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事到着急处，便有出奇处。ww***就在我对着摊开的稿纸苦苦思索之际，脑子里忽然涌上两行标题：一行是张敏的那篇纪实小说《黑­色­无字碑》；一行是高洺的即将付梓的纪实文学《上帝无》。心里就豁然开朗。想那无字碑，原本是一代女皇帝武则天给自己留的墓碑，碑高数丈却不置一字，意思是明摆着的：千秋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而高洺为她的自述体纪实作品命题为《上帝无》，其寓意也很明白：对她的那一段毁誉不等的历史，上帝保持沉默，不做评说。既然上帝都不愿说明白，我辈又何必自作聪明呢？我们能比上帝更聪明么？

这就好办了。我只写我所认识的高洺。即使这样，我也只是为高洺勾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剩下的，让别人去填空或者让读者去想象吧。

于是我就在这篇关于高洺的介绍­性­文章前写下一行字：不会说谎的女人。

这是我对高洺的­性­格所下的结论。如果说“­性­格就是命运”是一个真理的话，那么，高洺命运的起伏跌宕、荣辱毁誉应该是依此而铺排繁衍的了？我想是。

最初的“女才子”

我翻箱倒柜地查找二十多年前的资料，企图找出我和高洺初次见面的时间依据。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只翻到了一张黄的《西安日报》，那是1974年7月31日的报纸，上面有一诗，作者的署名是四个人，第一是我，第二是高洺。诗是我写的，这不会错。为什么要署四个人的名字呢？我想那是编辑­干­的。因为那诗是赞扬户县农民画的，题目《致户县农民画家们》。四人署名前面还有四个字：西安工人。编辑大概是想扩大一下声势，以四位工人诗人的名义向农民画家们传递一种工农一家、互勉互励的信念。这诗给今天的我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和高洺相识至少是在1974年7月以前。再想想，便更清晰了。那是个初春，乍暖还寒的季节。那就应当是1974年的初春了。

在此之前，我因被借调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充当了一阵临时编辑（我的正式身份是水泥厂的工人），并在该社出的几本书中都有作品，便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厮混得很熟，出版社也一直把我当做工人作者中的代表人物（惭愧！）。1974年的初春，我到出版社去找诗歌编辑文大家送一篇稿子，见老文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妙龄女子，正神态安详地听老文讲说什么。见我进来，老文停止了与女郎的谈话，却向那女子介绍了我。老文介绍我时，未免有些夸大了我的身份。而那女子却并未因老文的介绍而有什么惊讶，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子，淡淡地笑着说了一句：“读过你的诗。”

随后，老文又向我介绍那女子：“高洺。陕西钢厂的工人。诗写得不错。还有一部50多万字的小说《第二代人》我正在看。回头你也看看，帮她提提意见。”

如此的介绍，那位叫高洺的女子依然平静地坐着，白皙俊俏的脸上依然是淡淡的微笑。

这是初次见面的高洺给我留下的印象。好像有些傲气，但又不完全是孤傲，就算矜持吧。总之印象不坏。特别是听老文讲，这高洺不仅能写诗，而且有五十多万字的大部头小说，心中便有了一些敬重。那女子顶大不过二十五六岁吧，能写出那么多字的小说，才气且不论，仅勇气就够人称道了。后来听出版社的其他编辑说：高洺头一次到出版社来时，穿一身工作服，肩上挎着一个老大的旅行包，压得她走路都一歪一歪的。到了编辑室，她将提包打开，掏出一摞一摞的各形各­色­的纸摆到桌子上，对编辑说，这是她写的长篇小说《第二代人》，是写知青生活的。望着这么娇弱的女子和那摞起来一尺多高的稿子，编辑室的所有编辑都愣住了……

高洺的《第二代人》我看过手稿，书是没有出版，但我对高洺的“肯定”却由此而确立。后来，高洺出事了，高洺蹲了监，高洺的“坏女人”、“荡­妇­”的名声一时大噪于长安。而每当有人在我面前诋毁高洺时，我找不到为高洺辩护的理由，便“请”出《第二代人》来。我说：我觉得高洺是个才女。《第二代人》50多万字，全部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不要说那是创作，就是让你抄一遍，你有那个耐心和毅力么？这是后话，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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