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郭嵩焘的建议似乎并未立见采行。直至次年末，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江苏帮办军务的胜保奏请朝廷在各省推行厘金后，湖南才在咸丰五年四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以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以郭嵩焘兄弟作为襄办。而曾国藩则于八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74曾国藩在衡州时，并未得厘金之济，其奏折与书信中，也并无厘捐之踪迹可循，筹饷仍是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75以至于他不得不截留途经湖南押解北上的广东协饷、湖北船饷，用以购造兵船。而劝捐之寥寥，更使他不得已板下一副面孔，开始向湘中之大户“勒捐”，即强制摊派，大户若抵制，则不惜动用拘押的手段，迫使他们捐助军费。首当其冲的，有安福之蒋家、长沙之常家，安化之陶家。76

安化陶家，乃湖南当时颇负时望之名臣陶澍之家。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与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于任上，为有清一代名臣。陶家此时主事的是陶澍的独子陶桄，而陶家又结了两家很有名气的亲家。一为曾国藩之京师旧友，现在贵州剿匪的道员胡林翼，胡妻为陶澍之女，因而是陶桄的姐夫；一为曾国藩之新交，意气还算相投的朋友左宗棠，左宗棠曾在陶家坐馆，是陶桄的老师，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桄，兼有老丈人的身份。有了这几层关系，一般人是很难拉下脸来的。可曾国藩一根筋，认准了国难当头，大户理当出钱报效国家的死理，硬是盯住了陶家。况且他奉命带水陆大军一万东征，仅口粮非八万不办，也只有硬下心肠，冷脸勒捐这一条路好走了。陶家只捐一万，而且要分次给付，曾国藩坚决不允，非三万不可。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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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15)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所奏荒谬之至”。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以辩，有“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曾国藩著交部议处。80

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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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16)

现在回过头看其衡阳练兵的成果。经过数月的苦心经营，十二月初，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在向老师报告消息时，他透露此军全用乡勇，不用营兵。“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82其水师的规模、营制有一个陆续完善的过程。曾国藩曾自叙创建水师过程如下：

咸丰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时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衡州，始告余以广东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衡州，告余以长龙船式。于是纠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厂于湘潭，共造快蟹四十号。长龙四十号，舢板八十号。快蟹配四十五人，摇桨者廿八人，橹八人。长龙配廿四人，摇桨者十六人，橹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摇桨者十人。每船柁工一人，头工一人，炮手数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驾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于众桨手中，置火弹手数人。于是规模略备。……

余既于癸丑（咸丰三年）冬创造战船，设立水师十营。甲寅（咸丰四年）三月廿八日，以五营击湘潭之贼，以五营击靖港之贼，军士溃败。五月以后，在长沙修复船只，重整规模。六月，克复岳州。七月、闰七月扫荡岳鄂之间江面七百余里。搜剿黄盖、斧头等湖。八月，克复武昌、汉阳。于是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83

水师而外，陆勇之最大变化，是他对陆勇的营制与招募遣散方式进行了改革。而之所以锐意改革，是他决心“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84湖南乡勇，最早出自江忠源编练的新宁勇，统称楚勇。楚勇在广西全州蓑衣渡一战成名，此后随江忠源四处征战，俨然劲旅。曾国藩起先也看好楚勇，但不久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怀疑。第一件事是，江忠淑带楚勇赴援江西途中，未遇强敌即闻风溃散。

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国藩）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于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譟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85

另一件事是，太平军撤围后，江忠源所部楚勇二千余人拥到江西巡抚衙门求赏闹饷，甚至对江兵戈相向。其中千余人，次日哗散还乡。曾起初不信，后亲见数百人逐队而归，“以是寸心日夜焦虑”，原拟练勇六千交江忠源带领东征的想法也发生了动摇。“若如造谤者之言，万有一实，则勇之不可用，与兵相去亦无几耳。”86于是两人书信往来，讨论兵勇之优劣。江忠源认为，“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论目前搏击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实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他认为，只要多物­色­罗泽南、王錱这样的将领统带乡勇，“则收勇之利皆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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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17)

曾国藩接受了江的意见，且未雨绸缪，从训练、择将、招募、遣散与营规营制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订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求打造一支全然不同于八旗与绿营的、有纪律和战斗力的军队。下面简略介绍一下他的做法。

首先是训练。清军战斗力之窳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训练，而缺乏训练的军队无异于乌合之众。训练分两个方面，一是练，指军事；一是训，指纪律。“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现在募勇，自辰（上午七～九时）至申（下午三～五时），无刻不练。亲与训诫，有扰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解积习之万一。”88

