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做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20世纪50年代，*中央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秆，对他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瓣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1962年，杨振宁跟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台湾学术界主流曾对钱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见”，而杨联陞对钱却极为推重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杨认为，钱穆的《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贾植芳跟胡风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为悲痛，在追悼会上嚎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认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他挽胡风联说：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

沈从文访问美国人，老朋友钟开莱对他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

阿城说：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大陆的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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