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东北王”

似乎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胜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战胜国”获得的。可是战胜国中国迎来的是战败国的耻辱，这都因为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还有近邻日本的胁迫。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血泪史。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且在中国的军事赌博都赢了。夹杂在西方列强队伍中的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在1874年的侵台战争和2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出乎意料地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侵略弱邻，不仅实现了“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补偿”，还能作为国家致富的捷径。尤其是甲午一役，清政府的出手豪绰让日本举国上下瞠目结舌，继而欣喜若狂，按时任外务大臣的井上馨的话说：“一想到3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清政府的不堪一击给日本惯出了毛病。

10年后，借助清政府的割地赔款，日本国力大增，继而向又一邻近大国沙俄挑衅。结果日本以弱胜强，又赢了。

全胜的战绩更增长了日本朝野的骄蛮心态，催生了这个单一民族的黩武主义。日本更坚定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此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更加显示了轻蔑之心。

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大相径庭，日本在表现出对经济利益掠夺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对领土占领的过分贪婪。贪婪由来已久。

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境内建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关东厅和日本领事馆等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加快独霸中国东北的步伐。

1919年4月，日本正式组建关东军司令部，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直隶天皇。其主要将领本庄繁、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花谷正、石原莞尔等是一群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这个罪恶集团任过要职。在这群战争贩子的­操­纵下，侵略中国的武装机器迅速运转。

20世纪初，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这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一直有向中国移民的设想，并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定为日本的一项国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更是尝试过各种方法向中国东北移民，并在侵华14年间，不断制定向中国移民的计划，掀起了移民侵略的Ｇao潮，试图让日本移民占东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彻底改变中国东北的人口构成。

日本移民中相当大一部分由日本退伍军人构成。这些配有武器的在乡军人，被有计划地安放在中国东北铁路沿线、边境和农村抗日游击区边缘，平时进行军事化训练，穿国家统一发放的衣服。他们是日本在华的军事后备力量和兵源以及镇压各地人民反抗的别动队，还担负着对苏作战的军事准备。在中国，他们恣意妄为，犯下累累罪行。侵华战争后期，由于日本国内兵源短缺，这些武装移民几乎都穿上了军装。

最早警醒日本移民侵略­阴­谋并采取各种手段抵制的，是依靠日本势力坐稳江山的张作霖。这位绿林出身的“东北王”一生保持了“好汉”的行事风格。

张大帅看似粗糙，实则粗中有细。20世纪20年代，老“东北王”以开发东北为由，大量从中国内地吸收关内移民。如果当时不是关内移民淹没了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还真可能有很大的变数。此外，他还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阻止日本人在东北开矿、建厂等。

张大帅种种“以夷制夷”对付日本人的做法，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对抗。日本人开始抱怨张作霖屡屡表现出来的不合作。抱怨最终演变成了仇恨。1928年6月4日晨，张大帅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

张少帅接班。国仇家恨让早就明晰日本野心的张学良更加审慎，甚至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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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图)

1928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常以“集国耻家仇于一身”提醒自己的张学良最终做出决定：易帜，支持南京政府，将东三省和热河同时纳入国家统一，防止日本把东北地区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去。

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第一领导人后，地位并不稳固。政府中成员成分复杂，虽要员多接受过现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教育，但明显带有传统帮派习气，为各自利益，随时都有爆发冲突的可能。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掀起“中原大战”，最后以张学良带兵进入北平偃旗息鼓。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张学良发出声讨阎锡山和冯玉祥、支持蒋介石的电文也赶上了一个“九一八”，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

蒋介石以军事实力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达到了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张学良的支持显而易见。蒋介石也算知恩图报：1930年10月，年仅31岁的张学良在沈阳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地位仅在蒋总司令之下。1931年1月1日，南京政府举行成立以来的首度大规模阅兵典礼。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战马检阅军队。站在司令观礼台中央的是官拜副总司令之职的张学良。论实力，他的东北军可与蒋介石的中央军比肩。

