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考官是个面白无须的年轻人，当下轻轻喉咙回答：“唐小姐，你口才伶俐，做公关最合适不过，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

我抬起头来反问，“考官先生，您年轻潇洒，怎么不去……试试呢？”

我说的是本地一家著名“鸭吧”的名字。说罢不待对方反应过来，赶紧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之大吉。

于是不再指望有朝一日成为广告高手，创造奇迹，但亦不肯到一般商务公司找份文员的职位。蹉跎月余，才终于应聘到一家杂志社考取了一份见习记者的工作，月薪三百大元，可是一天倒要打卡四次。

人家说时间即是生命，可是记者的生命恁地不值钱。

唐禹取笑：“原来你努力地弃商而求文，就是为了要说明从商和从文的区别在于不赚钱。”

我强辩：“不是不赚钱，是不提钱。”

反正没有钱，提来何用？

在大学里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已经不能再忍受寄人篱下的感觉，找到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藉口要陪黛儿，向父母提出租房另居。

母亲原本颇不乐意，但见我意思坚决也就算了。

搬家那天，我请父母吃了顿饭，郑重表示我搬出唐家并不代表会忘了他们，今生今世，他们都是我最亲最近的父亲母亲。

饭后自然又是唐禹送行，不过这次更为彻底，一直将我连人带行李送到西大街的新居。

西大街是一条老街。

老，而且穷。满面风霜，衣衫褴褛。

路面都打着补丁，十余步的距离，可以看到修自不同时候的五六种砖石。房屋只有两层高，路灯也黯淡，只照得见眼下几步远。

说是“新居”，不过是对我这个“新客”而言，其实房子只怕已有半百年纪。

可是房租出奇地低。这一条优点足以抵过其他十条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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