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洺跟谁都睡，却从不要钱，图的是刺激……”

……

多数时间，我在这些议论面前保持沉默，不过我还是属于“叹息型”的。我是觉得高洺才华过人，而且­性­格率真得有些傻，这样的女人不应当毁灭。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人抬杠，理由就是高洺有才，写过长篇小说，写过很漂亮的诗词散曲。

但是，对高洺这几年的行为，我仍持否定态度——尽管我对她的遭遇深怀同。

1984年的春天，司法厅邀请一些作家到省女监采访，我也在被邀之列。到女监后，我就悄悄地向女管教打听高洺的况。令我意外的是，一脸正气的女看守对高洺却没有不屑的辞，反说：那是个有才华有思想的女人，在这里表现不错，犯人会演时还写过节目。我便央求女看守，能不能把高洺找来，我想见见她。女看守欣然同意，打一名女犯去叫高洺。不料，那女犯很快就回来了，传话说：高洺说，她正在劳动，不见了吧。告诉我的朋友，我好着呢……

没有见到高洺，但不久便读到了作家张敏的《黑­色­无字碑》。

小说肯定有许多虚构的节，但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把高洺作为生活原型加工而成的。

我和张敏也是多年挚友，况且我不大写小说，所以对这篇小说没有谈什么看法，只是提醒张敏：高洺出来后，会找你算账的。

事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不久，我到作协去开会，会前会后的闲聊中，作家、编辑们谈的几乎者是关于高洺的话题。但却不是专指高洺的绯闻，而是议论高洺给《延河》编辑部和省作协主席胡采的一封信。高洺尚未出监，信自然是通过监所出来的。

据说，在文学评论界声名显赫的省作协主席胡采，看完高洺的信后大为震惊。老人家没有想到，被社会舆论抹得五麻六道的“坏女人”高洺会有如此惊人的才华！那封信很长，据说有万余。在这篇自女监的万书中，高洺以豁达的胸襟对《黑­色­无字碑》提出了“可以理解”的缺憾，然后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地谈出自己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看法。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从世界潮流到中国的封建传统再到改革开放的前景，再到文学的功能和使命，洋洋洒洒，笔走龙蛇，仿佛一气呵成……胡老承认，高洺的观点他不完全赞同，但此女学识之渊博，立论之独特，文字之流畅，所散出的大家之气，却使老人惊叹不已。老评论家旋即批转《延河》编辑部，让编辑们传阅，并可印在作协的内部资料上。

看来，参加会议的编辑们都是读过那封信的，谈论中一片感叹之声。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对我说：高洺那女子是个人物，人物！那信，我是写不出来的！

作协的另一位朋友向我背诵过高洺信中的一段话，大意是：

社会每前进一步，都要有人做出牺牲。做出牺牲的正是先行一步的。我相信我是先行一步的人。并且我更相信，跟在我的牺牲后面，必定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匆匆的步履……

前面我说过，我不想、也没有能力为高洺的这段历史做什么结论­性­的评说。不过，前两三年，当我这个“舞盲”偶然听说，现在舞场上流行的“搓二步”就是当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贴面舞”时，我却突然想起了高洺……

我想，那段日子，高洺该是驾一叶孤舟，行驶在没有般标的河流上的女人了。可惜她没有易安居士那种“误入藕花深处”的意外惊喜，得到的只是触礁后的苦涩。

­干­杯，为高洺的重出江湖

1985年的5月4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新落成的省体育馆召开一个大型联欢会，称之为“绿­色­狂欢节”。会议邀请了四位作家作为特邀嘉宾：路遥、平凹、商子雍和我。我们被安排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落座。例行的讲话仪式结束后，主持人宣布狂欢节开始。乐队奏起欢快的舞曲，数千名青年人在台下的大厅里翩翩起舞。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我的眼帘：高洺！是高洺。她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裙，更显出体态的袅娜。她没有和谁“捉对”，只一个人在场中旋转。她的独舞舞姿狂放又不失优雅，引起许多人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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