在募勇上，曾国藩坚持宁缺毋滥，尤其注重新勇的素质。他认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故首要的，就是把住招募这一关。他所制定的营规，最前面的两条，一是入募的兵勇，必须造册具保，籍贯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必须登录，做到有案可查；好处是，一可戒绝游民混入，二可详细掌握士卒的情况，聚则易于管束，散则便于遣归，遇有开小差逃亡者，也便于按册查捕。一是入募者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89这样做是取法于戚继光，“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90曾国藩之所以看重农夫，亦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91有了好素质的兵勇，还要约束以好的营规，共计七则：

禁止洋烟：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处罚后开除）。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

禁止赌博：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哗：平日不许喧哗，临阵不许高声。夜间有梦魇、乱喊乱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许接声。

禁止­奸­­淫­：和­奸­者责革，强Jian者斩决。

禁止谣言：造言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张皇贼势，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禁止异服：不许穿用红衣、绿衣、红带、绿带，不许织红辫线，不许扎红绿包巾、印花包巾，不许穿花鞋。92

曾国藩所定营规，寥寥数条，甚为简约，目的是造成一种不尚虚文的风气。“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93

此外，他还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为使人人牢记，曾国藩后来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以歌谣的方式要兵勇们背诵牢记，可称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爱民教育素材，也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后来之治军者，均不能出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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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18)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94

《爱民歌》而外，曾国藩还撰有此类歌谣多种，多是用以训育乡勇的，范围十分广泛。如《保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等。其时参军农民多不识字，以这种歌谣形式传授军规与作战要领，便于他们记诵、遵守。他制定的营规，除约束乡勇，防止扰民之外，还有一层爱护陶铸的含意：“吾辈待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95

为了克服绿营兵“兵与兵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的弊端，湘勇的招募，均由统领亲自坐镇，而不假手于他人。曾国藩将之归结为湘军建军之“良法美意”之一。“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96如此，则由统领至兵勇皆由自选，层层递进，每一兵勇与其直接长官，每一级主官与其直接上级，均同乡同里，不仅熟识，而且忠诚，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

《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19)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由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军队，只效忠于原招募者，故外来将领难于统带，即使一时统带得了，也难以保证其始终服从与忠诚。这样，湘军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旦某军统帅病故或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如新田县令施济之子施恩实，募新田勇五百随曾国藩东征，恩实病归，曾氏檄唐训方代恩实为将。唐训方是常宁人，不为新田勇所认同。“公（即唐训方）曰：将与兵不习，非计也。乃资遣新田勇，而募常宁勇训练之，命曰训字营。隶罗公（泽南）部下。”97

又如，湘军大将鲍超因病回籍调养，其所部“霆字营”需派任新统帅。鲍部下最具资望者有宋国永与娄庆云二人，宋国永一直在军中，而娄庆云早已调任正定总兵兼署直隶提督。曾国藩认为宋治军不严，故奏调治军严明的娄庆云接任主将。不料消息传开，“霆军各将领久畏娄庆云之严明，公禀不愿隶其部下”。霆军拒娄拥宋，大出曾国藩意外。他原以为娄出自霆营，回任应无问题，孰料娄离军已久，原有的人脉散失。娄庆云亦以“霆军人数太多，弹压匪易。各将领共事已久，势分本相等夷，……情谊既有未孚，临急必难得力，不敢冒昧接统”。98曾乃不得不下令将霆军遣散，由娄庆云从旧勇中另行招募成军。胡林翼亦曾以枝叶相生譬喻此制：“凡勇总要撤后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现在的营伍而易将。旧营伍而易新将，犹束散枝而为薪，不能枝枝叶叶相对相当，生气勃勃也。撤后即日招募，则耳目­精­神归于一，如活草活树，枝叶自然相生也。”99

曾国藩认为，湘勇虽最初为朴实强健的农民，但当兵久了，朝气渐消，暮气渐深，同样会变成兵油子。“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100为此，他采用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对军纪不良之部队，战事稍纾，便会予以遣散，派将领还乡重新招募组建新的营伍，一求更新素质，二为保持朝气。久之，这种遣散整编或重新征募的做法，便成为湘军不成文的惯例，是湘军得以吐故纳新，长久保持其朝气与战斗力的基本原因。

