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只能取用既有的文明思想资源,他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当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当主流社会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的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迁恋路旁鸦”。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但这个天才怀才不遇,他也特立独行。据说他长相奇特,言行奇特。“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跟人谈话时爱说笑话段子,谈诗论文时蓬头垢面,不屑于也没有时间洗漱。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他居然跳到桌子舞蹈之。送客时,他也不知去向。在京师日,他曾拉不相识人同饮(龚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召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之为“龚呆子”。
但当时的官绅大老阮元,晚年退居乡间,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对求助者也较冷漠,只有对龚自珍例外,并极为大方。只要龚自珍来拜访他,“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因此他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是接近现代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有边塞阳刚诗意:“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他更有为东土万有生民的祈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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