日本战时画报登载的中国东北主要政府官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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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行动是有前兆的。就在“九一八事变”这一年，日本军部秘密制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事变”之前，关东军天天滋事，举行军事演习。东北军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一兵，谁都明白日本人的军事挑衅早晚会演变成一场战争，但谁也说不清会在哪天发生，谁也没有认真做过准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有朝一日自己觉悟，平息事端。

蒋介石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此时的他注意力都放在了剿灭红军这件事上，甚至在临近“事变”爆发时，亲临江西督剿。8月16日，蒋介石还电告张学良不要抵抗；9月11日，又直接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东北军的军营中，长官常常告诫士兵，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发生冲突，等待外交上的解决。针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9月13日至15日，有些东北军部队连续3夜做了转移演习，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可以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

可叹！强盗都快破门而入了，手持武器的军队想到的是如何逃跑！

这年初，张学良由沈阳搬到了北平，东北的事务大多由两位军政大员荣臻和臧式毅处理。“事变”之前，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他命令东北军“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他最终严守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决策。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大概是张学良当时的真实思想。1990年，他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说：“……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那时我如果知道日本真正的意图，情况可能变成两样。”

这就是蒋、张两位掌握中国军政大权的总司令的幼稚想法，他们竟然寄希望于强盗­干­了坏事还能幡然悔悟。

战争真的爆发了，东北军主官全不在位：张学良远在北平，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奔丧，旅长王以哲在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3个团长都回了家，营区里只剩下了旅参谋长赵镇藩。

张学良的宿命

中国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有两件事让人觉得最窝囊，其中一件就是几十万全副武装的东北大汉拱手让出了白山黑水。

不用再细说“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了。由于日本蓄谋已久的周密策划和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双重原因，3000万东北人民顷刻沦为亡国奴，真是一夜之间，两世为人。“事变”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整个沈阳；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多的东三省全部沦陷！

东北军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这支兵力强大、粮饷充足、装备­精­良的军队，愣让只有自己兵力十分之一的小日本打得个七零八落。尤其是驻扎在北大营的张学良最­精­锐部队——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万把人，步枪、机枪、大炮一应俱全，战斗力最强，号称东北军的“王牌”，“事变”当夜，让五六百人的日军追着打得丢盔卸甲。有的连队虽进入了战斗岗位，可是一道道不抵抗的命令，让官兵又回到了床上。日本兵冲进营房，中国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最可怜的是来不及逃跑躲到床下的，几乎全部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而死。

后来，北大营终于传出了枪声，那是因为一些东北军眼瞧着自己的弟兄被日本鬼子追着打杀，忍无可忍，开始还击。

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北大营残部将营房后墙推倒，撤出。东北军成了散兵游勇，部分就地解散，部分撤入关内。据说，流亡的东北军一路唱着悲凉的歌：“大炮响连天……当兵的真可怜……”

北大营，这座两代“东北王”苦心经营多年的军营，转眼间土崩瓦解了，随之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当时中国最稀有的一个军种——张学良的空军部队，那是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空军。飞机场、军工厂、无数设备和银行等，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若按当时一些国民政府军政官员的说法，“尚可一战”的东北军真的反击了，历史将会怎样？张学良的命运又将会怎样？

9月19日，关东军占领了帅府，所有财产被日本人掠去。据查，帅府的6个金库被打开。位于帅府东墙外的边业银行更是被洗劫一空。张家用几个樟木箱子收藏的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全部被日军从边业银行劫走……

这只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张学良在东北的经济损失，丢掉的几十万军队、国内最强的空军、完备的兵工厂、制炮厂……尤其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3000万国民，才是他无法计算的最大的损失。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与张学良私交甚好。“事变”后，他将张家的家具物品等装了10车皮，给张学良运到了北平。

张学良拒不接受。他对本庄繁说：“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面不好看。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于是，这些物品又被运回了山海关，散失殆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令张学良的地位大受影响。在国人的交相指责下，他既羞愧又悔恨。对于他和他的东北军来说，似乎没有一件事比一雪国耻、“打回老家去”更重要的了。这使发生在1936年的那次著名的“兵谏”成为了可能。

