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范仲淹来到前线，在对夏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韩琦认为，宋军拥有二十万重兵，兵力优势十分明显，不可能采取守势，何况物资消耗十分严重，战争一旦拖延必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因此必须速战速决。

对于韩琦的战略，范仲淹十分忧心，立即上书朝廷，提出了与韩琦针锋相对的战略。范仲淹认为：

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宋军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将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因此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

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西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可使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如果穷兵黩武而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

范仲淹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战略。同时，在部将种世衡的建议下，范仲淹下令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故址上筑了一座青涧城。然后推广青涧城经验，在延州附近广泛修筑城寨，招还延州一带的流亡边民，修边寨，兴营田，募商贾，通贸易，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发展生产，重整家园。

这些寨堡互为声援，使延州固若泰山。元昊几度觊觎，不敢下手，暗叹：“今小范老子（老子指知州，小范指范仲淹）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庆历元年（1041），面对韩琦与范仲淹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仁宗皇帝还没有最后的抉择，元昊已发动第二次进攻，举十万大军进军渭州。韩琦命任福、桑怿率部迎击，元昊诈败以诱敌深入，宋军追至好水川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过激战，宋军大败，任福、桑怿力战而死。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就在这时，范仲淹的老友滕子京也被调到了前线，出知泾州。

好水川之败使范仲淹防守与议和的策略逐渐清晰，但朝中反对议和之声仍很激烈。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知渭州王沿派葛怀敏迎敌，再中元昊诱敌深入之计，在定川砦为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宋军只得冒险突围，被元昊伏兵围歼，全军覆没。元昊乘胜回逼渭州城，王沿无兵可守，只得布疑兵阵、使空城计。幸好空城计得逞，元昊放弃攻打渭州，纵军大肆抢掠七百里而归。

西夏军在攻打渭州时，同时进攻距渭州仅一百二十里的泾州城。知州滕子京与老友范仲淹再次通力合作，滕子京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泾州后，滕子京又极力为军队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恤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采取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这时韩琦已经信服范仲淹，于是朝廷仍派两人负责西北防务。范仲淹便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冲要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流传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与宋朝议和。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夏国保持政治上的实质­性­独立；宋朝每年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每年还要给夏国节日与生日礼物银2万两，银器2000两，绢、帛、衣万匹，茶1万斤；两国恢复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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