长城

对长城，我想，我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感，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青年时代起，但凡进京，总要到长城上观光一回，而且一口气爬到最高处，于大汗淋漓中体味“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

今年春，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又单枪匹马地奔到了长城。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没有气力再攀到极高处了，于是便感叹岁月无，毕竟“廉颇老矣”！感叹过后，喘息着在长城的石阶上坐下来，默默地吃烟。轻烟缭绕之际，脑海中便涌上来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念头又通过眼睛在长城上左冲右突……忽然，我心头一阵怦然，因为我意识到：这些怪念头昭示着我的长城结开始动摇！我使劲拍拍脑门，告诫自己：别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太酸；爬不到高处就怨长城不好，那就太小人了。可是，这念头竟拍打不散，反倒如以石击水，浪花更加汹涌了。

当然，先想到的还是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因为长城是按他的指令修的。他死的时候，长城修了多长？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他死后不久，江山便很快葬送到他儿孙手里了。秦“二世而亡”，这长城好像没能帮他什么忙。而秦之亡，不是长城之外“鞑虏蛮夷”侵略的结果，而是“坑灰未冷山东乱”，由他的中原臣民造反所致。不管刘、项造反的动机如何不同。但他们之所以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则完全是因为秦王朝的暴政──包括强拉民夫修筑长城，搞得天怒人怨，百姓们走投无路，不反待如何！

169.上卷.向谁倾诉（65）

( 如此看来，秦始皇修长城，除了给中国留下一个文物遗迹外，对其政权没有任何“加固”作用。ww***。

秦之后，历代统治者似乎在修长城可抵御外域番邦侵扰上与秦始皇达成共识，几乎都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对长城进行扩充修葺。于是，这长城才会连绵千里，蔚为壮观，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对于今天旅游业的展可谓功大莫焉！然而，我在想：是不是所有的外国人登上长城之后在为长城的壮观而惊叹的同时，也为中国封建帝王想出这等办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拍“垛”叫绝呢？我看未必。因为长城实际上没能挡住任何一个“入侵者”。被大汉族正统认为蛮夷的成吉思汗是乘铁骑持弯弓跨过长城而入主中原的；满族人也是从长城最坚固最险要的关口长驱直入，导致了那个曾逼得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在煤山那株歪脖树上寻了短见的大顺王朝不足百天便夭折了……

中国历史上的君王们历来崇拜城墙，以为只要高筑墙就能使千秋帝业坚如磐石，固若金汤。除了长城之外，中国的哪座城市不是高墙巍巍，但哪个朝代又是靠城墙维系下来的？（阿弥陀佛！如果城墙能使封建政权万世不灭，我辈至今还得向皇帝山呼万岁）。

这就使我不得不叹服三百年前那个使我大汉民族长期心理不平的满族统治者、大清康熙皇帝。那老儿在接到长城要塞古北口总兵蔡元关于请求朝廷拨款修筑他辖区的那段长城的奏折后，竟大笔一挥，写出了一段石破天惊的上谕来───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笔者注：看来这皇帝老儿不认吴三桂的那壶酒钱，这是对的）。

康熙既然不愿整修长城，他又怎样解释他的统治之道呢？上谕说：“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这老儿说得好不好？真好！难怪在人们印象中一直认为腐朽的清朝也有过“康雍乾盛世”哩！不过，这也不是他的明，在他之前，中国帝王中也有过不少人明白或大致明白这个理儿。我们可以断，谁明白这个理儿，谁的日子就好过些。譬如：唐太宗李世民明白，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儿，于是便有了“贞观之治”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

修墙御敌与修德安民哪个更重要，哪个更治本，哪个更高明？你说呢？

这么想来，这么说来，读者诸君会不会骂我：你这是诋毁长城，损我中华民族之尊严！如此，小可则诚惶诚恐。不敢！不仅是不敢，而且也绝不愿。因为，爱国之心是一个文人最根本的结，何况，多次登临长城，毕竟使我在这巨龙般的古建筑面前感到了我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但是我想，设想一个观点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即：如果现在再生战争（只是如果，绝无期盼），这长城更是没有任何防御功能的，别说核电钮一按，就是普通的炮弹也会越墙而过的，不错吧？那么，如果我们整个民族（当然不仅是大汉）在战争面前万众一心，真正做到众志成城，又有什么力量能战胜我们呢？