从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张学良，一辈子­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90岁时，他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了……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们本国的###重臣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这个国家军人这样疯狂，没有亡国，真是上帝的恩典。”

日军统治下的人间地狱

在所有参与对中国掠夺的国家中，最贪婪、最卑鄙无耻、最周密计划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邻居日本。从“九一八”到无条件投降的14年间，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同时，对中国资源进行了人类史上罕有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就垂涎三尺。昔日有“煤都”之称的抚顺，被日本恬不知耻地称为“帝国的一大宝库”，从1905年到1945年的40年间，日本从这里运走优质煤达2亿多吨……

日本无限制的开采，致使中国许多资源枯竭时代提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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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从1931年到1945年，本溪80%的低磷、低硫、低灰的最好的煤被日本人运回国内。开采时，他们只要金心，全然不顾规则地破坏­性­开挖，致使很多煤矿遭到了破坏，无法再开采。

日本侵略者是用数以百万计的人命，换得大量中国的矿产资源的。他们不管矿工的生命安危，逼着工人冒险作业，乱采乱掘。

1932年2月5日，日军侵占哈尔滨。以后，这座城市城郊的平房地区赫然出现了一座人间地狱，它就是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所在地。这支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只是日军侵华战争罪行的一小部分，但即使这样，也足以让全人类震惊。

七三一部队始建于1932年，这个进行细菌研制、生产和细菌战的综合机构最初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下设8个部、5个支队、3个野外试验厂和1个卫生所；此外还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以及新加坡等地以“防疫给水部”名义设立大型生物战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集中了一大批日本医学界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医生的使命感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和珍爱生命的基础上的，可是从事医生职业的他们在七三一部队的行径简直禽兽不如。被他们用来做活体试验的人受尽非人的折磨，悲惨地死后，被投入炼人炉毁尸灭迹。“我想不可错过这一良机，因为在日本是不易获得这样好的研究材料的，为使自己的技术提高，并对日本的医学有所贡献，我就将一名八路军俘虏做了练习手术的材料……”一个名叫竹内丰的七三一部队人员说。

没有一个被试验者活着走出这座杀人工厂，这也成为日本战后逃避这项罪责的一个原因。“在被派遣到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中，对‘木头’（七三一部队对被试验者的称呼）抱有哪怕是一点点同情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这是原七三一部队人员的话。有资料证实，七三一部队一般两天就用三个人做一次活人试验。

现在，日本的医学世界驰名。而战后日本的一些医学界权威，就是当年从事对“木头”活体解剖的刽子手。他们的技术提高了，甚至有的人在医学界拥有了重要地位，可他们的良心能安吗？

这些职业刽子手之首是石井四郎。他本来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但他不想把医学知识用于解除人们的病患，相反，是想让更多的人在他的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死去。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这个杀人恶魔在接受美国细菌战专家审讯时提出，把七三一部队的情报资料和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争罪。美国同意了他的交换条件，石井四郎和他的杀人集团就这样被包庇了下来。

石井四郎没有死于绞刑，1959年10月9日，他因患喉癌，死在了病床上。而那些屈死在七三一恶魔之手的中国人，已含冤九泉几十载。当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细菌研究和细菌战，至今贻害无穷，时常作祟。

淞沪燃起战火(1)

1932年对于上海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紧挑衅。1月中旬，大特务川岛芳子受上司田中隆吉的指派设计圈套……以后，日方又不断制造各种事端，并派军陆续侵驻上海，如入无人之境。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还大言不惭地宣称：“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

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又是一个深夜，侵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几路，突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于闸北布防的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次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发出通电：“十九路军通电全国：特急！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竟于28日夜12时，在上海闸北登岸袭击，公然侵我防线，向我开火，业已接火。光鼐等份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

十九路军原为孙中山所创，大部分官兵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率领下，全军官兵同仇敌忾，与来犯之敌多次激战，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来势汹汹的日军没有想到在上海会遭受中国军队的殊死抵抗。于前夜大败后，29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疯狂轰炸……

