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洺赴江城的那天聚会中，我吟出了这半句诗。ww在座的著名作家高建群立即激动起来：好，真好！仅这一句，不在李清照、薛涛之下……我说：记得这是高洺写给她以前的丈夫的，思念之，跃然纸上。高洺却解释说，不对，是“席边”不是枕边。酒席筵前没有知心朋友，所以不喝酒。我马上意识到，高洺在说谎。大概是怕现在坐在她身边的丈夫吃醋吧？显然，这个谎说得很蹩脚。高洺到底是老了，失去了当年那种坦荡率真、从不说谎的秉­性­，学会了掩饰自己……想到此，我便有了淡淡的忧郁。）

对于我的来访，高洺是很热的。说了一会儿话，她便要出去买菜。我拦住了她。她说：那总得吃饭呀？我说；难道你平时就不吃饭？她笑了，说：我平时是胡凑合。有时间下点挂面，没时间就开水泡馍。我说：那就下挂面。高洺说声“不好意思”，便到厨房煮挂面去了。趁这工夫，我翻开她放在桌上的那部被出版社退回来的长篇小说的手稿。开始是一目十行地浏览，不久便被小说中的节吸引住了，渐渐地进入阅读状态……直到高洺将煮好的挂面端到我眼前才打断了我的阅读。吃完饭我又接着读。但终于没有读完。

现在如果让我回忆那部小说的节，我真的是回忆不起来了。但当时的感觉还是记得的。出版社退稿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不好把握，意思是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拿不准；二是小说的结构比较凌乱。因此建议作者放一放再说。我觉得以上理由是有道理的。然而，编辑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小说所描写的真实­性­。她这部名为《第二代人》的小说所描述的正是她当知青的那段生活。作品中所倾泻出的那种真实的生活场景，淋漓的喜怒哀乐之是此前我读过的小说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记得我当时就对高洺说过：你好像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自传。高洺出语惊人：就是。我就是在为那段日子竖一块墓碑。我说：小说的重要手段是虚构。高洺说：虚构就是说谎吧？那段日子刻骨铭心，容不下谎了。

还要说的是，高洺的那部小说以及她的其他作品，全部是在千户村那间几乎家徒四壁的小屋里，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啃咸菜、煮挂面、吃开水泡馍，守着孤独寂寞写出来的（她其实完全可以回到她父母居住的将军楼里去——那里离她上班的工厂也很近，过一种贵族小姐的生活。可她不，她要在这冰锅冷灶的小屋里圆她的文学之梦）。仅此一点，我就认定她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女人。以后谁说她的坏话我也不会随声应和。

从1978年起，我在西安主持编辑一个叫《西安工人文艺》的内部文学刊物。高洺经常到编辑部来，也拿来过不少作品。但我给她得不多，原因是她的作品有太多的个­性­­色­彩，而她的个­性­又是袒露率真，喜怒哀乐无遮无掩。我虽然很喜欢这类作品，但那是个冰河刚刚开始解冻的季节。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我不得不“王顾左右而他”。

也就在这段时间内，西安的一些在文学上初露头角的业余作者们，自地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称为“群木社”，其中就有当今最走红的作家贾平凹（据说，群木社这个名字就是平凹起的，意即“一群木头”）。群木社很像个文学沙龙，定期在某个人家中聚会，交流创作经验，讨论社员作品。群木社有多少成员，我不清楚，因为他们那一拨和我不是“一拨”，但我知道除了贾平凹外还有高洺，高洺是其中极活跃的一位。若­干­年之后，群木社的社员大都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贾平凹为“之最”。而高洺却逃离了文学。我常常为此而感到惋惜。我曾想：如果群木社坚持下去，如果高洺在文学上坚持下去，以她的才气，她的个­性­，如今在文学上闹成一番怎样风光的景致，那是谁也不敢妄断的。

那么，逃离文学的高洺到哪里去了呢？

在另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从那以后的十多年间，我几乎没有和高洺真正地接触过。说几乎，就不是绝对。记得有段时间听人说：东大街的青年会里举办一个现代派画展，很轰动，我便怀着好奇心跑到了青年会。在千头攒动的现代派画展的展室内，竟然碰到了高洺。这时的高洺完全是一派现代西方女郎的装扮：喇叭裤，领口敞得几乎露出**的短袖衫，头高高绾起，眉毛是画过的，嘴­唇­是涂过口红的……今天看来，这种打扮不仅不再时髦，而且早已过的。而在那个时节，这种装束往往被人们斥之为奇装异服，并且被正统的女人们大戳脊梁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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