国歌上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悲壮的呼号，也是真理的宣。

如果诸位不把我列入企图篡改国歌的­阴­谋家的位置上，我想：如今我们应当唱──“用我们的灵魂筑成我们心的长城！”

倘天下人同此心，为官者、为商者、为工者、为农者、为兵者、为学者……自己该­干­什么，还用再提个醒吗？

旅途上的朋友

朋友，出过远门吗？我是说孤身一人远走天涯。但凡有这种孤旅，出门时少不得为自己的行装里塞上几本书，途中寂寞难挨时，让眼睛去与书交谈。眼睛酸涩时，就闭目假寐或昏昏睡去。最好的际遇是你旁边（或对面）坐着一个不甘寂寞喜欢说话的人，年龄身份­性­别无妨（异­性­更好），双方随便谁先开口搭讪，只要对方接茬，交谈就开始了。话到投机处，便热乎得如旧友重逢般天南海北地扯了起来。话不投机呢？无妨，打一声呵欠或上一趟厕所，谈话就可中断了。

170.上卷.向谁倾诉（66）

( 我常常一人出远门，碰到这类事不少。ww那次到北京，一个人坐在卧铺车厢里实在无聊，在家就整天泡在书房里看书写文章，出门便懒得再看书了。车过潼关，对面一青年探头朝车窗外望望，回头问我：“这趟车走河南还是走山西？”

我胸有成竹，答道：“走山西，过河北。”

青年笑笑，问：“看来你也是西安人？也是去北京？”

我也笑笑：“对，西安人，到北京去。”

年轻人像是次进京，好奇心重，便向我打听北京的风光人。于是我便开“喷”：故宫长城八达岭**颐和园王府井大栅栏；地铁烤鸭二锅头面的四合院小胡同烧卖大麻花……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喷得无头无序，那青年却又点烟又递茶听得津津有味。时间便在闲侃中随着滚动的车轮流逝了。第二天临下车时，我们便热乎得像一对“忘年交”。青年知道我是写文章的，便说他在西安顶有名的一家大商厦任门市部经理，回西安后一定请我给他们写文章、策划广告。最后交换名片，互相都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以后常联系，一定，一定！

那年到大连参加一次全国­性­的文学会。会议结束后，乘海轮转道天津。ww坐在三等舱里，实在闷得慌，除了看海便再无可用来打时光的事了。上铺是个女人，看年纪不过三十上下。女人最耐不住寂寞，问我：“老先生，有闲书吗？借我看看。”我说：“只有一张报，上船时刚买的。”说着将报递过去。那女人翻了一阵，说：“没劲！全都是­色­、凶杀！我说这些作家们，怎么就这么无聊！编这些破玩意，不是误人子弟吗？我们咋样教学生？唉！”

我问：“你是教师？”女人答：“就算是吧。教初中语文。”

我说：“噢，那我们还算是同行吧！”

“你也教书？”

“不，我写文章。都是搞文字的嘛。”

谈话便从此扯开了头。原来那女人还是北京某中学的优秀教师哩！她很健谈，对当前的文学现象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谈得就很融洽了。在船舱里谈累了，就相约到甲板上，面对蓝天碧海，纵横古今文坛：海天无垠，人生苦短；碧波流逝，世事无常……谈到深沉处，似有一种“知音难觅”、“相见恨晚”的滋味……

船到码头，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那教师说：“以后再到北京，直接来找我，吃的、住的，我全有办法。”我也用同样的话叮嘱了这位旅途上的朋友。于是挥挥手，便各自汇入了下船后的人流了。