第五军开赴前线支援十九路军。开拔前，军长张治中自认此役是其生平对外敌的第一次作战：“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决定的是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2月15日深夜，张治中立下了遗嘱。他在《告全军将士书》中说：“……我十九路军将士守土沪上，抵御暴日，冲锋陷阵，血战兼旬，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第五军全体将士斗志昂扬，誓死为保卫祖国而战，出发前，很多官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词上签了名。2月18日，张治中所部抵达吴淞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一二八”战端一开，大大出乎日军的意料，中国广大官兵在劣势装备条件下，前仆后继，殊死反抗，令日军“速战”的设想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事。日军死伤1万多人，被迫三易统帅，司令官由盐泽少将换作野村吉三郎中将，又换作白川义则大将，后增兵10万。此一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与敌激战期间，上海各阶层民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敢死队、运输队、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协同中国军队作战，奏响了一曲全社会共同抗击外侮的壮歌。

就在日寇遭受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之时，国民政府却在执行一条所谓“适可而止”的妥协退让方针，不对作战前线继派援兵。损失惨重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得不到兵员补充，终因寡不敌众，防线被日军从侧翼突破，被迫撤退。后经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淞沪战役结束。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尽管十九路军赢得了全体爱国民众的大力支持，但在淞沪保卫战中“不听话”的表现，令国民政府不太高兴，不但被停发了军饷，各地专门为他们筹集的抗日捐款也被收归国库。后来，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才将捐款用作军饷发给了十九路军。

1932年这一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4月5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通缉汉­奸­令”。

淞沪燃起战火(图)(2)

还在这一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新闻：29日，为炫耀武力占领上海和庆祝日本的“天长节”，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了阅兵式。会场中，韩国义士尹奉吉把炸弹投向了主席台。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与他同时毙命的还有日本居留会会长河端贞次。驻中国公使重光葵炸掉了一条腿，日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炸瞎了一只眼，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炸掉了一只脚……12月，尹奉吉就义于日本，时年24岁。

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后，其兄（前右）到兵站医院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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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悲歌(图)

1940年5月1日，日军纠集兵力，发动枣宜会战，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再次使用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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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他是国民党军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事迹传为千古佳话。

张自忠有一个习惯，每次打仗前都留遗书，打完仗再烧掉。最后一仗前，他也留了遗书，写了两封信，一封留给他的副总司令，一封留给诸将领。他在写给部下的绝笔信中说：“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枣阳的日军主力。出击前，他对众将领说：“我们要同敌人在这一条战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决不后退。”7日，他率领总部手枪营和第七十四师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给敌极大威胁。16日，日军以重兵围攻，张自忠部减员惨重，粮弹几乎告罄，但张自忠大义凛然，力战不退，与敌厮杀，身中数弹，弥留之际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一直在张自忠身边奋勇杀敌的少将高参张敬也壮烈牺牲……

终于，隆隆的枪炮声归于沉寂，日军开始清扫战场。一个日军军官发现了一具盖着大衣、满身是血的遗骸，又从遗骸兜里掏出一支镌刻“张自忠”3个字的派克金笔，连忙敬礼，并叫来担架，抬到师部，经辨认，确定是张自忠遗骸。在场日军震惊之余，顿生敬意，仔细把将军的遗体清理过后装殓埋葬，坟前Сhā了牌子，上写：“###总司令张自忠之墓”。

惊闻总司令壮烈殉国，第三十三集团军将士无不悲痛万分，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夺回总司令忠骨。军长黄维纲亲率队伍渡河，与敌激战多次，终使张将军马革裹尸还。遗骨运抵集团军总部，副总司令冯治安、外国军事顾问、总部官兵和当地群众痛哭相迎。当晚，设立灵堂，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祭奠忠魂，然后重殓，奉国民政府令将灵柩运往重庆。

途至宜昌，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很快传出，数万民众自发迎灵。正当人们沉寂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时，宜昌城内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却没有一人躲避。敌机目睹了这一壮观场面，居然未投一弹，未放一枪。

灵柩公祭3天后，准备乘轮西行。起程那天，军乐队在前面捧着将军的遗像，由执绋者牵引灵柩，缓缓前行，后面紧跟着自发前来护灵、送灵的人群。一路上，百姓设立的香案林立，香烟缭绕，鞭炮不断，很多人长跪不起，痛哭失声，为英灵送行。

