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可能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几个世纪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因此繁荣昌盛。那种国家的自豪感最强烈地体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茨威格生于一八八一年，他这样描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普通维也纳市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国会辩论或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据他说，路人不会仰望漫步街头的豪绅或总理，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位女售货员或者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

且看这份家庭记忆：

有一天，我家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说：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极度的悲伤使人莫名其妙，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没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

与茨威格一样，贡布里希的家庭也是维也纳犹太中产阶级，生于一九〇九年。他的弄音乐的母亲与弗洛伊德和马勒相熟，姐姐则是勋伯格圈子里的常客。二十世纪初维也纳人如何看重艺术教养呢，他说：

我不能否认这里有某种附庸风雅的成分。但如果不介入这种文化气氛，不介入音乐、文学和艺术，人家会看不起他，社会不会接受他。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乃是一种过失。

人与城市的落难总会引我留意：贡布里希幼年目击维也纳历经一次大战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之后长期经济衰敝。学校中有教师饿死。祖父破产了。面包牛­奶­实行配给，家人不得不奔走黑市。他与姐姐曾被分别寄养的家庭户主是棺材匠与地方警察。

茨威格的童年记忆似乎仍在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流亡也始于这座城；贡布里希日后毕业的维也纳大学依然如昔，街对过就是我所到访的贝多芬故居。多半欧洲的都城皆历经两次战争的大毁劫，无论遭遇战火，或被中国称作“历史机遇”的更新，每座欧洲的城邦都不愿背弃自己的记忆。茨威格写道：当首演《费加罗婚礼》的城堡剧院面临拆毁，“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是参加葬礼”；当伯森道尔夫音乐厅也将拆毁时，最后的演出闭幕了，观众鼓掌，哭泣，全场灯光关闭后，没人离开座位。“当我们是大学生时，曾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和文章进行斗争，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像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都市的灵魂。除了地名，我们的都市在乎灵魂？！林徽因、梁思成，早经归于历史的轻尘。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二十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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