好些年过去了，不管是西安的青年经理还是北京的女教师，我们谁也没有跟谁联络过。我多次进京，却从未想过要去找那女教师解决吃住问题；多次走进了西安那家顶有名的商厦，也从未想过要找那位经理给自己“优惠优惠”。

于是我想：人一旦走出家门，踏上旅途，便是陷入了孤独与寂寞之中。这种时候，人就需要找人聊天以排遣孤独与寂寞，于是便很容易结识旅途上的朋友。过后淡泊了，也不必奇怪，更不能将这种友谊视为虚伪。至少在旅途中，双方都是真诚的；至少应当说：这种真诚解除了你和对方那一段难挨的寂寞时光。

这不是挺好吗？真的挺好！

遭遇尴尬（4章）

跌倒爬不起来的时候

人这一辈子，谁没有过走路跌跤的时候？自己跌倒自己爬，哪里跌倒哪里爬，爬起来拍拍ρi股就走，没啥大不了的！

可是，当你跌倒在十字街头，自己又爬不起来时，那景就悲惨了！

这种悲惨，那天我就给遇上了。

那天是在东郊的万寿路十字，我由北向南，顺着斑马线横过马路。刚刚越过马路中线，突然，我现右侧的绿灯亮了，与此同时，聚集在指示灯下的密密匝匝的车辆齐声“怒吼”，而竖在我前面的那盏指示行人过马路的绿灯，也出现了“快跑”的图形。我想，那就跑两步吧，于是我拔腿就跑。究竟是跑了两步还是一步，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总之是我很快就跌倒在马路中间了。而就在我身子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的一瞬间，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汽车潮水般地涌了过来……好在是光天化日，司机们眼疾手快，所有经过我身边的车辆都跳舞似的扭了扭身子过去了。我在汹涌的车流间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这在以前是件很容易的事，可这次我却怎么也站不起来……蓦然，一缕悲涌上心头，老了，我真的是老了！爬不起来的老家伙只好瘫坐在马路中间，任花花绿绿如鹰似箭的车辆从我身边飞掠而过。那一刻我像什么？就像街头上跪地行乞的老叫花子，像神了！目光透过车流闪过的一个个缝隙，我向四面打量。十字的正中间有位年轻的交警，他也向我这里张望，但是只扫了一眼便转过身去了。我从他一闪而过的目光中什么也没有读出来。而在我正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一群人却一直用目光盯着我。我从那些人的目光中看到的是紧张、忧郁，甚至有些悲天悯人的神。受到这些眼神的感动，我强令自己挤出一副笑容来，我想以此告诉他们：我没事……

171.上卷.向谁倾诉（67）

( 时间过了一分多钟，东西方向的红灯又亮了。ww我仍然没能爬起来。这时，一直站在人行道上，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的人群中，有人出一声惊叫：“快，老汉站不起来了！”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随着这声惊叫，一位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第一个跳下路沿，在她身后紧跟着有三个男人也跑过来。是那女子第一个搀住我的手臂，同时又向三个男子出口令：“抬，把老汉抬上走！”

直到一女三男将我抬到马路边，我在水泥路沿子上坐下来，十字中间的那位警察才迈着绅士般优雅的步伐向我走来。“要紧吗？”警察问我。

又是那位年轻女子的声音：“老汉可能骨折了！唉，人老了，骨质疏松……”随后的事实证明，那女子说的没错，我的左脚踝骨果然是粉碎­性­骨折。

见到警察问我，围观的人群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是那辆黑中巴撞的！”有几个人还报出了车号。

警察说：“那车好找，常从这儿过。”又问我：“是车撞的吗？”

我虽然摔倒了，但头脑一直是清楚的。ww在我倒地的瞬间，是有车从我身边过去，但绝没有撞着我。我不能讹人，虽然有这么多“目击者”十分仗义地出来为我作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知道距离使他们产生了错觉。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有。是我自己摔倒的。”

警察对目击者们说：“人家自己都说不是车撞的，你们……”说完，警察又迈着绅士步伐走了。

“唉，这老汉……”围观的人群叹息着散去了。而我却从这一声声叹息中辨出两种味来：

这老汉太傻；

这老汉是正派人……

我坐在马路沿上，等心绪平静下来，掏出手机，给在附近开商店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开车过来，拉我去了医院。