灵柩由民生公司运至重庆，途中，蒋介石特意送来覆棺党旗和题写着“浩气长存”的横额。轮船一路缓缓航行，所经之处，皆是万人空巷，民众都请求登船致祭。

蒋介石率军政要员前来重庆码头迎榇，登轮默立，继而抚棺大恸。文武百官也登轮绕棺志哀，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城而过，来到重庆北碚一小山上落土安葬，并主持了公祭，场面肃穆，极尽哀荣。冯玉祥亲自为老部下题词：“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

举国同悲！延安也为张自忠等殉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精­忠报国”的挽词。

以后，冯玉祥又书写了“张上将自忠之墓”的墓碑。墓地广植梅花，小山被命名为“梅花山”。张自忠由此又被称作“梅花上将”。

据说，张自忠牺牲后，他的副官朱增源为他守墓10年。

长沙：坚壁清野，焦土抗战(1)

1938年11月12日深夜（一说为13日凌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在古城长沙燃起。大火持续烧了几天，长沙变为一片废墟，几千人葬身火海，数亿财产毁于一旦，长沙也因此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被列为二战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4座城市之一。因为长沙大火发生在夜晚，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故而此次大火也被称作“文夕大火”。

事后，中央社发表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文章，这样评说了这场大火：“……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焦土抗战”被看作国民政府全国抗战时期积极御敌的一个范例。其实，“坚壁清野”和“焦土政策”在中西方战争史上都有记述。抗战中，最早提出“焦土政策”的应是李宗仁。全国抗战之初，主张完全抗日的他就发表了《焦土抗战论》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蒋介石也赞成这种主张。武汉沦陷前夕，他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各界的强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蒋介石两次来到长沙召集军政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决定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方针。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在武汉沦陷前做好“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致使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施落入敌手，为敌所用。

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关于对长沙焚城的密电送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按说，陈诚是军事长官，张治中为政府首要，焚城任务下达给能掌握战局动态的陈诚更加适合，但蒋介石对陈诚在武汉没有贯彻好国民政府的决定很是不满，于是把此次焚城任务下达给了张治中。

张治中立刻召集长沙警备司令和省保安处长商议，制定“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的方针；组成“破坏长沙指挥部”；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做了具体规定。张治中批示：“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

12日深夜，也有说法是13日凌晨两点，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查实后报告说是“失慎”所为，但消防队已擅离岗位，没有人扑救，火势失控，一小时左右，全城就变得火光冲天。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以为天心阁方向的火光是放火信号，便一齐点火，霎时，长沙城内浓烟滚滚，热浪滔天。很多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半夜起火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在长沙，两人急忙撤离，随身只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等到他们到达湘潭时，长沙城已一片火海。

大火烧了几天，说法不一，有说两天两夜，有说3天3夜，有说5天5夜。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这样在一场人为制造的大火中遭到了空前浩劫，地面建筑毁坏到几近于无。战后的官方统计表明，直接死于大火的市民有3000余人，全城街道、建筑90%以上被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万亿元……受害最严重的当属广大百姓，他们即使逃出火海，劫后余生，但从此失去家园，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再也难觅栖身之地……

长沙变成了一片焦土，可恶的日本人却没有立即进攻长沙，只是派飞机在长沙上空拍了照，又在广播报纸上大肆渲染，对蒋介石政府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说大火后的长沙“全城如舔”。有些中国民众开始指责政府。为平众怒，大火后第三天，蒋介石又来长沙，下令逮捕首事人员，并限两天内结案。两天后，审判结果出台，长沙警备司令被判有期徒刑10年，保安处长、警察局长均被判有期徒刑7年。但蒋介石对审判结果不满意，批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

长沙：坚壁清野，焦土抗战(图)(2)

面对责难，张治中说：“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他回忆说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作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蒋介石勇气可嘉，承认了指挥上的失当。

