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做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做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 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五千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期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 —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