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编练湘军，将本该属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效忠于私人的军队，是开了近代军阀的先河。但分析曾国藩建军的初衷与本旨，这种说法未免倒果为因，过于表面化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乃鉴于八旗、绿营之腐败，其措施均针对官军之弊端而设。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乡同里之人，其命将之所以强调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恶仗，不能扭转官兵胜则相争，败不相救，一遇强敌，稍触即溃的状态。而后来之军阀任人唯亲，则唯恐属下跟从不久，绝无遣散老兵，重募新军的举措。一为公，一营私，其动机判若云泥，又岂可同日而语呢？譬如历史上岳飞有岳家军，戚继光有戚家军，从没有人说他们是为军阀开了先河，曾国藩的湘军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学者，不可厚诬于古人也！

曾国藩是文臣，并无督带兵勇的经验，以一外行人而负担练兵作战的大任，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其入门的军事老师，即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祖籍河南，生于山东济南鲁桥，出身于将门之家。戚“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朝嗣父职，后历任都指挥佥事、都司、参将，先后在山东、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时，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嘉靖四十年后，倭寇连续进犯浙、闽，戚继光屡挫凶锋，连战克捷，斩俘数千人，东南宿寇几乎扫数而清，朝论以戚为首功，升任总兵。其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故能“飚发电举，屡摧大寇”。隆庆初年，北方边患严重，戚调任京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后又以总兵镇守山海关至薊州一线长城十六年，任内加筑敌台千二百座，“­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京师赖以为安数十年。我们今日所见雄踞京、津、冀一带敌楼逶迤挺拔的明长城，多成于戚氏。权相张居正死后，遭万历皇帝清算，戚继光以亲附张遭贬黜，郁郁不得志而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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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20)

曾国藩练兵，“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103戚氏练兵，首重节制，“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功夫，从何下手？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104戚氏所谓的“节制”、“束伍”，在当时称为营制，其实就是今日军队的编制。

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罚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繁之法也。105

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于简单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节制之军队，恰如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这也正是绿营制度的弊端。曾国藩有鉴于此，到衡州之后，即注重于营制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营，衡阳改制后，其营制扩增为五百。107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队）抬枪，二、四、六、八（队）刀矛，三、七（队）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营置）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队）主炮，二、四、六（队）皆刀矛，五（队）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在其）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用）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每）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108

新营制一大特点，就是每营都列入了“长夫”这一编制。所谓长夫，类如后来之辎重队，专为军队行军扎营运送辎重粮秣之用。这样，湘军每营之人数实际上达680人之多。增入长夫，也是曾国藩一项重大改革，为的是解决兵勇扰民的问题。官军最大，也是最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军兴调发，……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马车，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109

《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21)

清军作战不行，扰民却无处不在，故民间的口碑，多说官兵的军纪不如太平军，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现了怕官军甚于太平军的现象。这种局面不尽快扭转，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战争并非只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夺，民心一失，大势随之而去，接下来就会是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其治军，以爱民为怀：“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110增添长夫，发放帐篷，为的都是防止军队扰民。因为当时官军最为民间所诟病者，一为强行派伕，一为强占民房也。配备长夫，行军时可运送军辎，屯驻时可挖壕筑垒；配备帐篷，则扎营无须强借民居，为从根本上杜绝这两项弊政创造了条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誉，郴、桂一带，多称仁义之师”。111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薪饷从丰，如上所述，比之八旗与绿营，湘军的薪饷要高出很多，由于军费自筹，朝廷亦不能限制其薪额。这就使从军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保证了湘军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绝的兵员，而且兵员的素质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国藩还制定了很高的赏格标准与严厉的惩戒办法，以激励乡勇奋勇作战。

湘军与官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构成。曾国藩对官军之腐败窳劣深恶痛绝，故在自己编练的新军中坚决不用军官（塔齐布等少数人例外），“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密者”。112也就是说，湘军的构成，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官，则是乡里土生土长的儒生。

在这里我们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观念：书生无用论。这个观念出自一首诗，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武进有个名叫黄景仁（字仲则）的文人，少年颖慧却沉滞于科举，时乖命蹇，落拓终生，35岁时病死于逃债的路上。但此人诗作的好，有《两当轩集》存世。所谓物不平则鸣，愤懑出诗人，穷愁出诗人，其穷愁不遇时，曾作《杂感》一首以自讽。