“文夕大火”和“花园口决堤”被认作中国抗战时最为严重的两起事件，都是人为所致，受害最重的都是中国老百姓，但直接动因都是为了抵御日本侵略。

日军将领登上岳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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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夷为废墟的长沙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是连续6年里，中日两国军队进行的4次长沙大会战，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全国抗战期间，长沙城遭日机轰炸达100多次，120多条街巷变成残垣断壁，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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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四川(1)

走笔四川，一泻千里！

我是四川人，哪怕是四川的一草一木，都让我眷恋。四川是个历朝历代都出大家的地方，人不但有灵气，而且有骨气。全国抗战8年，四川不仅有30万军队出川抗战，还为各战区输送兵员近300万；战时政府的钱粮支撑，主要也由四川承担；抗战最艰难时期，一个四川省就大约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四川，是背负抗战责任的壮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境内军阀割据，混战不休，但在外侮面前，广大民众和大多数川军将士都表现了拳拳爱国之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8月，各路川军将领集议抗战事宜，决心放弃前嫌，统兵14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Сhā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川军前脚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后脚迁都到了重庆。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近8年时间，四川一直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四川人民却始终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一直伤亡惨重。经过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兵额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沦陷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地域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几近枯竭。大后方，尤其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征兵任务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中，虽然一些地区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但那并不代表主流。

很多四川民众送子上战场的故事催人泪下：

安县曲山镇青年王建堂与朋友分头串联了100个青年，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就在他们开拔前，县政府收到了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的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相反，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

四川兵在各战场都很受欢迎，他们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往往还没等到分配，就被各部队闻讯抢走。

1944年，为解兵源短缺之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动员青年从军。这一年，四川多所大学校园内，宣传从军的标语随处可见，巡回演讲往来不断，­操­场上的“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其中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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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四川(图)(2)

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四川一省征兵，无论配额与实征数额，均约占全国总额的1/5，居全国第一；全国约有15万知识青年登记从军，四川一省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第一。全国抗日军队中每不到10个人中有一个是四川人，因此中国军队有了一句俗语，叫“无川不成军”。

四川是抗战的大基地，四川是抗战的大熔炉，四川人民在全国抗战8年时间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前方将士浴血沙场，缺衣少粮，作战艰苦，牵动着后方爱国军民的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Ｇao潮。

在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在场的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

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四川各界组织的各类募捐活动从未间断。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仅四川民众前两次献金总额就达6至7亿元。这笔巨款，都是四川人民的血汗钱，多用来购买了战场急需的飞机、大炮、枪支等武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随着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主要的粮食负担。为此，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和文告等，四处宣讲缴粮是爱国行动，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山道上，田垄间，时常可以看到肩挑背扛、络绎不绝的送粮农民。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有些地区的农民饿着肚子，甚至饿得奄奄一息，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全省人民还担负起了“大后方”的建设重任。四川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省份，但大轰炸并没有摧垮四川人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凝聚力。虽然轰炸频仍，但工厂不停工，工人们加班加点为前线赶制被服和武器弹药。藏匿山中的工厂更是夜以继日地不停运转，每到夜晚，厂房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隆，这一景象构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诗篇”。

前去重庆轰炸的日军飞行员头系战旗布条，以示“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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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

因为收藏，我有幸与一些出川抗日的川籍老兵相识，相交。通过他们，更增添了我对四川的热爱。这些老兵虽然都已进暮年，但谈到人生那段打鬼子的辉煌经历时，依然声若洪钟，情绪激昂。他们是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重。

中国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四川，功不可没！

鏖战长空的中国“战神”(图)

淞沪会战前，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人训练的。据说，为了这支空军，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都大把大把地掏了腰包。在战时空军领导序列中，宋美龄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如果没记错，这是她担任的惟一军职。

强大的日寇已大军压境。宋美龄在顾问陈纳德的陪同下观看意大利人的训练成绩，结果，陈纳德说：“第一架飞机在着陆时冲出跑道，栽进了稻田；第二架翻了跟斗，飞机起了火……11架飞机有5架在着陆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仪态万方的宋美龄看过，先是大惊失­色­，继而“急得哭了起来”……

