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玻璃纤维厂是一座日伪时期创立的老厂。它的主导产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老化，进入市场经济，企业缺乏后劲，产品结构难以调整，彻底丧失市场，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俗话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就好比一个连年补考的差生，一拖再拖，也就彻底失去升学的转机。前几年订货会上还能见到几张订单，厂里安排小批量生产，三吨玻璃纤维带子，五吨玻璃纤维绳子，一个车间开动机器织上十天半月，活儿就完了。活儿是完了，环境却污染了。每逢刮风，吹得玻璃丝儿四处飘扬，钻进衣裳里扎得­肉­疼。周围居民多次聚在工厂门前集会，高呼口号表示抗议。如今，新型材料的广泛使用促使新兴企业纷纷崛起，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订单彻底断绝。积压在仓库里的玻璃纤维，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公害。江有礼深知，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只能彻底转产。转产一要拥有资金，二要拥有先进技术，三要拥有占领市场的产品。

可是，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什么都没有。全厂一千多名职工，每月工资总额五十八万。如今厂里只能发给职工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是银行的贷款，属于苟延残喘。

前几任厂长，都是上级主管集团派下来的。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也有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有孔繁森式的，也有王宝森式的，品种齐全。唯独这次贺允旺下台，上边居然提出民主选举厂长。江有礼虽然当选，但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江有礼与上级主管集团的总经理倪德葵素不相识。一般来说上边是不会轻易将一座企业交给“外人”掌管的。这次上边要求大中华玻璃纤维厂民主选举厂长，恰恰说明上边已经对大中华玻璃纤维厂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这恰恰意味着放弃。于是，江有礼就在自己上任的第三天，怀着丑媳­妇­见公婆的心情来到主管集团的办公大楼朝拜顶头上司。

上级主管集团的全称叫做T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总公司的总经理倪德葵是个年纪只有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人称倪总。据说倪总是冯副省长的外甥。不惑之年的江有礼对这种情况早已不惑，他走到倪总的办公室门外，对值班的秘书说：“请问小姐，我今天能见到倪总吗？”

小姐双目圆睁：“请您称呼同志。”

江有礼就重说一遍：“请问同志，我今天能见到倪总吗？”

口红涂得很浓的同志小姐看了看江有礼的工作证。江有礼的工作证职务一栏仍然写着“副科长”。她递给这位副科长一张小纸片儿，上面写着：26号。

江有礼问：“请问同志，倪总现在谈到第多少号啦？”

秘书同志说：“今天是总经理接待日，中午食堂有偿供应饭菜。你排在26号大概要在下午二点到三点之间才能谈上话。”

江有礼感到莫大满足。T市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秩序井然。这真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好形势。无论是黎明还是傍晚，这里都是静悄悄的。

这时，江有礼竟然想起自己的双筒猎枪。他知道，这座城市滨海地区芦苇荡里的野鸭子越来越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伸出的猎枪太多。近几年来，这座城市涌现出来狩猎爱好者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这座城市残疾人的总和。

江有礼对自己放下猎枪立地成佛的壮举感到自豪。他很想转业为钓鱼爱好者。同是向大自然索取，钓鱼似乎愈发能够显现人类不急不躁的­性­情。想到这里，他为自己有所皈依感到满足。

中午，江有礼在总公司食堂里吃了顿炸酱面。食堂的大胖子以为他是前来上访的下岗职工，多给盛了一勺酱，还劝他遇事不要钻牛角尖儿。大胖子好心没有好效果，面条咸了。饭后他四处寻找水源，抬头竟然看见刘宝盈。他兴奋起来，大声喊着“弦儿！弦儿！”

这地方的京剧票友管­操­琴伴奏的叫“弦儿”，以示自己是“角儿”。

弦儿被角儿的喊声吓了一跳。正在食堂里进膳的机关­干­部们也被这充满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称谓所惊动，纷纷停住嘴巴，送来目光。

角儿说：“刘宝盈，到处都找不着你，这程子跑到哪儿去啦？”

弦儿说：“我忙着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啊！你怎么跑这儿吃忆苦饭来啦？”

江有礼咽下最后一口炸酱面，告诉刘宝盈自己如今已经当上了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厂长。刘宝盈听罢，微微一愣，连连摇头，满脸绝望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