从动手术接骨到拆掉打在骨头上的钢钉，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了。可是，生在万寿路十字那前后不过一分半钟的一幕，却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且越来越清晰。特别是那位惊呼着“快，老汉站不起来了”，第一个冲到路中间，搀扶我的年轻女子。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她留给我的印象是衣着朴素，面貌端庄，那时我就认定，她应当是周边工厂里的一位普通女工。为了她面对一个跌倒者时那忧郁的目光，为了那声呼唤和那双搀扶我站起来的手臂，我应当说声“谢谢”。可那阵子，因为惶然和渐渐袭来的疼痛，我竟一句话也没对她说。

那一幕生在2005年5月13日下午5时许。推出这个时间，并非希冀着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扶我站起来的人，只想说：那短暂的一分多钟已经校改出了我六十多年人生阅历上几多残缺的理念……

跌倒爬起来之后

两年前我曾在这张报上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跌倒爬不起来的时候》，文章写的是那年我跌倒在马路中间被人扶起的事。写那篇文章是为了对好心的人们表示敬意。

前几天我又跌倒了。这次不是在马路中间，而是在一条商铺林立的小街，铺着花砖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宽不足3米。我跌倒的姿势很不优雅，身子向前倒，肚皮紧贴地面，乡里人把这叫跌了个趴扑。

最先落地的应当是左胳膊肘，因为我看见左胳膊的下部都有两条细细的“血溪”在无声地流淌，两个膝盖也在隐隐作痛。我挣扎了几下，爬不起来。所幸意识还是清醒的，受伤的左臂没有将手里拎着的提包敞开。提包在我头的前方躺着，那里面装着3本两天前才出版的我的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

我在花砖铺砌的小街上躺了大约有3分钟。初秋的阳光烤得我热汗涔涔，耳边是小街上嘈杂的车声人声和从我身边走过的人们悠闲的脚步声，却始终没有听到上次我跌倒时从人行道上传来的惊呼声：呀！老汉爬不起来了！更没有接触到任何一支伸向我的手臂。

最终我还是靠着右臂的支撑自己爬起来了。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地向我身前身后的店铺扫了一眼，每个店铺门口都有人。我从人们冷漠又迷离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些内容，其实他们一直在观赏着我跌倒的狼狈，或者说一直在犯嘀咕：这老头是真的跌到了？还是……

172.上卷.向谁倾诉（68）

173.上卷.向谁倾诉（69）

( 院子不算大，却无一处­阴­凉，我只好呆呆地站在毒日头下烤晒，汗水像小河似的顺额头朝下淌。ww

好容易等到院内人影稀疏，那间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人了，我拭去满脸的汗，走了进去。

“同志，早上我闯了红灯，警察让我这会来接受处理。你看……”我的那份虔诚、恭敬，简直近乎“­骚­”。

那警察在写什么，头也不抬，只冷冷地问：“谁处理的？”

我怎么知道警察的名姓！可我也不敢顶撞眼前这位警察呀，只好赔着笑脸说：“不知道。不过，上午8点左右，北大街十字口值勤的。”

“噢。”警察这才从书案上抬起头，侧身打量了我一眼，说：“刚才他交完班，说家里有点急事，先走了。也许还要回来。你等着吧。”说完，又低头写他的什么东西了。

让我等，却没说让我到外面去等，那好，我就坐在办公室等吧。屋里有电扇，比太阳地里好多了。

电话铃响了。那警察抓起话筒，“喂”了一声后，脸上顷刻涌满笑容，声音也变得极其温柔起来：“周小姐啊，哎哟，难得难得，你还能记起我……你等等。”那警察用手捂住听筒，声音很小却很严厉地对我说：“到外面等着去！”

我又被驱赶到“鲜红的太阳”下。

我一站就是半小时。亏了我身体好，不然，三伏的太阳非烤昏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