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春节刚过，雷玲不顾丈夫和女儿的一再劝阻，走进了她离开近半年的少年法庭。

法院的领导左右为难：把实告诉她吧？显然不行；不告诉她，又怎忍心让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同志继续工作呢？

院领导只好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嘱咐刑庭庭长（少年法庭是刑庭的一部分）不要给她分案子，任她来去自由。

可雷玲不­干­了！她径直找到主管刑庭的董副院长，辞恳切地说：“怎么能不给我分案子呢？我是党员，是法官，怎么能混日子？再说，我看病花了单位那么多钱，病好了再不工作，良心上说得过去吗？”

一番话，说得董副院长直想掉泪。可是，董副院长怎么也下不了为她安排工作的决心。

雷玲明白了：这是同志们在心疼她，同她。可她更明白了：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不能在友光环的笼罩下放弃自己所钟的事业。她要自己给自己找工作­干­。ww

在主持少年法庭合议庭的日子里，她就定下了一项制度，称作：“请上来，走下去。”请上来一是在开庭审理时，请被告的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到法院来，殷殷劝说他们对犯了罪的孩子尽到教育挽救的责任；二是让那些被处理过的少年犯获释后定期到法院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每季度为他们举办一次法律知识讲座，年终还要进行考试。走下去就是家访，自己登门访问那些获释后的孩子，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了着落，境况有没有改善，还需要法院帮他们做些什么工作。对于那些尚在劳动改造场所接受改造的少年犯，雷玲也要不定期地去看望。

在得不到院里安排工作的日子里，雷玲便去开始继续她的“走下去”：到街巷、农村访问那些重新走向生活的孩子们，和他们及家长促膝谈心，勉励他们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

雷玲为自己选择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对青少年进行普法教育。她是区上十几所学校聘请的普法教育辅导员。正常上班的日子，她就经常到这些学校给学生们做法律知识的报告。她的报告事例生动，知识丰富，加上她嗓音甜美，又会讲故事，每场报告都会赢得一阵阵掌声。有一次，雷玲应邀在某中学作一场法制报告，第二天，区司法局的同志告诉雷玲：“雷法官，你知道昨天的报告会后生了什么事吗？昨天上午，这个学校初三的两个班打了场群架，吃亏的一方当即密谋在下午放学时实施报复行动，棍­棒­、刀子都准备好了。下午你的报告一作完，几个学生便找到班主任，把械斗的凶器全部交给老师。他们说，听了雷阿姨的报告，我们才知道，我们错了……雷玲啊，你的报告可真管用啊！”

这期间，在雷玲的一再恳求下，领导也交办了一些案件。

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实行的是不公开审理，但雷玲却常常根据个案的具体况，有选择地邀请少年犯的家属或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参加旁听。一次，当雷玲审完三个少年犯的案子后，被邀请旁听的三个孩子的家长泪流满面地对雷玲说：“孩子的诉说使我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们是不称职的家长。今天与其说是审孩子，不如说是审我们，审判我们的良心！”

看到大病缠身的雷玲还在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同事们心疼得悄然落泪。未央区法院的李院长忍不住悲，严肃地对雷玲说：“雷玲同志，你不能这么­干­！你……”但是，下面的话还是被他强咽了下去。

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对自己的病，雷玲是知道的。她曾对她的亲弟弟私下里说过：“姐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的好法官留给自己那“不多日子”的，仍是匆匆忙碌的身影，甜美安详的笑容……

生命的最后不是凄凉的挽歌

雷玲的女儿，24岁的邸严对记者说：“虽然妈妈整天忙于工作，我连个在她跟前撒娇的机会都很难找到，但我还是认为，妈妈是世上最伟大的妈妈！妈妈的坚强、无私、开朗是世间少有的！”

雷玲第一次手术出院后，丈夫曾反复叮咛：一定要定期检查，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但出院不久就忘地投入工作的雷玲，根本就顾不上去医院，医院几次来电话催，都被她敷衍过去了。直到2001年8月，雷玲去省上参加人代会，有人告诉她：为你做手术的那位大夫也是人大代表，现在正满世界地找你哩！他说，你如果不立刻到医院复查，他就建议会上派车把你强拉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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