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后一次见到白大夫时，白大夫说：听说上了榜的有些人不想要房了。我去找院领导，央求人家：能不能把我作为‘替补’补上去？领导说：你原来是在‘正选’名单上，正选拉下来了，替补名单早就列好了，没有你，怎么能补上？我这就叫这头蹬脱了，那头抹脱了。我还说什么呢？就算咱命苦运背吧！

不过，让白大夫欣慰的是，与他相濡以沫的老妻对此事却是极为豁达，她说：“分不上拉倒！陕北的土窑洞咱都住了十几年，现在的房子咋不能凑合！只要咱人活得结实就行！”

说这话时，白大夫笑了，但我分明看见他眼角溢出晶莹的泪花……

妻子嫌他穷，跟人跑了；新房倒有，他说，我实在买不起！

56岁的姜振周是某企业自办中学的教师，有30年的教龄。由于历史和家庭出身的缘故，姜振周1965年高中毕业后不仅没考上大学，反而被驱赶到乡下，成为比“知识青年”还先行一步的下乡青年。下乡不久，被关押在“牛棚”里的父亲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父亲的死，自己的被驱赶下乡，使姜振周身心受到重创，但这种苦难也使他远离了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他只好从读书中寻找­精­神的寄托。虽然那时宣扬的是“读书无用”，但真正到了学校从荒草废墟上“站出来”的时候，怎么也得请几位读书人出来给孩子们讲点啥。于是姜振周就当了乡村教师……后来，父亲的事平反了，姜振周就回城了，在厂办子校正式当上了教师。

姜振周书教得不错，也获得区级优秀教师的称号。他还爱好文学，隔三岔五便有些诗词、散文在报刊上露脸，不少作品还选进了多种选集。他还爱­操­“闲心”，这种“闲心”有时还­操­得有点“出格”。那一年，中央刚刚颁布《教师法》实施细则，姜振周仔细琢磨后就觉得其中有些细节的提法欠妥，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他就跑到市上有关部门谈自己的意见，随后引经据典地写成文章递上去。有人说他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他却说自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但姜振周的日子过得并不滋润。

姜振周在厂家属区有房子：一个小单元里住了三户人家，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小厨房。属于姜家的只有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除了床就是书，连支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姜振周写论文、备课、写文学作品不是端把小板凳趴到床上就是钻到公用小厨房里。妻子常常抱怨，这日子没法过……终于有一天，姜振周从朋友“话中有话”的提醒中知道妻子的心已经不属于他和他的这个家了……不久，妻子终于与他“拜拜”了，临走前卷走了他全部的积蓄。妻子是临过年走的，姜振周一摸口袋：全家只剩下30块钱了。那个年是在亲友们资助下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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