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康知道皎月正等待他的回信，早些告诉她来杭的日期，他也同样期待。可他不能贸然叫她来了，他已发觉到厂里的微妙变化，一种不祥的预兆正悄悄出现。他发现那些空降而来的领导很少出现了，渐渐地销声匿迹；他发现进出大门的汽车少了，有点“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感觉；他发现那些“长”们“家”们脸上都像结了一层冰，表情凝重；他觉察到全厂弥漫着黑云压城的压抑气氛，就像大暴雨来临前的天气。子康心里疑惑，难道他一直担心又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真会出现吗？

工人们还在照常上班，机修工们仍在车间里安装机器。工人们就像闷热天气里池塘里的鲤鱼，都感受到了厂里气氛不对，不时地冒出头来吹两个泡泡。大家无心­干­活，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众人也难辨是真是假，想找领导问问，他们能找到的最高长官还是李主任，可他也不掌握内幕，知道的不比别人多。李主任倒很有信心，他说：“不可能倒闭的。我还想再­干­几年顺利退休呢。国家下了血本，花了一百多万呐，怎能说下马就下马，工厂倒闭了国家的钱不就打了水漂？这个损失谁承担得起！”

子康听了李主任的话，还是将信将疑，惶惶不可终日。

是祸不是福，想躲躲不过。这一天，工人们正准备上班，突然接到通知，说不用上班了，全体到办公楼前面集合开会。

子康和大柱急匆匆最先赶到。三层高的办公大楼内空无一人，­干­部们早作鸟兽散，他们有办法进来自然也有办法出去，本来门庭若市的办公室都铁将军把门。整幢大楼因静默而平添几分肃穆，也隐含一股萧瑟的气氛。地面的垃圾几天没人打扫，到处是树叶和碎纸屑。墙上张贴的标语、报表已被雨淋得褪­色­脱胶，秋风一吹，就如清明时分坟头上的纸幡哗啦啦飘舞。

工人们陆续从工棚里出来，住在厂外的也汇集到一起，大家站在楼前的空地上，很快聚集起四五百名工人。大家神­色­不安，表情严峻。

这时一辆吉普车从外面开来，走下三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家以前都没看见过。三位领导匆匆从人群中穿过，径直走到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其中一位手里还提着一只喇叭。他们面对职工站定，中间一位举起喇叭居高临下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请肃静，我们是省纺织厅的，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有一件事情宣布：经省政府研究决定，杭州人造丝厂即日起全线下马，全体工人，包括车间领导，一律遣返原籍。”

工人们心中的疑问得到了证实，虽然有所预料，还是如遭了雷击，都快晕过去了。短暂的静默过后，人群炸开了锅，骂娘的骂娘，跺脚的跺脚，有几个女工当场哭出声来。一个女工高声哭喊道：“我不回去！我妈病了，就靠我的工资维持生命，我不能没工作，不然我妈就没命了。妈妈哎，妈妈呀，我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活啊？呜呜呜……”

女工的哭声刺到了各人的痛处。有人愤怒地冲着二楼喊：“为什么？为什么要我们回去？给个理由！”

“当初招我们进来，说这是国营企业，工人终身有保障。现在怎么说让走就走，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人不是货物！”

“对，政府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

喇叭里传来语重心长的声音：“工人同志们，咱们厂的人造丝生产遇到了困难，严重亏损啊。大家知道吗？厂里每生产一斤人造丝，亏损的钱就可以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者一块上海牌手表。不得不停工啊，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这样的傻事我们不能再­干­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那时的“三大件”，许多人以拥有它们为荣，而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拥有哪怕其中之一。越­干­越亏损，且亏损这么多，工人们以前的确不知。

人群中又有人喊：“我们只管­干­活，亏损不是我们的错，是头儿们的事。当初怎么没想到，现在为什么要我们承担责任？”

另一人也说：“对，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想靠劳动混口饭吃。”

一个女工说：“我在棉纺厂实习了半年，会做挡车工，请求去棉纺厂做工。”

大柱也喊道：“我们要求去麻纺厂做机修工。”

喇叭的声音又起：“我知道大家为工厂的建设尽了心出了力，要求工作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减产，有些地方甚至绝收，国家面临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将要崩溃，城镇养活不了许多人。所以党中央作出了‘­精­兵简政’的英明决策，将在全国范围内­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我们厂只是第一批，以后别的厂，别的单位都将­精­简，所以去别的单位是不可能的。不要留恋城镇，都到农村去，土地是我们生存之本，那里才能养活大家。”

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喊：“不是天灾，是人祸。”

“骗谁呀？农村里也没粮食，回去照样饿死。”

“我们不回去！要死也死在这里。”

“不回去，坚决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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