战争没有给稚­嫩­的中国空军以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开战之初，中国列入编制的飞机只有300多架，并且大多­性­能很差；而日军的新式作战飞机就有2000余架之多，不但­性­能先进，飞行员训练水平世界一流，而且有庞大的飞机制造业做后盾。

战祸降临，全面落后的中国空军挺直身体，奋勇迎敌。1937年8月，日军出动王牌轰炸机队，从台湾起飞，偷袭南京、杭州等地的中国空军基地。我空军以陈瑞钿、黄泮扬、黄新瑞等归侨飞行员为主力，迎头狙击，以0比6大获全胜，首战告捷。为纪念这一不凡战绩，8月14日这一天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国的“空军节”。

我收藏了几张抗战时国民政府印制的“航空会员证”，上面航空委员会总­干­事、分会会长的署名都有变动，惟独不变的是总会长蒋介石的名字，足见“空军”在他心中的分量。每一个会员证上，都清晰地印着“蒋委员长”在首次空战告捷后的“航空训词”。他说：“现在要救我们的国家，惟一可靠的力量就是空军。”一番论述之后，他又强调，“如果能加倍努力，四年以后，即可以与敌力抗衡，所以空军是救国惟一的力量。”

抗战第一年，是中国空军大丰收的一年，空军官兵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击落日机200多架，大大挫伤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日军战机轰炸我国江西、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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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战之日起，由于空战频繁，中国空军损失的飞机得不到补充，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困境。但广大官兵不畏强敌，用智慧和生命与敌鏖战，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涌现了大批威震敌胆的空中英雄。

1939年，昆仑关大战，中国空军战绩辉煌。12月27日，数倍敌机向中国空军扑来。激战中，第三十二中队队长韦一青击落一架敌机，正追击另一架敌机时，不幸被后面的敌机击中，坠落在敌我阵地之间。中国陆军官兵见此情景，含泪拼杀，不惜一切代价把英雄的遗体抢回。

1941年3月，日军空袭成都。中国战机升空迎敌。这一役，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因牺牲惨重，撤销了番号，改称“无名大队”。以后，“无名大队”队员都佩戴“耻”字臂章，明志雪耻。

……

中国空军中，归侨空勤人员占有相当比重。他们知识层次高，技术水平好，能征善战，智慧过人，英勇杀敌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意识到增强祖国的空中力量对于抗击侵略的重要­性­，于是纷纷创办航空学校和航空学会，为祖国培养和输送空勤人员。从1932年起，一批批学员毕业，由各地华侨资送归国。综各方统计，抗战期间，至少有300名华侨空勤人员回国服役，仅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陈纳德的“飞虎队”也吸收了不少华侨青年。

得道者多助(1)

在对日空战中，因为有苏联援华空军和美国援华空军的加入，使发生在中国上空的空战场面更加宏大，气势更加震慑人心。苏联和美国援华空军的无私援助，不仅让孱弱的中国空军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而且越发强壮。尤其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美空军联合作战，最终剥夺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空中优势。

1937年，当中国抗战正举步维艰时，第一批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来到了中国。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援华空军志愿队全部撤回国内参战止，约有500多名苏联志愿航空人员来华助战，100多人牺牲在中国战场。

“陈纳德”，这个中国抗战时报纸、杂志、广播出现频率颇高的外国人的名字，始终和“飞虎队”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陈纳德，也就不会有驰名世界的“飞虎队”。

早在1937年5月，陈纳德就来到了中国。两个月后，全国抗战爆发。陈纳德目睹了几乎没有防空的中国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满目疮痍，民生凋敝。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又多次亲历了日军对重庆的毁灭式轰炸。在强势的日军面前，中国防空显得薄弱至极，又混乱不堪。“有一次，一门徒劳无功的高­射­炮还几乎要了我的命。”陈纳德回忆，“当时，我正站在我最喜欢待的教会的山坡上，山下新安装的一门炮­射­出的第一枚炮弹打飞了我的帽子。接着背后又发来第二发炮弹。我只好扑倒在地，在中国人炮火的压制下，继续观察空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