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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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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