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较明确。朝廷正在经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西北开战，接着沂州（今山东临沂）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事。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的队伍所到州县，宋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

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于是想借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来振兴朝政。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颁布手诏，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解救的办法。数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

（1）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

（2）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

（3）­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

（4）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

（5）均公田，即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

（6）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7）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

（8）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

（9）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

（10）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

仁宗皇帝对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

十月，仁宗根据《十事》之“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即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各路长官，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富弼看着范仲淹勾人都觉得心惊­肉­跳，提醒范仲淹说，你在名单上勾勾画画倒是容易，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些吧。

新政陆续实施，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但大面积更换官员谈何容易，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可以使地方行政系统瘫痪；即使更换，地方官员也不欢迎范仲淹新举荐的各路监司官。又比如科举考试增加了新的内容，这让原来只知背诵经义和诗赋的举子感到无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