仙佛茫茫两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只知浓夜不平鸣。百无一用是书生。

风蓬飘尽悲歌气，莫因诗卷愁成谶，

泥絮沾来薄悻名。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辗转流传，竟成为喧腾于众口的俗谚。似乎书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无缚­鸡­之力，只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腐儒。其实不然，此诗用作曹雪芹、黄仲则这类潦倒文人的写照尚可，但却不足以作为旧时书生的定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乃文人，多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者；后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国，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陆王心学，什么东西一旦流行，流弊随之而来，致使文人热衷于清谈、党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骛名争胜之心。“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谓清谈误国，晚明为一例也。故明末之遗民，多对浮夸空泛之文人习气深恶痛绝。如顾炎武与友人书信中论及此事，引宋代刘挚言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13又云：“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114而清初崇实笃行之大儒颜元，更是将文人以之自傲的诗文字画，称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于玩物丧志也。

《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22)

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116

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质”者。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又云：“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而“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117

湘勇之初起，带兵官员均为土生土长之书生。如罗泽南、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濓、谢邦翰、李元度、李续宜、曾国葆、刘腾鸿等，都是本县的生员或童生，他们生长于本乡本里，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勇就是经他们手募来，彼此结下一层同生共死的关系。他们又有文化，于军事易于入门，又具备儒家之价值伦理与修齐治平的抱负，较少沾染到官场的习气。故实在是曾国藩所求的那种“无官气，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之军官的不二人选，故经长期战争历练之后，幸存者多能成长为一代名将。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营官者，塔齐布、周凤山等虽为绿营军官，但已在练兵与剿匪过程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而储汝航、成名标等被任用，则出于他们原来就是水师军官，有指挥水师的经验；朱孙诒、夏廷樾原为地方官员，其任用，也是因为他们为官清正，且都有带兵剿匪的丰富经验。鲍超、杨载福等出身行伍者，则是在练兵、作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而绝大多数营官，则由土生土长的儒生出任，是营官的主体。由此可知，在选任营官上，曾国藩确实贯彻了他的标准，而非说说了事。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些儒生确实勇猛敢战，在历经长期战火洗礼后，幸存者多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由此可见，所谓书生“百无一用”实在是偏见，事实是，任何事业没有书生（或者更广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绝难成就的。某些蓄意张扬书生无用论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别有用心的反智论者与惯于愚民的巨­奸­大憝。一支由文盲组成的军队必然是乌合之众，而书生的参与、领导，会赋予这支军队以理念、兵法、谋略和纪律，犹如将散乱的砂石砖瓦筑成坚固的军垒，湘军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都是由犷悍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平军何以最终败在湘军手下，因素有多种，但知识阶层的不认同、不支持、不参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曾国藩评传》衡阳建军(23)

吴文镕的堵城之败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后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湖北形势危殆。朝廷催征的上谕，急如星火；相知于莫逆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相继战死，使曾国藩的压力倍增。终于，战船于二十六日赶造完毕，计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拖罟一艘以为座船。此外，还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钓钩船）一百二十号，炮位四百多，另雇有装载辎重的民船百数十号。招募成军的水勇五千人，分为正副十营，其中在湘潭所募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在衡州所募六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另募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为营官。以塔齐布为陆路先锋，以褚玫躬为水师总统，总计船只近五百，官兵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18

两日后大军自衡州启程，溯湘江北上，时为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踞曾国藩墨绖出山，刚好过了一年。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面对能征惯战，人数几倍于己的太平军，究竟有几成胜算？“事之成败，不暇深思，……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119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立于座船之上，沐浴于江风之中的曾大帅，回顾一年来的种种，一定感慨万千。但面对眼前如林的樯帆，壮盛的军容，感慨中更应有一种意气风发，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亲手打造的新军，可以实现亡友遗志，一展澄清之夙愿了。

《曾国藩评传》注释(1)

1“曾文正时在长沙，迭奉诏会办湖南拨兵募勇、团练、保卫各事宜。日与公（指张亮基）及文襄、忠烈感慨深谈，以共负山驰河相振勖。至是，深惜公去湘之速，偕罗忠节、王壮武、刘武慎、江壮节、李忠武、李勇毅随军远送，临岐殷殷握手，互勉为国效力，相约日通消息以觇南北贼情。”张祖佑辑《张惠肃公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四辑之63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343页。文襄即左宗棠，忠烈即江忠源，罗忠节即罗泽南，王壮武即王錱，刘武慎即刘长佑，江壮节即江忠济，李忠武即李续宾，李勇毅即李续宜，因系多年后追述，当事人均已身故，故以每人之谥号为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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